端午节最早起源于有多种说法。南朝宗懔《荆楚岁时记》对此记录甚为详实。下面就其原文摘抄如下，原文为繁体字，未断句，此为笔者所断句读，不妥之处敬请指正。
“五月俗称恶月，多禁忌曝床荐席及忌盖屋。
按异苑云：新野庾寔，尝以五月曝席。忽见一小儿死在席上，俄而失之，其后寔子遂亡，或始於此。风俗通曰：五月上屋，令人头秃。或问董勋曰：“俗五月不上屋，云五月人或上屋，见影魂便去？”勋答曰：“盖秦始皇自为之禁。夏不得行，汉魏未改。按月令，仲夏可以居高明，可以远眺望，可以升山陵，可以处台榭，郑玄以为顺阳在上也。今云不得上屋，正与礼反。敬叔云：见小儿死而禁暴席，何以异此乎？俗人月讳，何代无之，但当矫之，归于正耳。
五月五日，谓之浴兰节，四民并蹋百草之戏。采艾以为人，悬门户上，以禳毒气，以菖蒲或镂或屑以泛酒。
按《大戴礼》曰：五月五日，蓄兰为沐浴。《楚辞》曰：浴兰汤兮、沐芳华。今谓之浴兰节，又谓之端午，蹋百草，即令人有斗（dòu）百草之戏也。宗则字文度，常以五月五日鸡未鸣时采艾，见似人处，揽而取之，用灸有验。师旷占曰：岁多病则病草先生，艾是也。今人以艾为虎形、或翦彩为小虎、粘艾叶以戴之。
是日竞渡、采杂药。按五月五日竞渡，俗为屈原投汨罗日。伤其死所，故并命舟楫以拯之。舸舟取其轻利、谓之飞凫。一自以为水车，一自以为水马，州将及土人、悉临水而观之。盖越人以舟为车、以楫为马也。
邯郸淳《曹娥碑》云：五月五日，时迎伍君，逆涛而上，为水所淹。斯又东吴之俗，事在子婿，不关屈平也。《越地传》云：起于越王勾践，不可详矣。是日竞采杂药。《夏小正》云：此日蓄药以蠲（juān）除毒气。以五彩丝系臂，名曰辟兵，令人不病瘟。又有条达等组织杂物，以相赠遗，取鸲鹆（qú yù）教之语。”
按照宗懔《荆楚岁时记》的说法：端午节的由来可以分为这样几类：一是纪念战国时代楚国诗人屈原，这种说法现在呼声甚高；二是为了迎接伍子胥，这在《曹娥碑》中有记载：“汉安二年五月五日，迎伍君”。三是为了纪念曹娥，；四是为了迎涛神，相传春秋时吴国忠臣伍子胥含冤而死之后，化为涛神，世人哀而祭之，故有端午节；五是恶日禁忌。六是勾践操练水军说。《事物原始》（宋代高承所著）引《越地传》云：“竞渡之事起于越王勾践，今龙舟是也”。七是为了迎接夏至，刘德谦在《“端午”始源又一说》一文中认为宗懔《荆楚岁时记》并未提到五月初五日要吃粽子的节日风俗，却把吃粽子写在夏至节中。宗懔《荆楚岁时记》：“夏至节日，食粽。按周处《风土记》谓为角黍，人并以新竹为筒稯（zōng）。栋叶插（头），五彩系臂，谓为长命缕 ”。且其所记录的“踏百草”、“斗百草”、“采杂药”等风俗习惯，实际上与屈原无关，所以认为是迎接夏至。
我们可以看到宗懔(502——565年)《荆楚岁时记》所引用的是周处《风土记》。事实上，周处(238年-299年)的《阳羡风土记》，作为记述地方习俗和风土民情的著作，比《荆楚岁时记》要早好多年。宗懔(502——565年)，周处(238年-299年)。
对于端午节《风土记》记载为：“仲夏端午谓五月五日也，俗重此日，与夏至同。”而古代就有“五日同夏至”之说。当时，吃粽子并无特别的纪念意义，只是当作一种时令食品而已。俗有“食过五月粽，寒衣收入杠”，“未食五月粽，寒衣不敢送”之谚。意思是粽子一出现，岁序便转入夏季，这是一年生活转折的信号，不单单只是点缀节景。
《风土记》中记载:“俗以菰叶裹黍米，煮之，合烂熟，于五月初五至夏至啖之，一名粽，一名黍。”这就是“仲夏端午，烹鹜角黍”的由来。当时江南地区的端午节，人们已普遍食用用菰叶裹黍米粟枣的粽子，叫简粽，也叫角黍。
端午节在自家门口挂艾草、菖蒲等物，因菖蒲为世上五瑞之首，象征却除不祥的宝剑，因为生长的季节和外形被视为感“百阴之气”，叶片呈剑形，插在门口可以辟邪，所以被方士们称为“水剑”;后来的风俗则引申为“蒲剑”，可以斩千邪。周处编著的《风土记》中则有这样的记载:“以艾为虎形，或剪裁为小虎，帖以艾叶，内人争相载之，以后更加菖蒲，或作人形，或削剑状，名为蒲剑，以驱邪却鬼……”周处编著的《风土记》对后世各种形式的风土记产生过较大影响，也经常为多种民俗书籍所征引。
当然，还有其他的一些说法。比如说，闻一多在《端午考》和《端午的历史教育》中所倡导的观点“龙的节日”。他认为，五月初五是古代吴越地区“龙”的部落举行图腾祭祀的日子。
关于端午为恶日禁忌的说法在古代一直广为流传。在先秦时代，普遍认为五月是个毒月，五日是恶日，相传这天邪佞当道，五毒并出。据《礼记》载，端午源于周代的蓄兰沐浴。《吕氏春秋》中《仲夏记》一章规定人们在五月要禁欲、斋戒。《夏小正》中记：“此日蓄药，以蠲除毒气。”《大戴礼》中记，“五月五日蓄兰为沐浴”，以浴驱邪。
认为重五是死亡之日的传说也很多。《史记·孟尝君列传》记历史上有名的孟尝君，在五月五日出生。其父要其母不要生下他，认为“五月子者，长于户齐，将不利其父母。”《风俗通》佚文，“俗说五月五日生子，男害父，女害母”。《论衡》的作者王充也记述：“讳举正月、五月子;以正月、五月子杀父与母，不得举也。”东晋大将王镇恶五月初五生，其祖父便给他取名为“镇恶”。宋徽宗赵佶五月初五生，从小寄养在宫外。
为什么人们会将五月视为“恶月”，把五月五日视为“恶日”呢？这是因为仲夏五月，炎热潮湿，蚊蝇繁殖，毒虫出没，百病滋生，对于医疗条件极差的古人而言，正是极易染病死亡的时节。就目前资科看，至迟在战国时代，人们已经视五月为毒月、五月五日则为恶月中的毒日、恶日、死亡日。这样，在此日插菖蒲、艾叶以驱鬼，薰苍术、白芷和喝雄黄酒以避疫，就是顺理成章的事。并且人们还避“端五”忌讳，称之为“端午”。
在2011年出版的《乾县志》中关于乾地端午节的记载为：端午即农历五月初五，这天外家要给不满十二岁的外甥们送“油曲连”（用面食烙成的各式花型的饼，中间有孔，可以戴在儿童的手臂上）、粽子等。大人饮雄黄酒，小孩手足戴花花绳（五彩丝线合成）、香包，给门窗上插艾枝，以避疫就吉。
这其中只有“油曲连”为外地所未曾有过的民间习俗。“油曲连”（另有人认为应写作“屈原馍”，当地人叫做“油曲连”是以讹传讹的结果。）是陕西省关中乾县、礼泉一带在端午节所做的一种独特的面花，用剪刀、梳子等工具在面团上雕刻出花草虫鱼等图案，然后烘烤而成。之所以做成花草鱼虫图案，就是为了驱邪保平安，因为五月本来就是毒月，五日是恶日。舅舅将它送给外甥，外甥戴在手腕或者脖子上，可以平安成长。
当然，还有人认为秦打败六国，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封建帝国。但是自己的牺牲也很大的，人民为支持统一战争，几乎耗尽了精力，物质贫乏，人口减少。统一后，一切繁重的负担，比如兵役，劳役都减轻了，大家轻松了，是否要庆祝一下？于是就在胜利后的五月五日欢欣鼓舞，互相往来。秦人看重小孩，就在这一天，家人们就做出既带有贺庆孩子，又祝贺国家统一的食品——油曲连。后来大家争先仿效，形成了一种风俗，流传至今。
第三种说法则认为戴屈原馍并不是纪念屈原跳江而亡，而是为了庆祝屈原跳江而亡。为什么呢?因为乾县在春秋战国时代是秦国的中心地域，楚国是秦国最大的威胁，而屈原是楚国最主张抗秦的大臣，他的策略对秦国非常不利。所以秦国人一直担心屈原在楚国受到重用，好在楚王昏庸，最后气得屈原跳江了。秦国解除了一大威胁。秦国人当时站在本国立场上把屈原妖魔化了。屈原死了，秦国人当然要庆祝。他们把屈原做成各种形状的馍，戴在手上或脖子上，让孩子们吃掉，也就是把各种不吉利的妖魔鬼怪都统统吃掉。
那么，为什么舅舅家要给外甥们送曲莲馍呢？据说屈原死的时节正值关中小麦快要成熟的季节，当时秦国人也担心楚国来攻打，那样当年的小麦就难以收割，所以全国人都很担心和害怕。这时，屈原死了，秦国人大喜。据说这一消息是由一位在朝廷当官的舅舅从宫廷传出，传入民间的。因为这位官员的姐姐和外甥一直特别担心楚国来攻打秦国，天天惊恐，时时害怕。所以他一知道屈原死的消息后，立即告诉了自己的母亲。他的母亲连夜做了许多当时秦国民间祭祀时才做的面食，又把外甥夏天衣服拿上，第二天一早就送到女儿家，告诉他们屈原死了，警报解除，可以安心的收麦子了。
后来大家都知道了这一好消息，就都争先恐后地给外甥家送曲莲馍报好消息。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报平安送吉祥。这种风俗当时就在周边地区传开了，流传至今。时至今日，乾县的端午节，外婆都要给外孙“追端午”，要给孩子买一身衣服，送油曲连馍。
需要说明的是五色丝线为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象征五方五行的青、红、白、黑、黄五种颜色，这五种颜色被视为吉祥色。黄为中央，属土；青属木，主东方；白属金，主西方；黑属水，主北方；红属火，主南方。在端午这一天，孩子们要在手腕脚腕上系上五色丝线，以保安康。
除此之外，艾叶必须在太阳升起以前插在大门上，最好还是带着露水的那种。
乾州蕞娃（刘立军，关中平原、女皇脚下、城乡结合部的一名初中语文教师，有爱心、有信心、有耐心，热爱教育事业中年男子。性木讷，爱文学，常著文章以自娱。俯仰天地间，不求闻达于诸侯，但求无愧于我心）是一家以个人原创为主的文学公众平台，以推广乾县乡土风俗文化为主，间或涉及教育、文学随笔、影评、图文故事等。
我还是原来那个乾州碎娃，只不过把“碎”换成了“蕞”（乾县人读作suì）。写文化散文，让散文具有生活化气息的同时，又有一定的文化内涵，这是乾州蕞娃一直的追求。希望你在读乾州蕞娃文章的时候，既可以陶冶性情，又可以增长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