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完电影《地久天长》，脑中反复萦绕着的不是那首直点主题的《友谊地久天长》，而是《我们走在大路上》。这首红色歌曲热情洋溢、鼓舞人心，但我只记得澎湃的曲调下，表达出一个鲜明的信号：时代大潮不可阻挡。
无论被高度赞誉为“二十五年之后的《活着》”，还是被简单粗暴的划入伤痕文学、卖惨苦情戏甚至心灵鸡汤的范畴，对《地久天长》来说，这些都有些过誉。
其实，《地久天长》只是朴实无华的讲了“好长的一段生活”（王小帅语）。本片以尽可能隐忍、克制、平实的方式，对时代的期望与绝望，以及人物的生存状态进行了一番文艺性、戏剧性的记录与重现，进而释放出惊人的情感力量。
正是因为这种难得的朴实无华，才会让观众抛开时代的隔膜、思想的桎梏和印象的偏见，将特定大时代背景下的小人物的一颦一笑、一言一行，还原、放大、重构，放在现代人的审美标准下，去看、去品、去感受。
真实反而最能触动观众的心扉，这就是《地久天长》的初心。
榨干生活的苦涩，留存美好的记忆，人们对情怀的理解不过如此，然而，这并非本片的关键倾诉点，时代冲刷下的人性回归，给了王小帅和《地久天长》无穷的创作动力。
从健硕的中年到迟暮的老年，从家庭离合的悲怆与无奈，到时代变迁的迅猛与停滞，一代人的光景就这样过去了。深陷本片情节的观众们，或许真切体会到了千万家庭的喜乐与离别不过是时代洪流下的沧海一粟。
现实主义的春天，离观众还有多远？
《地久天长》上映之前，是张猛的《阳台上》和白雪的《过春天》，再往前，是曹保平的《狗十三》、饶晓志的《无名之辈》和忻钰坤的《暴裂无声》。《我不是药神》的票房口碑双丰收，标志着国内院线的现实主义电影回归。
现实主义题材仿佛是一下子就“吃香了”，普通观众眼中的文牧野和《我不是药神》，就像是突然蹦出来。
《我不是药神》“井喷”前的2017年，周子阳的《老兽》和张艾嘉的《相亲相爱》依然是走了“国外盛赞在前，国内上映在后”的老路，也并没有引起过多的关注。前者拿到了204万票房，紧贴家庭和亲情的后者要好得多，拿到了1800多万票房。
这些年，“吃力不讨好”的现实主义题材遇冷，说到底还是观众缘不足。
处于不断变革的社会中，人们的主要精力都放在了物质富足上，精神追求特别是影视娱乐需求，靠得还是“娱乐至死”指导下，被拍烂了、说烂了，却依然有人爱看的所谓“商业大片”。
观众的追求都是很简单、很实际的东西，心累了就想看点轻松、搞笑的，给内心找找平。虽然在圈里人们佩服甚至敬仰拍了现实题材的主创，但票房堪忧的现实和上映无期的尴尬让这类题材越来越小众。
不知从何时起，现实题材越来越倾向于浓重的叛逆、盲目的宣泄、莫名的妖魔化，非要把电影拍得冰凉刺骨、惨绝人寰才符合人文、人性的艺术追求。
殊不知，所谓的“普世观念”是西方的舶来品，用一个西方标准去丈量和捆绑东方人的审美观念，打一开始就是南辕北辙的存在。
所以，讲述“中国人自己的故事”的《我不是药神》，将“穷病”的根子剖开来，引发一连串的热潮与热议。
文牧野的眼光毒辣，除了扎实、细腻、温情的剧本，以及根据真实事件改编的震撼，还在于精准的把握住了痛点、泪点和笑点，给了观众一个认可和值得的感情宣泄出口。
现实题材的饭并不好吃，就连功成名就的第五代导演们，都更倾向于构建奇幻的世界来抒发现实的感怀。《猫妖传》和《影》的不伦不类，其实是一种艺术化的妥协。
所以我才由衷钦佩王小帅，乐见《地久天长》的上映。只有坦然面对、不用回避成为大多数普通观众的共识时，国产现实题材影片才算得上迎来了真正的春天。
两家人的人生轨迹，悲怆中的坎坷前行
将长达三十年的史诗级跨度，浓缩于两家人的恩怨情仇，足见王小帅导演的野心。毕竟，一个点可以很具体、很形象，无数个点组成的面，就可能会让人陷入迷失自我的困境。
任何一位电影人，都在用自己的方式描绘时代，但只有具备足够自信的人，才能以时代的高度，对历史的横切面进行艺术化的总结。
在畅谈拍摄体验时，王小帅并不回避本片包含的“敏感成分”：知青返乡、计划生育、严打、下岗潮、下海潮。《地久天长》将片中人物的命运与这些社会转型的节点进行了有机的串联，在增强时代感的同时，也无形中点出了主创的态度。
被打乱的时间线就像一个奇异的拼图游戏，时间在感情的起伏中推进，观众紧跟着人物的情感变化和人生浮尘，将琐碎的故事线拼接、重组，最终形成了一段独特的时代记忆。
平铺直叙的叙述固然能节省观众的脑细胞，但浮于表面的“看”，与沉侵其间的“想”，带来的感情体验是不同的。《地久天长》故意打乱时序，试图引导观众通过每一个故事节点的独特性，强化时代大潮的厚重感。
《地久天长》的故事纽带，是代表未来的“孩子”，经历了三次失去孩子的痛苦成了本片主角刘耀军、王丽云一家人永远的痛，进而表现了被大时代裹挟的小人物，三度与未来失之交臂之后那种深深的无力感。
上世纪八十年代，北方内蒙古的筒子楼里，刘耀军、王丽云还是国有企业包江机械厂的工人，和同事沈英明、李海燕夫妻走得很近，两家人的独子刘星与沈浩，发誓要做一辈子的“好兄弟”。
在那个淳朴的年代，相对不大的贫富差距让人们的关系变得很简单、很融洽，好与坏之间几乎没有灰度的空间。所谓的合得来和知心，看起来很单纯，其实也逃不过人性。
工厂干部李海燕发现王丽云怀孕了，“不能犯政治错误”成了她唯一的念头。禁不住李海燕的极力劝说和政策的高压，王丽云做了人流，却意外失去了生育能力。
第一次丧子，胎死腹中，直指政策实施的具体做法上。政策大环境的影响下，李海燕贪图权利的本性暴露无遗，但王丽云的终生不孕与其说是当时的条件限制，属于医疗事故，不如说是对政策执行的死板僵硬致使强制堕胎的尖刻讽刺。
几年后刘耀军的独子刘星溺水身亡，怂恿并推搡他下水的，正是“好兄弟” 沈浩。背负着“两条人命”的李海燕和儿子沈浩，陷入“道德过失”的忏悔和内疚之中。
第二次丧子，意外死亡，直指失独家庭的成因与隐忧上。刘星的死，人为因素是主因，但本片给出了因政策执行的缺失引发独生子女意外亡故后老人养老送终问题的社会现象。
相继遭受不能再生和丧子之痛，王丽云承受不住沉重的心理压力，正好赶上了下岗潮，刘耀军带着身心疲惫的妻子，和下海潮的人群一道远走福建，相依为命。
其间，刘耀军夫妇收养了长相酷似丧子刘星的弃儿，取名“刘星”然而，当得知自己是养父母的“替代品”时，叛逆的养子“刘星”愤然出走。刘耀军一家再次失去了孩子。
“独自凄凉无人管”的痛楚，对于失独者来说，要么通过合法的收养，要么只能铤而走险，选择“人口买卖”。 刘耀军夫妇的所谓“捡来”，游离于法律之外，失去“刘星”，也是情理之中。
当年心底默默爱着师傅刘耀军的沈茉莉，竟心血来潮勾引他并怀上了孩子，心里还想着生下孩子，作为刘耀军夭折孩子们的补偿。
孩子，成了丈夫出轨的理由，当遍体鳞伤的王丽云再一次倒在血泊中，刘耀军选择了妻子，这意味着，他与自己的理想彻底决裂。
直到身患脑癌的李海燕发出了“临终请求”，两个家庭再次相聚。一晃多年，物是人非，李海燕生命垂危，沈浩长大成人，看着这奇妙的生命延续，听着毫无意义的“真相”，刘耀军和王丽云在麻木中爆发，又在爆发后再次麻木。
他们选择了原谅，因为，别人家的孩子，还有未来。
面对真相是最难的，尤其是经历了人生的跌宕起伏后，容貌日渐老去的刘耀军和王丽云，和解了、重生了、放下了，又怎样？他们缺的不是时间、经历和金钱，缺的是未来。
片尾，一次次失去孩子、失去未来的他们，在儿子刘星的坟前，半晌说不出一句话。
憋屈了快三十年，他们已经习惯了。
荒诞、感性、哽咽，一切尽在沉默中
时代的沧桑巨变，每个人都有了或悲或喜的人生故事。或许，刘耀军和王丽云的坎坷经历更像是戏剧化和艺术加工之后的极端的个例，但并不是每个人都能顺着时代的脚步，踩着点向前奔。
一连串的变故与动荡让跨越了三十年的生活，充满了意外、诡异、挣扎和荒唐。《地久天长》中，每个人物都在努力适应着时代，不断变化和成长，却总也找不准前进的正确方向。
这是一个精心打磨过的故事，主创将自己的态度、思考、心境和挣扎，掰开揉碎的融入到175分钟的影片，并小心的保持着镜头的疏离感，那是王小帅保持克制的距离。
在时间、空间和感情的变化中，事情一件接一件，情绪一次又一次的酝酿和发泄，引发一波又一波的共鸣，观众感受到了与电影剧情同步的真实与感动。
特色的人物，成就特色的电影。凭借《地久天长》，“患难夫妻”王景春和咏梅摘得了第69届柏林国际电影节银熊奖最佳男、女演员。两位老戏骨的演技自不必多说，作为亲身经历者和感情承受者，他们将时代变迁的无力感融入到时间跨度如此之大的点滴生活中，催生出不尽相同的体验与感觉，这才是本片感人至深的关键。
地久天长是一个美好的愿景，当一次次与未来失之交臂，时间和感情都平复不了被时代抛之脑后的痛苦。养子“刘星”的回归和那一声晚叫了十年的“爸”，总归是让人们有了一丝希望。
就像王小帅说的，他只是讲了“好长的一段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