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本学生：站在人生的节点上

▲ 黄灯(后排右一)与F学院2015级的学生在平时上课的教室里。2006年到2019年，黄灯在F学院当了两届班主任，完整见证了80后、90后两批年轻人的成长。（受访者供图/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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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写道：“短短二十多年，那些像我一样起点的二本学生，在彻底市场化和应试教育横行的时代语境中，到底面临了怎样的机遇和挑战，又承担了多少不为人知的压力？通过念大学，他们在立足社会的过程中，在就业、深造、居住等具体的人生节点，是否如我一样，总能倚仗高等教育提供的屏障，越过一个个在今天看来无法逾越的暗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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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南方周末记者 付子洋

责任编辑 | 邢人俨

1996年出生的李妍，是F学院2019年的毕业生。她额前没有刘海，扎马尾，戴一副黑框眼镜，普通话里带有软糯的广东口音。李妍的家乡在粤东的饶平县，一个李姓为主的村庄。那里四面环山，不适合种水稻，村民都种茶。
李妍的妈妈是勤劳的江西女人，年轻时在深圳打工，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夜里乡村静谧，李妍在灯下背书，妈妈就在一旁守着，做潮州珠绣。李妍很早就展现出读书的资质，成绩一直名列前茅。最好的一次，全镇所有小学统考的拔尖赛，她排到过前三。
整个小学阶段，李妍唯一的课外书，是一本教辅资料。每页书末尾的格言警句，她翻看过很多次——那是她获取课外知识的唯一通道。那时村小的英语代课老师，是一个刚毕业的大学生，长得高瘦。李妍曾在夜里碰见过他，独自低头坐在升旗台下。没过多久这位老师就走了。
升初中时，摆在李妍面前的有三所学校——潮州市区的重点中学、邻镇一所教学质量较好的中学，以及她所在镇上的普通中学。李妍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到潮州市参加入学选拔考试那天，妈妈骑摩托车送她。她穿了银色的新凉鞋，那是一双买了很久的鞋，一直没舍得穿。进入考场前，李妍在门口贴一面墙站着。看见城里的孩子，她把腿蜷缩起来，藏起鞋子，在墙上留下了好几个鞋印。
市重点中学的选拔考试给了李妍最初的震撼。满分30分的英语试卷，她几乎看不懂，尽管有很多选择题，也只考了几分。语文作文的题目是《人生》，试卷里一句“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她那时甚至没听说过——课本上没有。考试落榜后，李妍偶尔会想起墙壁上的脚印，“是不是因为没有把它擦掉，所以才考不上？”
高考之后，李妍进入F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
在漫长的少年时代，李妍偶有不甘和无奈。她似乎总在一些关键的节点遇到障碍——每一次都为自己努力争取过，却被挡在门外。她对南方周末记者回忆，去潮州市参加考试那次，一个城里孩子说，平时都看小说，英语却考了27分。那时她只感叹“人外有人，山外有山”，如今却觉得，人生的差距，就是从每一道门槛上一步步拉开的。“慢慢地，别人去清华北大，我就只能读F学院，这也是我很努力拼来的。好像自己奋斗的终点，就是别人的起点。”
2016年，作为大一新生，李妍来到F学院肇庆校区。那是一个山清水秀的地方，在七星湖岸边，红砖绿瓦。校园很小，一眼就能望遍教学楼和宿舍。李妍觉得像是进了养老院，与想象中学术大咖云集、围坐讨论文学的大学相去甚远。
但她慢慢发现，在这个财经类二本院校里，地位边缘的中文系像是一个小小的庇护所，不乏好老师。在那里，她遇见了黄灯，听过她的讲座，钦佩她的社会责任感与知识洞见。
从2006年到2019年，黄灯在F学院当了两届班主任，分别为2006级的062111班和2015级的1516045班，完整见证了80后、90后两批年轻人的成长。十四年后翻看学生名单时，她惊讶地发现所教的学生已有四千五百余名。
2018年，黄灯开始写作《我的二本学生》。随着时光的推移以及对学生毕业后境况的跟踪，黄灯深刻意识到，二本院校的学生折射出中国大多数普通年轻人的状况以及最常见的成长路径。
她写道：“短短二十多年，那些像我一样起点的二本学生，在彻底市场化和应试教育横行的时代语境中，到底面临了怎样的机遇和挑战，又承担了多少不为人知的压力？通过念大学，他们在立足社会的过程中，在就业、深造、居住等具体的人生节点，是否如我一样，总能倚仗高等教育提供的屏障，越过一个个在今天看来无法逾越的暗礁？”
F学院附近龙洞城中村的迎福公寓，因为靠近大学城、房租低廉，成为许多学生毕业后进入社会的第一站，这里聚集了F学院大量考研、在广州找工作的学生。（受访者供图/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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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没有戏剧性也没有太大野心”

黄灯是湖南汨罗人，长期关注乡村问题。2016年春节前夕，她的一篇名为《一个农村儿媳眼中的乡村图景》的文章，引发有关城乡问题的讨论。黄灯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自己的堂弟、表弟、外甥等人，大多身处80后、90后的代际，却无缘大学之门。她经常设想的一个问题是：假如他们考上了大学会怎么样？这成为她写作《我的二本学生》的源起之一。
1990年代初，黄灯通过高考进入岳阳大学，彼时岳阳大学还属于专科。那是中国大学精英教育的黄金年代，大学生都是天之骄子，拥有国家干部身份，毕业包分配。计划经济遗留的公有制色彩，在这一代大学生身上仍能体现。
1995年毕业后，黄灯在湖南一家国营工厂从事机关行政工作。1997年左右，亚洲金融危机中，这家以出口麻料布匹为主营业务的工厂受到巨大冲击。适逢国企改制，下岗后的黄灯重新备考，进入武汉大学念研究生，博士毕业于中山大学中文系。
作为大学扩招前的最后一批大学生，黄灯从未把就业视为要紧的事。她对南方周末记者回忆，当年武大硕士毕业时，深圳的公务员系统来校园招考，很少有人报名，她自己则收到了《知音》杂志社、湖南某大学的工作机会。2005年，岳阳大学同学毕业十周年时，学校已并入湖南理工学院，成为二本院校。黄灯发现班上同学有八成在党政事业单位工作，“在当地都属于中上层”。
1999年，教育部出台《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掀开了中国高等教育大规模扩招的一页。2019年，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副司长范海林表示，中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已达48.1%，高等教育即将由大众化阶段进入普及化阶段。
2005年，黄灯入职广东F学院。作为广东省享有盛名的财经类院校，F学院在广东银行系统拥有丰富的人脉资源，加上沿海一线城市的地理位置，使得学校的录取分数长期接近一本线。该校的生源接近一半来自广东的粤北、粤西和其他经济落后地区。黄灯的学生，大多出身平凡，或来自不知名的乡村，或从毫不起眼的城镇走出，与“一线城市、高知父母、国际视野”的高配学霸形成了鲜明对比。
但这些孩子仍然是所在地的资优生，“可能是村里的第一个大学生。他们对改变命运的高考充满了感激，并对未来摩拳擦掌、跃跃欲试”。
这些学生留给黄灯最深的印象，“就像一堆被打湿的柴火，你怎么点都点不亮”。他们是最普通的学生，从未将自己归入精英之列。“人生没有戏剧性，也没有太大野心。”黄灯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执教多年，没有一个学生因为学术问题和她争论过。课堂上，她发现越来越需要调动情绪，才能换来学生的一丁点反应。他们上课不吭声做笔记，考试时拼命背题，该听讲座就听讲座，该拿学分就拿学分。
“反正现实的东西，他们会一项一项去完成，不会去做一些特别叛逆的事情。”黄灯对南方周末记者说，“我教的学生99%都是特别顺从的。”
信息匮乏在这些学生的成长过程中体现得尤为明显。黄灯的学生沐光曾接到一个诈骗电话，对方的声音酷似他在湛江的远房堂哥。对方说自己嫖娼被抓，让沐光转账一万元。沐光便拿出暑假在深圳打工挣的五千元、父母给的生活费和借来的钱，给对方汇了过去。“我听说后都很惊讶，特别单纯，没有社会经验。”黄灯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但她也发现短短十年间，自己带过的两代大学生进入社会后的境遇已有明显的变化。
1986年出生的温建是F学院2005级毕业生，来自河源市紫金县的小乡村。他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自己是“第一代”留守儿童，父母在深圳、东莞等地打工，由爷爷带大。温建将自己的人生总结为“按部就班”。因为爷爷跳出“农门”的信仰，他坚持读书，成绩一直中等——考入F学院热门的经济学专业，对他来说是好成绩。
大学时代，温建很少感受到压力，喝酒、谈恋爱、唱K是校园生活的主题，“从没着急找工作”。他第一次对学历产生认知是在毕业那年。2009年，全省银行系统招考，珠三角一线城市的招聘要求是985、211或研究生以上学历，F学院毕业生只能去县一级机构。即便如此，文凭依然带来优势——温建去紫金县一所农村信用社报到时，领导还感叹：“F学院的学生都愿意来我们这儿。”
十年来，温建的职业发展稳步上升。他在紫金县农村信用社工作三年后，被借调到省级系统，享受副经理待遇，并顺利纳入事业编制。温建在河源市买房，和妻子育有两个孩子，过着安稳的生活。
黄灯在《我的二本学生》中提及，2018年，她曾在2006级学生毕业8年后做过统计：班上52名同学，全部在广东就业，其中居住在广州、深圳的有21名，绝大多数已经安家落户。这些学生的职业选择大多保守——做公务员，进银行、国企，少部分人创业。在城市过着较为体面的生活。在黄灯看来，这一代学生的发展得益于时代的机遇——“房价平稳、低廉、经济上升的阶段”“金融行业的快速发展”“广东地区发达的经济环境”。
进入体制、寻求一种稳定的生活，似乎成为这批贫寒子弟在城市扎根的重要途径。“对于2006级的一批学生来说，他们一旦错过了那个时间窗口，后面的境况是越来越难的。”黄灯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2

“就像被打了催熟剂一样，要快点到社会上”

黄灯的许多学生是在上大学后，才第一次了解到“重点大学”和“普通大学”的区别——这使得他们进入学校后都出现过心理落差。
找工作时，学历成为第一道门槛。他们时常感受到来自985、211的竞争压力——师哥师姐出去面试，最常说的一句是：“中大、暨大的人都在，那我肯定没戏了。”他们很难进入互联网大厂，一位女生梦想进入腾讯，到深圳还专门到腾讯总部大楼拍照。她投过腾讯的实习运营岗位，笔试之后便石沉大海。新东方、学而思等教育机构也很少收非985、211学生。而据温建介绍，与F学院对口的银行系统里，就连紫金县的岗位，现在也有很多名牌大学生来竞争。
考研则是另一个坎。黄灯的2006级学生中，没有一人选择考研究生，直到2018年，也没有人脱产考研。在黄灯看来，这或许表明他们对工作较为满意，不需要通过文凭提升来改变生存状况。
近几年来，许多学生开始选择考研。“对于我们学校的很多学生来说，能考上本科就已经尽力了，把家里资源都耗光了。如果有机会就业的话，是一定要去就业的，万不得已才去考研。以前学校考研的氛围一点都不浓，学生99%都去就业了。”
随着重点大学招收保研生的比例不断扩大，留给非985、211院校学生的机会并不多。一位F大的学生有名校情结，立志非中山大学不念。他考了超过380的高分，但因为第一学历不是211、985，在面试后被刷下，又不愿接受调剂，最后去了东莞一个培训机构。“你已经考到那么高了，名次也很靠前，都没办法录取。所以后来有学生跟我咨询，我不太建议他们报那种特别好的大学。”黄灯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黄灯的一位好友曾明确告诉她，第一学历不是985、211，面试再出色也很难录取，因为招生学校也有科研、就业等方面的考虑。于是，黄灯和学校其他老师开始劝学生调剂到一些偏远地区读研究生。
在巨大的就业压力下，许多学生找工作的规划从进入大学时就开始了。李妍说，有同学大一就开始在外面兼职、实习，甚至长期花钱请人来帮忙上课。毕业后，那位同学却因为履历丰富，率先找到了工作，“从朋友圈看来，生活很体面光鲜”。
黄灯的大学时代有许多闲散时光，受过人文教育滋养。在F学院，她带着导师制辅导的学生读书、听讲座，逛中山大学校园，希望学生内心更从容，“我的学生似乎没有成长的时间，就像被打了催熟剂一样，要快点到社会上，变成被利用的工具。这不是把他们当人培养，而是当作就业工具在培养。”
根据黄灯的观察，不同级别的大学学生，毕业后的去向对应着不同的城市：顶级大学对应的是全球最好的城市；重点大学对应的是一线城市、省会城市；一般大学对应的是中小城市、乡镇甚至乡村。
美国社会学家兰德尔·柯林斯在其著作《文凭社会》中，提出“文凭通胀”的概念，冲击了现代社会的“教育神话”。在对西方社会的观察中，柯林斯认为大规模文凭通胀后，教育不能促进社会平等——非但不是社会流动的阶梯，反而为社会流动制造了障碍。来自不同社会阶级、种族群体的人们，生存机会与他们的父辈大体相同。
幼年时，李妍的生活环境封闭。冬天，白色的茶花在枝头簇簇开放，满山都是。从记事起，家里便过着拮据的生活。李妍的父母没有外出务工，以卖茶为生。在她小时候，村里的茶还没有名气，一斤只卖几块钱。父母常因借钱吵架。
李妍曾赶上过划片区入学的政策，只能就近入学，不能进入邻镇那所教育质量更好的初中。妈妈曾提上几包茶叶带她去校长家拜访，但被拒绝。后来，她听说村里有成绩不如她的同学，托关系进了那所学校。
李妍入读的本镇那所普通初中，周围少有同学关注学业，校园霸凌盛行。英语音标是李妍自己摸索学会的。中考时，她考上了当地一所不错的高中，但高二那年，自己和家人接连发生变故，刚有点积蓄的家庭顿时跌入低谷。复学之后，李妍重读高二，进入文科普通班，明显感受到教学差距——老师从不讲数学试卷上的最后两道大题。
成绩全班第一的她曾申请转入实力更强的实验班。好几个家境不错的同学都成功了，但学校以不合规定为由拒绝了她。
2006年一堂作文课，计算机系学生坐在简陋的教室里，那天是少有的台风天，黄灯将作文题目临时改为《风》，让学生现场完成。一位名叫邓桦真的女孩所写的内容，让她无法平静。她试着还原出桦真的家庭面貌：多子女、半年没拿到生活费、家庭月收入不足一千，因为父母年龄不到45岁，桦真申请的助学贷款被拒。这让刚入职不久的黄灯感到极为震撼。因为顾及学生的自尊，她没有打听桦真的更多消息，甚至不知道她毕业后身处何方。
3

“哪怕二本学校的孩子，还是可以通过教育改变命运”

2019年，2015级学生毕业，黄灯感到悲伤。她向南方周末记者回忆，答辩结束那天，她和一位学生聊天，问起同宿舍同学的出路，女生轻描淡写地说：“都还在当咸鱼呗，没人上岸。”而对于未来的理想生活，一位女生则有非常具体的描述：不结婚，在广州租个房子，养只猫，把妈妈接过来。
“大家都没有提考公务员没有结果，考研没考上，找工作没有结果。整个宿舍的人都特别茫然。我作为教师，又没有办法解决问题。”黄灯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那届学生中出路最好的是班长——她考进广州一家公共汽车公司，从事行政管理工作。后来从辅导员手中，黄灯拿到了一份学生就业名单。大多数的名字后面，都是一些从单位名称来看并无法辨别工作内容的小公司。“有的去医疗美容机构运营公众号，甚至还有人在奶茶店打单。”作为老师，让黄灯最难过的是——学生即使不读大学，也一样可以做这份工作。
小治是2015级毕业生，2020年春节后，他终于找到了一份正式工作，在一本科技论文类杂志做编辑，每月税前收入五六千，在广州刚好能生活。小治的爸爸是家庭经济的支柱，在东莞一家铝制品厂干活。不久前，爸爸突发心肌梗塞，还检查出甲亢，再无法工作。小治想起以前，家庭每年一半的收入，都投入了子女的教育。他觉得一切像是一个循环——以前爸爸用自己的身体为代价，供孩子读书。而小治毕业后，温饱才刚刚稳定下来，又要承担家庭生计的重担，一家人的生活总在底层打转。
2020年，李妍毕业碰上“最难就业季”。同学们大部分回到原籍，几乎没人最后留在广州。李妍听说，有同学回到清远找一份新华书店的店员工作，都有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的学生一同竞争。同班的韶关女生小欧，家里来自公务员系统。她从小厌恶官僚习气，但在家人的劝说下，最终参加了国考，进入江西赣州某县的税务局。她向南方周末记者解释，对于二本学生来说，公务员几乎是最优选择的原因——是因为它只限专业，却不限985、211，“只要本科就行”。今年4月，看着还在为找工作奔波的同学，小欧忽然有些庆幸，自己搭上了国考的顺风车。
黄灯在武大和中大读书时，曾观察过本科生就业，进体制考公务员并不是名校毕业生的主要选择。“对于那些二本学生来说，如果能够考公务员，应该已是非常好的出路。但对重点大学的孩子来说，他有更好的选择，选择一些自己感兴趣的事情。”
但读书改变命运的法则，在这批二本学生身上，并非没有体现。2018年，沐光毕业两年后，进入保利地产做党建工作，如今已和人搭伙，在东莞买了投资房。
在谈到童年的经历时，沐光告诉南方周末记者，那时他们是村里最穷的人家。家里房子的承重墙几乎都快倒了，拿了一些木板在外面支撑。每到台风天，家人都要加固瓦片，以防屋顶被掀翻。沐光的两个弟弟都没有上大学，二弟在村里当“烂仔”，三弟则在工地上打工——这是村里男孩最常见的两种命运，沐光则在两三年前，帮助父母重修了房子，一栋三层小楼。
沐光曾对黄灯说，如果没考上大学，他也会成为村里的烂仔。“最后连成人都成不了了。所以，大学教育对他来说还是非常重要的。哪怕农村的孩子，哪怕二本学校的孩子，他们还是可以通过教育改变自己的命运，还可以有这个机会。”黄灯对南方周末说。
考研失败后，李妍住进了F大附近的龙洞城中村，专心准备“二战”。她想考苏州大学文艺学，在日常生活中常感受到一种撕裂感——一方面她对做学术感兴趣，想要去探寻真理；另一方面又为现实所牵绊——如今每月八百元的房租，都由父母支持。她已决定如果“二战”失败，就先去工作。等过几年再考。
搬进城中村迎福公寓后，李妍买了绿萝，一盆放在床头，绿油油的枝叶悄然蔓生。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李妍、温建、沐光、小欧、小治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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