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安克坐在草地上，七八个孩子滚在他怀里，打来打去。
我本能地拉住打人孩子的手：“不要这样。”
“为什么不要这样？”
我就差点说“阿姨不喜欢这样”了，绷住这句话，我试图劝他们：“他会疼，会难受。”
“他才不会。”他们“嘎嘎”地笑，那个被打的小孩也乐。
卢安克坐在小孩当中，不作声，微笑地看着我无可奈何的样子。
后来我问他：“我会忍不住想制止他们，甚至想要去说他们，这是我的第一个反应，可是你不这么做？”
“我知道他们身上以前发生的事情，还有他们不同的特点，都可以理解”
“但是理解够吗？”
“如果已经理解，然后再去跟他们说一句话，跟反感而去说一句话是不一样的。”
我哑口无言。
卢安克是德国人。过去十年，他生活在中国广西山村，陪伴着当地的留守儿童。
他一直拒绝电视台的采访，博客首页，写着一个不太常用的邮箱，附着一个说明：“因为我上网的时间不是很多，请你不要超过五句话。”看完了他博客里的几十万字——都是关于教育的，我无法清楚地感触到他。他的经历并不复杂，一九九〇年到中国旅游就留了下来；九七年在南宁的一所残疾人学校义务教德文；九九年到河池地区的一所县中学当英语老师，因为不能提高学生的考试分数，家长们有意见。他离开了；二〇〇一年开始，他在河池市下属的东兰县板烈村小学支教。
但我看卢安克的文章，他不提这些，不写什么故事，也没有细节，都是抽象的词句，像潜入到无尽波涛之下，浮沉摆荡，不断地看见什么，又不断地经过。
联系采访的时候，老范也非常为难，不知道该对卢安克说什么，犹豫半天写下：“你让我想起中国著名的摇滚歌手崔健的一首歌——《无能的力量》，这种‘无能’，有的时候，比‘能’要强大一百倍。”
老范常常能用直觉捕捉我需要长时间分析才可以达到的点。
南宁到板烈有四小时车程。桂西北多是嘻斯特地貌，路沿山而建，“之”字转盘路甩得人不可能打盹。一路只见石山，山高水枯，土壤也是棕色石灰土，好一阵子才看到一小片玉米地。
到的时候，小镇上正逢集市，只有二十平米，三四家露天的卖肉摊，屠夫持刀待沽。举目可及几乎全是老人，身边一群三五岁的小孩子。年轻人大都出门在广东打工，穿着民族服装的壮族老太太背着婴儿，在小摊上挑粉红色的小鞋子，孩子会叫“奶奶”了，还没叫过“妈妈”。
卢安克从小卖部的后面拐出来，在窄成一线的土路上接我们。他将近一米九的样子，有点驼背和营养不良，一件假冒的湖人队篮球服，晃晃荡荡挂在身上，有点脏了。淡黄的卷曲头发没怎么梳理，睫毛几乎是白的，与十年前照片上青年人的样子有了些变化，更瘦了，脸上有了深深的纹路。
他的朋友把我介绍给他，我也随着叫他“安克”，他不招呼，也不问我们叫什么，只是微微笑着，转身带着我们走。
这个时候，摄像把机器举了起来——一旦意识到镜头扛了起来，作为记者就知道采访开始了，任何搭讪或者闲聊都要“有用”，不然，你对不起那个杠着几十公斤机器的肩膀。
我尽量找点话说，卢安克有问必答，答得很简单，不问不说。我隐隐觉得这种提一口气、略带活泼的劲儿是不对头的，但又没办法对摄像说“放下吧”，也太刻意——这么一转念，头一次在机器面前别扭起来。
学校上一年为了迎接上级“普九”检査，刚翻修过，之前教学楼没有大门，没有窗户，没有操场。男孩子们一见卢安克，呼嘯而上，像小猴子一样挂在他身上，四五个人钻来拱去，以便让身体尽可能多的部分接触到他。
摄像放下机器问我：“现在拍什么？”
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一问——迅速进人采访，明确接下来每一步拍摄方案——以前每次都是这么干的，这次我却觉得有点受刺激。但必须作决定，不能让大家杠着东西僵着。
“那就先拍一下你住的屋子，可以吗安克？”我说。
他很随和，带我们去了他的宿舍。一间小房子，一张床，墙上贴着以前住过的老师留下的一幅迎客松。摄像和老范在安排采访的地点，拿一只発子放过来放过去，看在哪儿光线好，按理我这时应该是与采访对象沟通，让他放松下来，多了解一些信息。我跟卢安克聊着，观察周围有什么细节可以问的，有的问题他没有表情，也不作声。
旁边他们挪板凳的响动声好像越来越大，我脑壳完全敞开着，每一声都磨在神经上，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这么局促不安。
当天下午，我们先采访一对姐弟，父母常年在外打工，卢安克带着我们去孩子家。
家在山上，山是高原向盆地的过渡，少有平地，房子就建在斜坡上，站在高处一眼，望不到邻居。进了门，屋内幽黑，右手边有根电灯线，我摸着拉了一下，灯是坏的。没什么家具，石灰墙上只挂着破了一半的镜子。一台旧电视正正放在当厅中，是姐弟俩生活的中心。
十岁的弟弟黑亮精悍，眉宇间已是山民的气息。天有些冷，他一脚踩住小腿粗的树干，拿小铁斧卖力劈柴，大家都觉得这镜头很动人，过一会儿火暗下来了，摄像机拍不清楚了，我们停下来，说再添点柴。
再过一会儿，拍摄结束了。我让弟弟带我去他的菜地看看——之前他说自己在屋后开了一小块地种菜——但他拒绝了。
“为什么呢？”我有点意外。
“你自己去。”他看都不看我，去火边俯耳跟卢安克说悄悄话，看了我一眼，极为尖锐。
“你肯定在说怎么考验我们。”我想用开玩笑的方式掩饰一下。
卢安克对他笑：“不行，他们城里人会不喜欢。”
我隐约听见一点，就问：“是要拉我们去玩泥巴？”
“你愿意吗？”
“当然了。”我认为我喜欢。在我对自己的想象里，我还认为自己喜欢下大雨的时候滚在野外的泥巴地里呢。
采访结束，是傍晚六点多，天已经擦黑，山里冷得让人发抖。我们准备坐车下山，弟弟来时跟我挤在副驾驶座上，回去的时候，不看我，说不坐车，脚不沾地，飞跑下去了，卢安克说要跟他一起。
走到门边，卢安克忽然站住了，温和地问我：“我们现在去，你去吗？”
“现在？”我愣住了。
我没想到自己头脑中第一反应是“我只带了一条牛仔裤。”
我根本不敢再回答我想去，那是做作，非要努着去，弄得满身泥，甚至雀跃欢呼……只会是个丑陋的场面。
我纳闷了一晚上。我问老范：“我做错什么了？”
“什么？”
“那个孩子。”
她说：“没有啊，我觉得他对我们很接受啊。”
我说：“不对，一定有什么不对。”
“你想多了。”她说，“对了，明天能做卢安克的主采访吗？”
我皱着眉，急躁地说：“不能，放到最后再做。”我知道她急切地想要把主要采访拿在手里才安心，这是常规的做法，但我没法告诉她……我几乎有一种愿望，如果能不采访卢安克就好了。如果突然出了什么事，或者他明天拒绝了我们的采访，就好了。
通常我和老范会交流一下采访应该怎么做，但这次只字未提。我带着近乎冷漠的神色写自己的提纲，她在隔壁床上时不时看我一眼，期待着我说点什么，我被这小眼光一下一下打着，几乎快恨起她来了。
我是对自己感到愤怒，愤怒是对自己无能的痛苦。
第二天，我们还是拍摄孩子。
板烈小学有两百四十名小学生，一百八十名是住宿生，很多孩子从四岁起就住在学校里，一个宿舍里七八张床，半数的床是空的，因为小孩子选择两个人睡一张床，为了打闹，也为了暖和。家里给带的倒是最好的红绿绸被子，久无人洗，被头上磨得又黑又亮。
孩子们的衣服大多是父母寄来的。问父母怎么知道他们的身高，其中一个说：“我一米二，我用折尺量的。”另一个孩子的球鞋，是自己上集市买的，十八块钱，用粉笔描得雪白，明显超大，两只脚尖对得很整齐搁在床下。
卢安克不是这所学校的老师。他没有教师许可证，不能教正式的课程，只跟孩子们一起画画唱歌，生火做饭，修被牛踩坏的橡胶水管，周末也陪着他们，下过雨的泥地里，从高坡上骑自行车冲下来，溅得一身烂泥。
这些小孩子性情各异，但都黏着卢安克，一条腿上横着躺四个孩子，叽叽呱呱叫他“老爸”。我试图看这是不是孩子在外人面前的攀比心理，发现不管我们在不在他们视野里，都一样。
学校中心有一棵木棉树，有些年头了，长得高又壮，他们仰脖看：“卢老师，你说大马蜂窝会不会掉下来？”
“不知道。”他慢声说。
有个孩子揪着他往下坐，把衣服袖子拉下来老长，卢安克就歪站着。孩子问“大马蜂会不会蜇人”，一个门牙上粘着菜叶的家伙嬉笑着戳他：“蜇你。”
他两个扭打翻滚在一起了，卢安克也不去看，跟剩下的几个继续聊马蜂的事。
我打心底羡慕这些孩子……不是羡慕他们和卢安克的亲密关系，是羡慕他们合理自然。他们的一举一动不用去想自己在做什么，他们有什么话就说，有什么感情就释放出来，无拘无束。
人多的地方总有老范，她也围着卢安克：“木棉树什么时候开花啊？是不是鲜红鲜红的？安克你有没有开花的照片给我拍一下，安克……”她才不管他的反应呢，倒也欢天喜地。
我远远地看着他们。我的任务是采访这个人，我也想接近他，但一旦在他面前，我就意识到“自我”的存在。这东西我熟悉多年，一向靠它保护，现在却让我窘迫不安，进退不得。
主采访总要开始的。
事后我想，我们做对了一件事，就是放弃了平常在屋子里打着几盏灯，布置好幕布，反光板反射着脸的布景，而是把采访地点放在了卢安克常去的高山之上。他和孩子有时一天在群山里走几十公里，这些山上除了草之外什么都没有，累了就在空空的天底下睡一场。
扛椅子上山顶的时候，学校的领导说大冬天的坐外头太冷了。冷就冷点吧，如果不坐在土地上，手里不能抠着地上的草茎，我觉得我心里一点劲儿都没有。
山脚下是小学校，我和卢安克坐着小板凳，脚边放着一只破搪瓷盆子当炭盆。他没袜子，穿着当地老农民那种解放鞋，鞋帮上的洞看得到脚址。我想问一句，他温和地说：“不要谈这件事。”
机器上的小红灯亮了，摄像给我一个手势，一切必须开始了。
我从卢安克的经历问起，觉得这样有把握一些。
“当年在南宁发生什么了？”
“我记不起来了。”
“你为什么要来这里？”
“我不知道该怎么说。”
他沉静地看着我，很多次重复这两句话。
我脑子里有个“嗡嗡”尖叫的声音：“这个采访失败了，马上就要失败了。”
我又问了几个问题，问到他为什么到农村来，他说：“城市人思考的速度好快，我跟不上。”
“那个快会有问题吗？”
卢安克说：“我就是跟不上。他们提很多问题，我没办法思考，慢慢地来，他们早就已经到下一个话题了。”
他并不是影射我，但我心里明明白白地知道，这就是我，这就是我。我还勉强地接了一句：“嗯，还没弄清问题就往下问？”
卢安克：“嗯，或者早就巳经告诉我答案了。”
后来，我几乎没有勇气看自己在这个镜头里的表情，人内心被触到痛处会脸色发白。
我想起之前曾经有电视台同行，几乎是以命相胁地采访了他，说：“你要不接受采访我就从楼上跳下去。”他同意了，但后来没有播。我明白了那个采访是怎么回事，肯定是后来完全没有办法编成片子。媒体的常规经验，在卢安克面前是行不通的。
他不是要为难谁，他只是不回答你预设的问题……你已经在他书里看过的，想好编辑方案的，预知他会怎么回答，预知领导会在哪个地方点头，观众会在哪个地方掉眼泪的问题。
我放弃了。
脚底下的炭噼啪作响，每响一下都是小小的通红的崩溃。我不带指望地坐在那儿，手里写的提纲已经揉成了一团。这些年采访各种人物，熟极而流的职业经验，土崩瓦解。
卢安克忽然说：“昨天……”
我抬起头看着他。
“……我们去那孩子家，那时候正烧火。你说你冷了，他很认真的，他一定要把那个木柴劈开来给你取暖。后来他发现，你是有目的的，你想采访有一个好的气氛，有做事情的镜头，有火的光，有等等这样的目的。他发现的时候，就觉得你没有百分之百地把自己交给他，他就不愿意接受你，而你要他带你去菜地看，他不愿意。”
我连害臊的感觉都顾不上有，只觉得头脑里有一个硬东西“轰”一下碎了：“是。咋天晚上还想了很久，我想一定是我出问题了，但出在什么地方呢，我就问她。”我指指站在边上的老范，“她安慰我，说不会的，她觉得他很接受我们了。我说不是，我说接受我们的孩子不会是那样的一个表现，一定是有一个什么问题。”卢安克说：“他怪我带你们上来，说要把我杀了。我也觉得对不起他，就跟着他跑下去了。”天哪。
我说：“我很自责，我觉得我做错了，我都不知道接下去该说什么。”
“目的是好的，但是是空的。”
“空的？”
“空的，做不了的。如果是有了目的，故意去做什么了，没有用的，没有效果，那是假的。”他的声音很慢，我从没听过一个人在镜头面前的语速这么慢。
“你是说这样影响不到别人？”我喃喃自语。
“这个很奇怪，想影响别人，反而影响不到。因为他们会感觉到这是为了影响他们，他们才不接受。”
“很多时候我们的困难是在于说，我们是……”——不，不要说“我们”了，不要再伪装成“我们”来说话了，“……我是成年人，这些经验成为一种障碍，我能够意识到它，但是不知道该怎么去做。”
“把学生的事情当成认真的，自己的事情不要有目的，我觉得就可以。”
他看着我，因为太高，坐在板凳上身体弯着，两手交握在膝盖前方，看着我，眼窝深得几乎看不清眼里的神色。
记者是一个观察人的职业，这个职业保护我几乎永远处在一个主动的位置，一个让自己不动声色的壳里。卢安克从来没叫过我的名字，也没有寒暄过，他是我采访的人中对我最为疏淡的一个，但在他的眼光下，我头一次感觉自己的壳被掀开，蜗牛一样脆弱细嫩地露出头来。
我问他，村里有人说你不喝酒，不抽烟，不挣钱，不谈恋爱，问这样的生活有什么乐趣。
他笑了：“有比这更大的乐趣。”
“什么乐趣？”
“比能表达的更大的乐趣”
“能举个例子吗？”
他又笑了：“咋天弟弟接受你采访的时候也是乐趣，我观察他对你的反应，我理解他。看到有的情况你无能，因为你还不知道他的情况，这也是乐趣。”
我也笑起来了。
按理说，被人洞察弱点，是一种难堪的境地，但我并不觉得羞臊或者沮丧。那是什么感觉呢？怎么也回忆不起来。采访已经无所谓了，镜头好像也不存在，我鬼使神差地讲起我小学近视后因为恐惧把视力表背熟的故事，说了挺长一段。我以前约束过自己，绝不在电视采访时带人个人感受——这是我的禁忌。但不知道为什么，这个画着黑色惊叹号的禁忌也一起在崩溃的红光中粉碎了。看节目的时候，我发现自己讲这段时目光向下，很羞涩，跟我八岁的时候一样。
我已经顾不上周围都是我的同事：“因为我最大的恐惧就是跟别人不一样，我会被挑出来站在什么地方。大家说，看，她跟我们不一样。怎么才能克服这种恐惧？”
他说：“以前我不想见记者，不想给别人看到我做的事情。后来我看到曼德拉说的一句话，他说，如果因为怕别人看到就不做自己觉得该做的事情，把它隐藏起来，那就等于说谁都不能做这个事情。如果自己把它做出来并让别人看到，那就等于说谁都可以这样做，然后很多人都会这样去做。因为这句话我才考虑接受你们的采访。”
卢安克刚来板烈村的时候，村里有人认为他是特务，有的拉他去政府跑项目，有的倫走了他的钱和手电，他什么反应都没有。“这样我就变成了一个没用的人。”他说，“这样我就自由了。”
他在这里生活了十年，走在村里，老太太们把背上娃娃的脸侧过来给他看看，眯眯笑。成年男人不多与卢安克说话，没人斜眼觑之，也不上来搭话，两相无事。
采访间歇，村长出面请我们在自己家里吃饭，让媳妇涮了个大火锅子，肥羊肉片，炒各种羊腰子、羊杂。村长是个大嗓门的汉子，喝几杯粗脖子通红，挨着劝我们几个喝酒，劝法强悍，但不劝卢安克。
这里土地瘠薄无法保水。大石山区还有人用一根铁丝，从高处山岩石缝中将一滴滴水珠引进山脚下的水缸里。老百姓在石头缝里种出来的玉米才一米高，结出的玉米棒还没有拳头大，常常只用来酿苞谷酒。我们在路上多见到醉汉，卢安克说他曾经反感这里的人总是喝酒，后来他理解这些成年人，跟打打杀杀的孩子一样，“情感得不到发挥，生活不允许，如果太清醒，太难受了。”
现在他与这些人“互相理解”：“他们也不再劝我酒。”
卢安克从汤里拽了几根青菜吃。村长跟他老婆说：“去，给卢老师炒个鸡蛋。”
他不吃荤，平常吃的跟他的学生一样——学校太穷，各家也是，一个学生一星期的伙食费是两块钱，孩子每天的午餐盒里，米饭上只盖着一个菜——红薯叶。十岁的孩子，看上去只是六七岁的身高。
我和老范曾经想买哪怕最便宜的粗棉线袜子寄给卢安克，因为村里买不到合适他大脚的袜子，但他不同意，认为给这里任何东西，都会让学生之间不平等。
他靠翻译书和父母的资助活着，每个月一百块的生活费。
饭桌上我提到，县里的官员托我们说，要给你开工资。卢安克拒绝了，不加解释。他在博客里写过一句话：“我不敢向学校要工资，因为我怕学校向我要考试成绩。”我问他：“你不喜欢物质吗？”
“不是不喜欢物质，我喜欢自由。”
他四十多岁了，在广西山村从青年变成了中年人，没有家，没有房子，没有孩子，一个人走在山里，有时困了就睡在山头。
我在傍晚走过这里的山，南岭山系从西南倾斜下来，山高谷深，红水河在陡峭处不是流下来的，而是整条河咆哮着挣脱牢笼从高处跃下。天快黑的时候，庞大的山脉乌沉沉无声无息，红壤上草木森森，浓烈刺鼻的青腥之气，偶尔可见的一两星灯火让人更感到孤独。
我问他：“你想要爱情吗？”
“我不知道爱情是什么，没经历过。”
我心里一紧。
他接下去说：“我在电视上看过，觉得很奇怪。”
“奇怪？”
“电视上那种爱情故事根据什么产生的，我不知道。怎么说，‘一个人属于我’？我想象不出来这种感受。”
他说过，他能够留在中国，很大程度因为他的父母“从来不认为孩子属于自己”。他的父亲以教师的身份退休，母亲是一个家庭主妇，他的双胞胎哥哥是国际绿色和平组织的成员，妹妹七年中一直在非洲纳米比亚做志愿者。
我问：“可是就连在你身边这些小男孩的身上，我都能看到他们对人本能的一种喜爱或者接近，这好像是天性吧？”
“他们属于我，跟爱情的那种属于我是不一样的。一种能放开，一种是放不开的。”
“能放开什么？”我还是没听明白。
“学生走了，他们很容易就放开了，没有什么依赖的。但我看电视剧上那种爱情是放不开的，对方想走很痛苦的。”
“你不向往这种依赖和占有？”
“不。”
我可以从智力上理解这句话，但人性上我抵达不了。我问：“这样的自由你能承受吗？”
他微微一笑：“我愿意。”
我不能理解一个人能够不受人类天性的驱策，照他的经历来看。
一九六八年九月，他出生在德国汉堡。小时候，他跟双胞胎哥哥都很内向，不管别的小孩怎么欺负，都不反抗？他写过：“这些痛苦也不是没有用，从痛苦的经历中我得到将来面对问题时需要的力量。”
父亲四十五岁时，为了教育他们兄弟俩，由工程师改做老师。常有人对他妈妈说，这两个小孩太不现实、太虚弱、总做白日梦，要求妈妈把他们的弱点改掉，但父母不急于让他们成为什么样的人，只让他们发展下去——兄弟俩过生日，得到的礼物只是一些木材，他们用这些木材去做了一些自己创造的模型。
在德国，基础教育学校不止一种，父母给他们选择了一所不用考试的学校，课本都是孩子自己写的，“我的父母和老师没有把我当成傻瓜，没有让我做那种考傻瓜的练习题，比如说‘用直线把词语连接起来’。这种练习只是在把一个人有创造能力的思维变得标准化。第二个原因是，我的父母和老师没有把我当成聪明人，没有过早地开发我的智力。”
他也要参加中考。外语没有及格。他干脆去了一家小帆船工厂做学徒，自己设计帆船，参加国际帆船比赛，“我这么喜欢玩帆船，是因为在玩帆船时不需要思考，所有的反应都从感觉中来，这就是帆船在行进时对于风、重量和波浪的平衡感。这种平衡感在闭上眼睛时特别能发挥出来。”
之后，他向汉堡美术学院申请人学，没有基础知识，他给教授们看自己的工业设计品，教授们的看法是：“已经有知识的人不需要更多的知识，缺少的是创造性。但给卢安克这个只有创造性的人增加知他就可以实现他头脑里的东西。”
他不通过髙考就进入了大学。
设计飞机模型时，他没有画图或计算，也没用过电脑，只是去体验和感受风流通的情况：“整个形态是我们做模型时用手摸出来的。我们做出来的飞机是一架世界上飞行距离最长的滑翔机。可见，如果得到了对于力学等本质的感觉，就能直接感觉到弱点在哪。”
毕业后他不想挣钱，父母担心他没有生存的能力，他做了一份装卸货物的工作，每天扛三千个大包，做了两个月，父母说这样太可惜了。他说：“为了钱做是可惜的，不是工作低级可惜。”
父亲说：“那你可以为别人服务了。”
他不知道要做什么，只随着自己的兴趣漂流，有一个晚上随帆船漂到一个无人的小岛上，“我在水边上了一个小山，慢慢地看天上的星。我感觉到那些星星离我其实很远，在宇宙中什么都没有。如果我在离世界无限远的地方，我怎么能再找到我们的世界？如果我在我们所谓的宇宙之外，我怎么还能找到这个宇宙？”
他回身潜入人类内心，相继在德国和巴西从事教育志愿者工作，作精神科学的研究。
一九九○年，他来到中国，想要留下来，他没有对这个国家的狂热辞句，只说：“德国一切都完成了，中国才刚刚开始。”
但之后十年，他遭遇了一连串“失败”。
最初，对志愿者管理不严，不需要教师证的时候，他在南宁的中学教学，想教“好的而不是对的”英文，“如果学生能够造这样的句子：Runlikethekite;Icanflyabike.这是多么有想象力的句子，但是根据中国的考试是错的，因为没有这样的标准答案。”段考的时候，他教的班级英文成绩全年级最差，只有六个学生及格，家长们不快，他离开，在博客里以巨大的篇幅批评和反对标准化教育，反对整齐划一的校园，反对“让人的心死去”的教育理念。
他去了广西隘洞镇的一个村子，租间每月十元的房子，招一群从来没受过教育的十四到十八岁的靑少年。他们只会说壮语，卢安克教他们普通话，想让他们从尝试改变自身环境的事情做起，比如怎么画地阁、修路，但后来发现因为年龄太大，这些学生们只能完成任务，不能自发地创造。
事后他写：“这些事情全都失败了，失败得非常严重。但假如我当时就成功，不成熟的事情就会变得很大，而我自己就会变成我不喜欢的那种人，命运通过失败指出应该走的路。”
他到了当时只有拖拉机能够通行，没有电和自来水的板烈，与刚刚入学的孩子在一起生活，渐渐理解了现实：“中国人感情很强，以前都是凭感情决定事情，缺点真的很严重了，需要标准化把它平衡。坏事情也需要发生，如果没有坏事情，我们会意识到什么造成坏事情吗？但它肯定有一天要过去的。”
他曾经把德国教育模式的书翻译到中国来。现在他也放弃了，“我觉得西方的教育不适合这里。每个地方给学生带来不同的生活，不同的影响，所以他们需要的教育也不一样。我的教育都是观察学生自己想出来的。”
“但那样就意味着你没有任何经验可以去借鉴？”
他说：“知道一个模式也不等于有经验。”
这时我才理解，他说过去的事不记得了，是真的不记得了。
我说：“你一步步这样退到农村……”
他说：“我觉得不是退，是一步步接近我喜欢的地方。”
我们选择卢安克身边的孩子来采访时，老范跟我商量：“那个眼睛很温柔的小孩子比较诚实。”
我说：“嗯，对，还有那个，比较活泼，小脸儿滴溜溜圆那个……就是上次大牙上粘菜叶的。”
有双温柔眼睛的孩子，说卢安克在下雨的时候和他去山上，看到被砍伐掉的原始森林，卢安克说树没有了，树的根抓不住土，土就都流走了。这孩子后来就去阻止砍树的人。他被耻笑，但脸上没有忿恨：“我们还是要想办法，一定要劝服他。”
小圆脸也可爱，他写了篇作文，被卢安克贴在墙上，名字叫《骑猪》，活泼可喜：“那年春天，我家养了一头又肥又壮的猪，有一天我突发奇想，我不能想想骑马的滋味，何不想想骑猪的滋味？说干就干。到了猪圈，我赶出那头猪，迫不及待地往它身上骑。第一次没跳上去，我往后跳了几步，向前一伸，准备起跳，猪就看见前面一堆饲料，飞快地往前跑，我扑猪屁股上，自己却一屁股坐在地上。看来不行，得想个办法，我向前轻轻触摸它油光光的背，就看起来很舒服，趁机会我用力一跳，OK，我骑到猪背上了。猪在前面跑，爸爸和爷爷在后面追，奶奶和妈妈拿着棍子在前面打，终于猪停了下来，我从猪背上滑下来，定了定神，拍拍猪屁股，强作镇定说，老兄你干得不错。爸爸虎着脸说，你老兄也干得不错。我知道情况不妙，撒腿就跑了。”
他给我们叽里呱啦念，声音清脆得像一把银豆子撒在玛瑙碗里。我控制不住一脸笑容。
卢安克身边的孩子里还有一个最皮的。
我跟别的学生说话，他都会跳进来问：“说什么说什么说什么？”
等打算跟他说话的时候，他已经跳走，或者把别人压在身子底下开始动手了。我们有点无可奈何，如果不采访他，他就会来抢镜头，干扰别人。我只好采访他，他坐在凳子上急得不得了，前摇后晃。
采访完他我暗松口气：“去吧去吧，玩去吧。”他立刻操起饭盒，跑到院正中，一群女生堆里，把铝饭盒往一个女生脚下“咣当”一扔，“给我打饭”，转身就跑了。那是他姐姐。女生们拿白眼翻他。
再见他是在草地上，几个孩子滚在卢安克身上折腾，我说了句：“老师会累的。”
有孩子松开了：“会哦。”
这个小皮孩掰着卢安克的胳膊看他：“你会死吗？”
“会。”
“你死就死，跟我有什么关系，我舒服就行。”
小黑脸上的表情狡黠又凶蛮，我张口结舌不知该怎么应答。卢安克搂着他，对他微笑：“是啊，想那么多，多累啊。”
我对这些孩子中的一些有偏爱，不可避免地流露出来，就算我的记者身份要求我，也只是在一定程度上控制自己。我不明白，难道卢安克没有吗？他把小黑脸和小圆脸一边一个都搂在怀里的时候，是一样的感情吗？
我迷惑得很。
我先拐了个弯问他：“你认为孩子应该是什么样的呢？”
“如果自己作为老师，想象学生该怎么样，总是把他们的样子跟觉得该怎么样比较，是教育上最大的障碍。这样我没办法跟他们建立关系，这个想象就好像一面隔墙在学生和我之间，所以我不要这个想象。”
我有点懵：“我们平常接触的很好的老师也会说，我想要一个有创造力、有想象力的学生，难道你没有吗？”
“那学生做不到，他会不会放弃呢？会不会怪这个学生？”
哦。
他说好感与反感是最有危害的心态：“我以前考虑过很多方法，最后放弃了，方法都没有用，总是想着这个，没办法真正去看学生是什么样子的，如果很开放地看得到，很自然地就会有反应，适合学生的反应，而这种反应学生很喜欢，很容易接受。”
我说：“那很多人觉得，你只是一个生活中陪着他们的人，你并没有在教育他们啊？”
他说了一句，当时我没有注意，日后却不知不觉盘踞在我心里：“教育就是两个人之间发生的事，不管是故意还是不故意。”
我憋不住，直接问：“那这个孩子说你死跟我有什么关系，这话你听了不会感到不舒服吗？”
他笑了一下，脸上纹路很稠，说：“我把命交给他们了，不管他们怎么对待我，我都要承受了。”
在课堂上，有时男孩子大叫大闹，甚至骂他嘲笑他，卢安克无法上课，就停下来。他说自己也有发脾气的冲动，但立刻抑制，“我受不了凶”，这个抑制比发火会更快地让班里安静下来，男孩说：“我管不住自己，你让我出去站一会儿。”卢安克就开门让他出去站着。
我转述孩子的话：“他们说你太温柔了，如果凶一点会更好他说：”有的人他没有承受能力，别人骂他，或者对待他不好，第十七章无能的力量３３１他承受不了，所以他必须反应，本来不想打人，但因为受不了就必须打人。他控制不了自己，就是心里不自由所以他说：“我像接受淋雨一样，接受他们带来的后果。”我问过卢安克，为什么学生之间的攻击行为很频繁？
“那是他们的教育方式。跟父母学的。学生也互相这样教育，他们没有看到更好的方式。”
我从来没见过他跟孩子讲什么大道理。“语言很多时候是假的。”他说，“一起经历过的事情才是真的。”
他让学生一起画画、做音乐，一起拍电视剧，主人公是一个最终明白“人的强大不是征服了什么，而是承受了什么”的孩子。他说：“要通过行为来学习，不是说话，说话是抽象的，不侵人他们的感受，但用行为去学习，更直接。”
“但你觉得他们能理解吗？”
“可能头脑想不到，但他们的头脑中都存在，他们已经接受了，没理解，但大了，他们会回忆，会理解。”
卢安克说：“文明，就是停下来想一想自己在做什么。”
那个黑脸的小皮孩，只有待在卢安克怀里的时候，才能一待十儿分钟，像只小熊一样窝着不动。即使别人挑衅他，他也能暂时不还手。他陪着这些孩子长大，现在他们已经六年级，就要离开这所学校了。这些小孩子，一人一句写下他们的歌词组成一首歌，“我孤独站在，这冰冷的窗外……”“好汉不需要面子……”大家在钢琴上乱弹个旋律，卢安克把这些记下来拼在一起，他说，“创造本来就是乱来。”
这个最皮的孩子忽然说：“要不要听我的？”
他说出的歌同让我大吃一惊，我捉住他胳膊：“你再说一遍。”
“我们都不完美／但我愿为你作出／不可能的改善。”
我问：“你为谁写的？”
他指着卢安克“他。”
做这期节目时，我和老范一反常态，只谈技术与结构问题，不谈任何内心的事。后来看她文章我才知道，她也在这过程中无数次地问自己：“我自问我为什么心里总是这么急呢，做节目的时候急，没节目做也急，不被理解急，理解了之后也急，改变不了别人急，改变了也急。为什么我心里，总有那么多的放不下，那么多的焦虑呢？”
我问过卢安克：“你写过，中国农村和城市的人，都有一个最大的问题是太着急了。怎么叫‘太着急了’？”
卢安克说：“来不及打好基础，就要看见成果。”
我说：“会有人觉得那就太漫长了”——那人就是我，那人就是我。
他说：“小学老师教了一批一批，都看不到自己的成果。”
在采访他的时候，他说过：“如果想改变中国的现状，然后带着这个目的，做我做的事情，那我不用做了。幸好我不是这样的，我不想改变，我没有这个压力。”
我当时一惊，担心他坠人虚无：“如果不是为了改变，那我们做什么？”
“当然会发生改变，改变自会发生，但这不是我的目的，也不是我的责任，不是压在我肩膀上的。”
“改变不是目的？”我喃喃自语。
“它压着太重了，也做不到。”他说，“但你不这么想的时候，它会自己发生。”听他说话，内心长久砌起来的砖石一块块土崩瓦解——不是被禅悟式的玄妙一掌推翻，是被严整的逻辑体系，一步步，一块块，卸除的过程。
我问：“你原来也有过那种着急的要改变的状态，怎么就变了，就不那样了？”
“慢慢理解为什么是这个样子，理解了就觉得当然是这样了。”
“你对现实完全没有愤怒？”
“没有。”
“你知道还会有一种危险是，当我们彻底地理解了现实的合理性，很多人就放弃了。”这是我的困惑。
“那可能还是因为想到自己要改变，所以没办法了，碰到障碍了，就放弃了。我也改变不了，但也不用改变，它还是会变。”
“那我们做什么呢？”
“把自己的事情做好。”
在这期节目后的留言里，有一种共同的情绪，卢安克给人的，不是感动，不是那种会掉眼泪的感动，他让你呆坐在夜里，想“我现在过的这是什么样的生活”
天中午在江苏靖江，饭桌上，大家说到卢安克，坐在我旁边的一个人也很触动，但他说：“这样的人绝不能多。”
“为什么？”
他看上去有点茫然：“会引起很多的矛盾……他在颠覆。”
这奇怪的话，我是理解的。他指的是一旦了解了卢安克，就会引起人内心的冲突，人们不由自主地要思考，对很多固若金汤的常识和价值观产生疑问。卢安克并不是要打翻什么，他只是掀开生活的石板，让你看看相反的另一面。
我问过卢安克：“你会引起人们的疑问，他们对原有的标准可能不加思考，现在会想这个是对还是错，可是很多时候提出问题是危险的？”
“如果怕自由，那就危险，自由是一种站不稳的状态。”
“从哪儿去找到不害怕的力量？”
“我觉得如果只有物质，那只有害怕，如果有比物质更重要的事情，就不用害怕了。”
他在这次采访中下过一个定义：“脑子里没有障碍才是自由。”
我曾以为卢安克有信仰，我直接问了，他笑了一下，说：“为了自己的灵魂和需要向神倾诉吗？太自私了吧。”
他明确地写过，很多人的信仰是没有独立个人意识的迷信，是一种提出条件的思想——“如果我做什么，就得到什么结果”，这是一种“教育上的误会”，想要影响人类的精神，故意采取什么固定的策略是无效的。
人们惊叹他的“神性”，这是与他最相悖之处，他认为人的内在毫无神秘可言。他在广西的山村里，把十几本德文的精神科学的书翻译成中文，就是想揭示精神是如何一步一步形成的，“破坏和脱离精神依赖并得到独立意识的手段就是相信自然科学。人们只有相信科学，才能独立思考，才能在精神方面获得自由。”这过程意味着人人可得。
在这期节目的结尾，我本来有一段串场。这是节目的常规格式，通常需要点明主题，这节目报题是以关心留守儿童的主题去报的，就得这么点题收尾评论。我大概说“一个国家的未来，在小学课堂上就已经决定了”如何如何。
梁主任在审片的时候把它拿掉了。他说：“这个人不需要为他抒情，他的行为就是他的力量。”
年底常规，主持人都需要送节目去评奖，我说那就拿卢安克这期吧。对方好意打电话来说，这个主人公没有做出什么成果，不容易得奖，换一个吧。
我说，送这期节目是我们对评委的尊重，如果他们有兴趣就看看，没有也不要紧。
老范也说，许多人听说卢安克后的第一个反应都是问她，“这个德国人在中国乡村到底做了什么？有成果吗？教出了什么牛人吗？”
她说：“我每次都难以面对这样的问题，卢安克的教育方式实在无法用常规意义上的‘标准’和‘成功’来形容。非要这么衡量的话，那么他更是一个常规意义上的‘失败者’。”
以八年前板烈小学五年级一个班里的四十六个学生为例，他们中。只有八人坚持到了初中毕业，大多没毕业就到城里打工去了，有的还没读完初一就结婚了，甚至有个父亲来找他说：“我的儿子就因为学你，变得很老实。吃了很多亏。”
老范写：“从世俗的意义上说，没用，没效果，不可效仿，也不可推广；他做的事情，很可能无踪无影，悄没声息地就被吞没在中国茫茫的现实中，但他的存在本身，有一种令人内心惶然震颤的力量。”
卢安克说：“我的学生要找到自己生活的路，可是什么是他们的路，我不可能知道。我想给他们的是走这条路所需要的才能和力量。”
他很难被效仿，也根本不鼓励别人来做志愿者。
节目播出后那个暑假，有三所大学和几十个志愿者去板烈小学给学生补课。搞晚会，来来去去。卢安克说，学生“被忘记”的状态改变了，成为“被关注后又被忘记”。他在博客上写：“请你先弄清楚：你是不是只因为我才想来？是不是期待着看到什么？如果是，你面对学生就不是真实的，对学生不可能是纯粹的，所以你也就会被他们否认。如果你仅仅是为了学生，你也不一定需要选择一个已经有志愿者的学校。”
在给老范的回信中他写过：“有很多其他的人被学生吸引到这里，但他们都没有留下来。为什么呢？他不可能留下来，是因为他与当地之间没有了命运关系。”
那段时间，卢安克每天收到上千封的信件，博客点击量骤增，每天十几万。
卢安克说那些来寻找他的人“一下子要求我离开学生去休养，一下子要我写什么，要我带头什么”，他不得不躲到学生家去，因为“我午睡的时候随时都有一位陌生人坐在我的床头等我醒来”。
这当中有一部分是要嫁给他的陌生女性。有人写“我不敢想象你在你的学生和理解你的人心目中有多么伟大”，想在他身边生活半年，研究他这个人。
他回信说：“我不要你们关心我，我要你们关心我的教育方法。”她来信说：“我不太理解你的教育方法，但非常理解你。”他写过：“我最害怕的是崇拜者，因为崇拜基于的往往是幻想上崇拜，最终的结果也只能是失望。”也有记者短信我：“请告诉我卢安克的电话，我要给他一个版来报道他，帮助他。”我回信说：“他有公开的邮件地址，你先写信给他，征求他的意见再说吧。”他自信满满：“不，我直接电话他，精诚所至，金石为开。”我写：“他没电话，另外，我觉得还是尊重他的意愿。”他回我：“那我去找他，精诚所至，金石为开！”我没有再回了。
过了半小时，他又发短信来，说已经登上火车，留下余音袅袅，“精诚所至，金石为开”。
还有次开会，碰到一个人，带点诡异的神色说：“你做了卢安克的节目？”我说：“是”。
饭桌上他坐我对面，忽然把脸凑近来，耸着肩，带着狎昵的口气极轻地说：“我觉得他是个恋童癖。”一只流浪猫探头探脑地走过来，想找点吃的。他突然站起来，暴喝“滚，滚”圆瞪着双眼冲过去，把猫赶了出去。
卢安克半合法的身份开始变得敏感，他暂时关闭博客，声明自己没有取得志愿者与教师资格。但这引起了更大风波，媒体认为当地政府要驱逐他，舆论的压力很大。
我写信询问情况，征得他同意后，在博客里作了说明——他在板烈的生活和工作正常，没有离开中国，也没有被要求离开学校。他希望媒体和公众“千万不要给广西公安厅和教育部门压力”，他“需要的身份”也正在解决当中，希望不要再有人去板烈看他。
我在信中问他，我们是否能与当地政府联系，沟通解决他身份的问题。
他说很多人都试图帮助他，“城市人好像不太愿意承受各种事实，就想出各种改变事实的手段。但我都不愿意走那种非常规渠道，因为这样的渠道和手段才让我们的社会变得不公平。”这话刺动我，我感到茫然，不知要怎么做，只能等待。
更多的媒体开始介人这件事，认为向广西政府与公安部门施压可以让卢安克的状况变好，河池官方不得不派电视台到板烈小学拍摄卢安克的生活。来澄清驱逐的传言。
日后我看到卢安克在博客里写：“现代社会人的追求就是想要有保障，对一切的保障。如果出现任何意外，人们马上就要找一个负责人，让上级负责任。上级就很紧张，怕出事，所以要管好一切，不允许任何意外发生。反过来说，我们为什么要提那么多要求？偏偏这些要求给我们带来的是不自由。”
二〇一〇年，为了避开这种状态，卢安克离开板烈小学，暂时回国，很多人嗟呀欷獻。不过，春节后知道他以旅游签证重回板烈，我并不意外。
二〇〇四年，他在板烈曾经出过一次车祸，农用车轮子脱落，车从几十米的山坡滚下去，差两米就要掉进红水河，被一棵巨树挡住。一个朋友死亡，而他的脊柱压缩了三厘米，日后才慢慢恢复。
我问过他，这样的结果一般的人会承受不了的，对吧？
他说，如果承受不了能怎么样呢？
“会选择走的。”
“离开就不会再有车祸吗？”
我本能地说：“但最起码不是在一个陌生的地方，贫穷的地方，和得不到医生的地方。”
“我觉得这次车祸就把我的命跟这个地方连得更紧了，走了就没有命了。”
他还会回来，是因为他要陪伴春节父母不回来的孩子。我问过他：“他们会长大，他们会离开这个学校，离开你。”
他说：“当然，都会过去。”
“那你怎么办呢？”
“没有考虑以后的，不考虑那么多。我考虑那么多，活得太累了，反正我这一辈子要做的事情，我觉得我已经做了，如果我现在死去也值得，没什么遗憾。”
最理解他的人是他的学生。学生说过：“如果一个人为了自己的家，他家人就是他的后代；如果一个人为了自己的学生，学生就是他的后代；如果一个人为了人类的发展，那么人类就是他的后代。”
知道他回到板烈后。我写信对他说：“因为我们的报道，才对板烈的孩子和你的生活造成了这些没有想到的不良影响，对不起。包括我在内，很多人从这期节目中受到好的影响，但与不良的影响相比，这种好的影响好像显得很自私了，以至于我都不能开口向你表示感谢。”
他回信说：“其实我有承受的能力，只不过现在的情况要求我学会和发挥比以前更大的承受能力。你放心，我会学会。”
我没有再回复这封信。
我再没有可以说给他的话。他不需要安慰，不需要去知道自己是多么重要。他说过：“以为自己的名字能给别人力量，是最坏的一种幻觉或者邪教。”
我也没有什么困惑要向他请教。他一再说：“很多人需要我告诉他们一个怎么样才正确的生活，但我真的没有办法告诉他们。假如我知道那么多，这些积累的知识也只会阻碍我的行为。如果一个老师不理踩自己的感受，仅仅根据知识去做，这会让学生感到虚假＾怎么会有对和错的事呢？根据自己的感受去做，这就是对的吧。”
他写过，“感受”不是欲望和情绪，没有“要达到什么”的动机，只是“诚实和持续不断地对事物平静观察”。卢安克要的不是别人按他的方式生活，恰恰是要让人从“非人”的社会经验里解放出来，成为独立的自己。人们不需要在他那里寻找超我，只需要不去阻止自己身上饱含的人性。
我没有写这封回信。还有一点，是怕我一旦非要写什么，我会不由自主地写下对他来说毫无必要的感谢……曾有过无数次，在被自身弱点挟持的时候，我挣扎着想以“卢安克会怎么做”来脱身。改善常常是不可能的，但多多少少，因为他的存在，我体会到了一些从没想过、未曾明白的东西一把自我交付出去，从此就活在命运之中的必然与自由。
节目播出三年之后，二〇一二年，我收到卢安克的信件，他寄给我一份跟孩子一起拍的电视剧，说希望留给有愿望的人，“我可能没有机会继续跟我的学生做事。”
在二〇一〇年，他与一位认识八年的中国女志愿者结了婚。我祝贺他，他回信有些低落：“既然我同意成家，那我就要踉着老婆走。虽然我感觉到，我的学生就是我的孩子，板烈就是我的家，但我不能要求老婆也这么看。她有她的梦想和需要。我不能不理她。我现在要面对的就是这些。”
这话里有些让我不解。再问才知在成家时，双方原想一起在山村里为留守儿童做事，但是时间推移，妻子有了对生活另外的愿望，希望他离开农村，去杭州一家工厂上班。
我从没把世俗的事情与他联系在一起，意料之外，但转念也觉得是情理之中，“家庭的温暖和情感，一定会是另一种安慰吧。也许还有未来作为父亲的感受。”
他没有直接回答，说他如果离开学生，“心都死去了。”
“那么，有一个问题，请原谅我问得直接一些，在上次我采访你时，你曾说过，你不知道什么是爱情，什么是‘一旦走了就放不开的’‘个人属于另一个人的爱情’。那么，现在对你来说，你的看法改变了吗？如果我的问题太私人，请你不用回答就是。”
他没有直接回答，只说：“我巳经不是一个单身汉，已经不可以根据我一个人的想法来决定事情。真是对不起。”
我们在板烈再见时，卢安克穿着跨栏的背心。晃晃荡荡从稻田边上走过来，瘦了些，笑起来眼纹深了，淡金的眉毛已经发白了，整张脸上几乎只有浅蓝的眼睛有颜色。我问“你好吗”，他说“也好，也不好”。
四面人多，不好说话，他带我去了山上一个学生家，是班上最沉默寡言的小孩，叫小罗，与智障的哥哥同班，父母打工，他们相依为命。小罗一进门，先找盆淘米，拿一把扳手，在电饭锅坏的按钮处拧了几把，把饭做上了。山里人家来了客都是这样。
猪圏旁有一丛小西红柿，才成人指甲盖大，他俩往下摘，我问：“这么小能吃了就？”卢安克说：“这更有味道。”递给我一个，我在衣服袖子上擦了擦，尝尝还不错。家里没有别的菜，只有桌上放着一些扁豆，有些日子了，我们把卷边的角摘了，打算跟小西红柿炒在一起。卢安克与上次我见到时有些不同，满腹心事。把豆角一只只掰断，我埋头摘了一会儿，说：“我一路上想者你这次恐怕跟以前心情不太一样。”
他说是。
我扔了一把豆角在铝盆里：“难道有可能这是你最后一次回来吗？”
他不看我，“我担心有这种可能”
我抬起眼，“记得上次采访的时候，你说这个地方有你的命，你要是离开你的命就没了？”
“从心里来理解是这样的。”
“你理解你妻子吗？”
他说：“理解，她是女人。”我听见旁边老范和编导蚂蚁齐叹息。
他起身劈柴生火，准备炒菜。我问他：“怎么跟他们解释呢？跟孩子？”
他点着火，烟窜了出来，“就给他们说，那个是我老婆的选择。”
“他们能接受吗？”
“他们不接受。”
静了一会儿，他问我：“但我怎么处理？”
我怔住了，没回答，也没说不知道。我从没想到过他会问别人他内心的困惑，我被这个困惑之深惊住了。
他起身劈柴，蹲在地上，左手扶着柴火，右手小铁斧一下一下劈开缝子，嵌进去的斧子拉起木头来再用力剁下去，我蹲在附近捡碎片，拢进火里。老范说看冋放的时候，很长时间，都只有劈柴在火里烧裂时毕剥的声音，和溅出来的几星火烬。
这次的采访全部是卢安克的安排，他挑选的地点、时间，他让我们拍烈日下刚收割完的稻子，拍小罗家边上的晚霞，我们想选择更好的时间，他坚持：“不拍天要黑了。”他甚至写了采访的提纲，手里攥着一张字条，上面写着中文和德文交织密密的字，“我怕我自己忘了什么。”
我没见过他这么失稳，也没见过他这样在意。
我采访的孩子中，有一个扮演电视剧主角容承，其他老师说他在班上最调皮，常带着男孩们闹事，被称为“老大”。他接受采访时有些紧张，拿着饭盒的勺子僵坐在桌边，要求卢安克一定要在边上。
我问了几个问题：“你为什么演容承？”“觉得他性格是什么样的？”……他都说“不知道”，几个问题下来，我看他是真不知道，带了一点放弃的感觉，转头对卢安克说“可以了”。
孩子突然号啕大哭起来，捂着肚子倒在桌子上。我说怎么了这是，赶紧看他，他说肚子疼。疼得枕在胳膊上，一只拳头按着自己胃。
我以为他是吃饭时说话着凉了。倒杯热水给他，他不喝，问他要药吗，他摇头。
卢安克蹲在他身边，抚摸他的背，对他并不说什么，跟我说了一句“我做德语口语翻泽的时候，也会肚子疼。”我明白他指什么，但不确定，俯身对孩子说：“是因为我的问题给你压力了吗？如果是，那我真的对不起了，韩运。”
他埋在胳臂里摇头，“不是”，挣扎起来。脸上还挂着泪水，但表情毅然，“你问吧”。
是他这一句话，让我觉得，卢安克说的是真的。他蹲在孩子身边，不看我，轻声谈：“这里是农村，自然的力量很强，叫他爬山，他什么山都爬，但叫他反思自己的一些问题他会很痛苦的。”
卢安克陪他回了宿舍，老范看我的神色，知道不理我为好，带着大家去拍外景，我一个人坐在空荡荡的六年级教室里，气恼不已，“三年了，三年了我还在犯错，我怎么这么蠢，我又问错了。”我心里知道，是我心里那点放弃他的想法，流露在了脸上，男孩觉察了。
坐了半个小时，我绞着手，下去吃饭，小潘老师杀了一只鸭子熬了个热气腾腾的火锅，大家都坐定了，卢安克在他旁边给我留了把竹椅子。吃了几口热的，我缓过来点儿了，背地里我问他：“我怎么老没办法改变我的弱点？”
他说：“如果那么容易的话，还要这么漫长的人生干什么呢。”
有半天的时间，卢安克带着我们组和韩运走了三个小时山路，去爬山，在刚下过雨的小山涧里捉螃蟹，躺在草地上，一直到快日落。他说不用去安抚和沟通什么：“跟他沟通没有用，踉他一起行动有用。创作就是这个道理，一起做某一件事，自然就融合在一起了。”
孩子家里每人都有一张自己参与的电视剧DVD，看过了无数遍，还是嘻嘻哈哈又看一遍，遇到同学再看一遍，说起一起偷吃大米或者烂泥巴埋到下巴的细节，是真快乐。我们被招待吃了三顿饭，杀了一只鸡，孩子在水龙头底下洗内脏，卢安克蹲着给他打伞。临走时韩运又拿出中午剩下的饭和碗筷继续留人，只为了拖延点时间和卢安克多待一会儿。
卢安克说不吃了，孩子不吭声，坐在了门口凳子上。
卢安克走过去，摸了摸他的背，柔声说：“再见。”
韩运没抬头，卢安克出了门。
我们收拾完东西，出门的时候对孩子说：“再见。”他还是没有抬头，也没说话，只是摆了摆手，小潘老师说他哭了。
拐过一个弯，卢安克站在那里，看着夕阳快下的山，一动不动地站着，事后他告诉我，离开孩子时他也哭了。
我知道了他为什么要写信给我，在离开之前他要交托于人，留下一样东西来替代他：“创作可以成为他们的权威，可以给他们归属。”
当年我们采访的六年级学生，现在一半上了初三，一半去了外地打工，打工的孩子往往会加人帮派，卢安克说这是一种归属的需要。他在信中提到一个在非洲塞拉利昂参加内战的十二岁小孩，杀了很多人，为了避免受不了的感觉，他天天吸毒。后来这个孩子在联合国的会议上解释：“我们加入部队的原因是，我们找不到可以吃的，失去了自己的家，但同时盼望着安全，盼望着自己属于什么，在这个所有归属都垮下来的时代。”
他说这跟留守儿童的情况是相似的，只不过极端得多，夸张得多，“中国的社会没有那样的背景情况，但中国的留守儿童将来也会成为一个失去控制的因素，除非我们能给他们带来归属感。”
这也是当下的中国人最强烈的感受。这样一个快速变化的时期，传统的家族，集体断了，新的又没有建立起来，空虚只会导致消费和破坏，只有当人们能感到创建自己世界的满足，不会与别人去比较，不会因为钱，因为外界的压力感到被抛弃，这才是真正的归属。
在通信中，我们曾谈到，“创作”这个词现在常常被当成是一种“手段”——用来吸引孩子学习更多的手段，或者一种学习之外的调节。好像生活中总有一个伟大庄严的目的，一切都为这个目的服务。这个目的是什么呢？为了服务于一种意志吧，当这个意志让你去改造世界时，你要具有改造需要的知识。而创作在卢安克不是手段，就是归属本身。因为青春期的孩子是通过行动得到感受，从感受中才慢慢反思，反思又再指导行动的，所以他说，说话是没有用的，让他们一起进人，共同完成那个“强大的人不是征服什么，而是能承受什么”的故事，感受会像淋雨一样浸透他们，在未来的人生里缓缓滋养。
纪律可以带来秩序，但却是被动的，只有一个人归属于一件事，一群人，一个社会，才会有认同和发自内心去照顾它的愿望。
采访结束后，卢安克说他已经满足。现在可以去满足妻子的愿望了。“承受新来的责任，家庭的责任，不管是什么结果。”
我说这句话里面有一种很沉重的意味。
他说：“我也不知道我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是为了什么，有什么使命，这个只能是慢慢摸索的，所以只能慢慢看有什么结果，也许过了几年我明白，为什么要这样。”
“你想检验自己？”
他好像触动了一下，说对。
我说那你害怕那些对你有期待的人会失望吗。
他说：“把希望放在别人的身上是虚拟的，所以无用。如果自己不去做，那就不会有希望。”
当时暴雨初晴，强光照透了天地，我说：“人生的变化很多，也许三年后我们会再见，再谈一次，谢谢你。”
他微笑，说：“也谢谢你。”
采访完第二天，卢安克离开板烈，去了杭州，进了妻子联系的工厂，一个星期后他辞职，因为手续问题，去往越南，等待命运中将要发生的事情，他说：“别人对我佩服的地方其实是我的无能，我无能争取利益，无能作判断，无能去策划目的，无能去要求别人，无法建立期待。也许有人以为那是超能，这个误会就造成了我现在的结果。还可以用另一种表达：人类大部分的苦都是因为期待的存在。其实，在人生中不存在任何必须的事情，只存在不必要的期待没有任何期待和面子的人生是最美好和自由的。因为这样，人才能听到自己的心。”
在我写到这里时，他仍然在越南，身处在语言不通、无法工作的边境。除了保持与他的通信，我也没有更多能做的事。
板烈那场最后的采访，是在山间高处一片梯田里的水泥储水台上，开始之前下了雨，幸好土地里有一把破旧的大遮阳伞，是前几天收麦子的农民留下来的，卢安克把它张了起来，足够我们几个、加五六个小孩子、还有一个看热闹的老农民容身。小罗站在我身边，帮我拿着本子，两手抱在胸前。雨下了好一会儿，从伞檐上穿了线，山明一会儿，暗一会儿，大家紧靠着。面向各方自看暴雨里青绿的田野，很久，有一点金光从东山破过来，乌青的云滚动奔跑，相互推移，雨就要过去了。
就是此时的感受，让我想起哲学家雅斯贝尔斯的一句话，在这期叫《告别卢安克》的节目结尾我说，教育，是人与人之间，也是自己与自己之间发生的事，它永不停止，“就像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一朵云触碰另一朵云，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只要这样的传递和唤醒不停止，我们就不会告别卢安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