挣工分的日子,你还能想起多少?

戴建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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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9月4日金华日报九版刊发了本文

http://epaper.jhnews.com.cn/site1/jhrb/html/2017-09/04/content_1880138.htm

小于五十岁的人,现在已经很少知道,挣工分的事了。

挣工分,指的是大集体时代,农民靠在生产队里劳动,获取的每日工值。一般上,一个正劳力,每天的工分是十分。也就是说,能挣到“十分底分”,必定是犁耙耕耖、施肥打药、收割插种、四季农事,样样都拎得起,表明就是合格的农民了。

在一个生产队里,除了生产队长、扶犁把子、植保员,可以拿到“十分头”外,每工能拿“十分头”的正劳力,少之又少,大部分农人的一天工分值,都在八九分之间,而妇女因体力因素,最高的工分值都在五六分。

工分,除了作为分配粮食、柴草的依据外,如果收成好,年底还能凭工分总数到生产队领取分红。一般上,一个工分也就值人民币五六分钱。按这个工值计算,农村里一个正劳力的每天价值,也就五毛钱,农民劳动价值之低可想而知。

当时,农田承包责任制还没有推开,我们村分成十二个生产队,每个生产队二三十户人家,五十来口人,其中每天能下地劳动的劳动力,也不过三十来个人。这么一班人,搁平时的生产任务,倒也无所谓,但是到了农忙季节,抢收抢种,每个生产队,都会出现人手紧张的状况。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恰逢中学毕业,没考上大学,便回乡当了农民。

当农民,首先就得要到生产队挣工分。而我当时才16岁,因为从小体弱,发育迟缓,所以显得身材矮小,身高尚不足一米四十,乍一看上去,还像个小孩,完全属于青涩小毛头。

实话说,16岁之前,我一直在学校读书,从没涉及过农活,这次要到生产队里,正儿八经当农民,挣工分,便要从每一项农活学起。由于是大集体时代,任何人都有劳动的权力,尽管我不谙农事,但生产队里的人,还是包容了我的稚嫩,让我先和妇女一起,学习拔草、撒灰之类的简单农事。

对于每一个初入生产队的人,都要由一个工分值评定过程,就是让劳动者先试行一段时间,看看他的劳动能力,然而由生产队里经验丰富的老农,一起评定此人每日工值几分,这就是生产队里俗称的“评底分”。

我从未做过农活,拎锄头铲地、背粪桶浇肥,一切农活,对我来说都是陌生的,遥远的,因为,在我童年的梦中,从没有想过,有朝一日,会和我的父辈一样,成为地地道道的农民,和这些衣衫褴褛人,一起在土地上刨食。

农活干得不好,加上也不太懂事,所以,大家对我的工分值评定是:一天“两分半”。按这个工分值,等于我要做四个整天,才能抵一个正劳力的工分值。而平心而论,当时的四个我,也的确抵不了一个正劳力的劳动量。如果计算工分价钱的话,我劳动一天,只能值一毛二分五钱。这个工值,别说养家,养活自己都困难。

由于农活干得不出色,就处处招人厌烦。在生产队里,我属于不招人待见的一类,其一是我农活干不过别人,其二是我一身的书生气,动不动还满嘴“普通话”,除了地里的农活一问三不知外,天文道理讲得倒是头头是道,害得生产队上的人听不懂。

于是,队长对我特生气,每当听到我讲“普通话”,就会怒喝一声:“书呆子,有命的话,到广播里当播音员去,没命就好好给我干活,今天不锄完这畦地,你工分不要记了。”

农活干不好,是手艺问题,经常惹得队长闹怒,这可是态度问题。倒不是因为我有意要惹闹队长,而是我完全不懂人情世故,不懂生产队里的操作规程,我所接触到的,除了书本上的知识,就是社会主义大家庭中,农业社里人人平等。

每天傍晚收工时,队长会按劳动需要,分配第二天的生产任务。有一天,队长说,明天早上,劳动力到畈里插秧,妇女到后塘垅拔草。

我傻傻地呆在地里,好久才问队长:“我干什么活啊?”

队长看了我一眼,没好气地说:“你是劳动力吗?”

我弱弱地回答:“可我也不是妇女啊。”

话一说完,全生产队的人都笑开了。原来,生产队里只区分两种劳动成分,一种是正劳力,一种是妇女儿童。队长所说的妇女,自然也包括儿童在内。只是我初入生产队,根本不懂这些玄机,因此,经常闹出各种笑话。

每天日出而作,日落而歇,日子就这样在平泛、简单、无聊之中度过。

生产队里,养着四五头大水牛,一般上,养牛都是年纪比较大、吃不消干农活的老人或小孩做。队长看我农活干不好,力气又小,就说:“你还是去养牛吧。”

养牛,看上去挺轻松的,每天牵着几头“大水牯”,溜圈,饮水、喂料。农忙里,牵到田头,供“正劳力”耕地,农闲里,牵到后山吃草。

队上的牛中,有一头“大水牯”,块头特大,皮黑毛亮,牛角又尖又长,看上去挺吓人。我初次接管,牵着牛绳,还胆战心惊。后来,和“大水牯”混熟了,也就不怕了,每次看到我走来,“大水牯”还摇摇尾巴,“哞哞”地叫两声,表示欢迎。

我以为,养牛,就是这样牵牵牛绳,喂喂草料这么简单呢。其实不是,队里还有一种活,叫“耙田”,就是要人站在耙上,让牛拖着走,以便把耕好的地耙细耙匀。而这种“耙田”的话,需要个子小,牛拖的动的放牛娃来承担。

于是,耙田的活,落到了我头上。

牵牛还可以,但要我站在耙上,让牛牵着走,这活还真不容易。首先,人要在耙上站稳,如果不小心摔下来,让耙从人身上“耙”过去,非得要遍体鳞伤。我初次接手,人站在耙上,好几次差点摔进“耙塘”,幸好我拴紧牛绳,使劲踏稳脚心,才没有摔下来。

平时牵牛喂料时,对我挺温顺的“大水牯”,发现我也和别人一样,让它驼这么重的负担,也就不客气起来。也许“大水牯”欺负我个子小,开始渐渐地使唤不听。我拴紧牛绳,想让它前进,“大水牯”偏偏倒退着走。

看到“大水牯”不听使唤,我心一急,就挥起牛鞭,使劲抽它,“大水牯”红着眼,怒目圆睁,不但不往前走,反而倒退着朝我顶来。我一看情况不妙,扔下牛绳,人就跑到岸上来,任凭“大水牯”在田中央打圈圈。

队长在老远看到了,连忙赶过来,一把拴住牛绳,指挥“大水牯”按正常方向前行。也真怪,原本在我面前“牛劲十足”,一到队长手里,就服服贴贴,乖乖地拖着耙走了。

看到,这畜牲也懂得欺生。俗话说,人善被人欺,马善被人骑。这话到了我这里,却变成了“人善被牛欺”,真是没天理了啊。

养牛的工作,两天后就换了另一个不怕牛的儿童。我又重新回到田里,和妇女们一起,干起捊草浇肥的简单劳动。

一事无成的我,在队长眼里,就更加不受待见了。

当时,种水稻、棉花等作物,经常需要打农药,而打农药除了力气活外,还需要有文化,要认识农药的品种、用量、浓度配比。生产队里原来是有专门的植保员,有一天,植保员因大热天不带口罩施农药,中毒住院了,而田里的打药工作却不能停。

除了植保员,队里还有一群背喷雾器的正劳力,这些人大多不识字,只会按植保员配比好的药水,装进喷雾器,然后背着三四十斤重的手摇式喷雾器,下田施药。现在植保员中毒住院了,如果让他们按农药用量的配比进行合理稀释,却成了一大难题。

农田施药,用药是有“火口”的,“火口”不等人,误了这施药“火口”,以后就是下再重的药,也治不了虫。这班大老爷们,傻住了,队长也愁坏了。

农药稀释,这不是跟中学里读的化学内容差不多吗?这活我会干!于时,我主动请缨,向队长打包票,说这事我来做,我认识农药,只要把用什么农药告诉我,我会按农药瓶上的用量,稀释好配比度,供施药人使用。

队长一听,高兴坏了,连忙嘱咐我赶紧的,到田头去配比农药。

农药都是剧毒品,而且臭味重,大热天在太阳底上配药,人容易中毒。配农药工作,虽然比较危险,但比下田施肥、拔草,经常要摸到水蛇,还是要轻松一点,所以,我带着口罩,小心翼翼地用量杯测算好用药量,按百分比稀释好。

生产队里的几百亩水稻,在植保员住院期间,在施药“火口”上按时完成了喷药任务。这下,队长高兴了,他说,有文化的人,还是要用在识字的地方比较好,农田里的这些粗活,也不适合你们干。

当时,农村里认识字的农民不多,能识字在农村也是好事。队长又让我承担起夜间为大伙记工分的事。就是说,每天收工后,吃了晚饭,我还要到小队部,为一天中参与生产劳动的人,记录工分值。

在生产队里,我自知人小力薄,农活干不过人家,但我也尽心尽力地做好自己的本份,劳动之余,我给大伙读报纸,讲国家对三农的政策,让大家能了解国内外的大事。

所以,尽管我很多农活都不会干,但生产队里的父老乡亲,还是以宽广的胸怀接纳了我,给了我体现价值的岗位,让我能够服务于生产队的劳动。

后来,农田承包责任制推行后,生产队的田,分到了各家各户,大家再也不要在“大锅饭”里混食了,每户人家,都可以按自己的经营方式,在土地上种植作物。

而今,三十多年过去了,原先农户家里的工分簿,大多静静躺在抽屉角落里,或者陈列在农村文化礼堂的橱柜中,供后人怀想曾经的岁月。

生产队里挣工分的日子,也就一去不复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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