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经常想到，像我们这样一般的生活在凡俗市民社会的人是最幸福的，我们可以容易地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我也告诫自己，一定要在自己的世界好好活着，好好地表达自己的爱。在我们活着的时候，在我们还可以自由表达的时候，在面对时光流逝而不复返的任何时候。
这便是我读过邓丽君生平之后的感慨了。
如今，我早已学会正视自己的平凡、无知了，甚至无能一点也没有什么。不像过去，因为自己的贫寒和普通，我会自卑到无所适从。
我并非很不幸的人，跟邓丽君相比不是，跟洛克、萨特相比也不是，跟那些拥有巨大成就并且其行为震动过世界的人相比更不是。
每当我想起那些已故去的人们，那些历经苦难也曾经获得巨大荣耀的人们，我总是发现自己尽然跟他们那么亲近，很容易地就听见他们在向我诉说。
在写这些文字之前，我对于邓丽君是一无所知的，当然是除知道她甜美的歌声之外。从今以后呢？我的心中多了一位可敬的女性，我的心灵慢慢靠近她；为她经历过的不幸，为我跟她一样与这个世界、政治、历史相比是那么的渺小。
邓丽君是不幸的。6岁开始，她不得不在父亲的逼迫下，应该说在生活的逼迫下辗转于那些充满军人的污言秽语的场合，接下来是酒吧、夜总会——为了谋生。
我能够想到她还是一个小女孩的时候，用稚嫩的声音唱《天仙配》，那些昏昏噩噩纸醉金迷场合的狰狞面容如何盯着她。
十五岁时，凭着歌唱才华已经很引人注目了，她要去新加坡了，迎接她的将是歌唱事业的第一个黄金期。不幸的是，政治悲剧从此伴随了她的一生。
我们的蒋委员长，出于他的军事统治之需要，凡是想离开台湾者只要能为委员长所用，他都不会放过，其方式就是冠以“情报人员”之名，邓丽君无法逃脱，于是就有了民间关于她是“台湾间谍”的说法。
台湾政府1972年被逐出联合国，本来这样的国际形势对于老百姓的影响不会很直接。可邓丽君不同，因为她太红了，也就注定了要被拉进别人的政治斗争，即使她只想做一个自爱的歌者。
当世界上越来越多的政府对台湾当局不再那么友好时，台湾“国民”在世界上随便游走就不再那么方便了。台湾当局帮邓丽君办了一个假护照，也正是这样的假护照让她越陷越深。
当有一天，她不再是那个未成年的十五岁女孩儿，她看清自己一直在为政治所利用，于是选择离开台湾去了日本。可她逃不掉，因为她的家人还在台湾，因为她的户籍在台湾，还得依靠台湾政府的签证；邓丽君选择跟台湾不合作，台湾政府就利用传媒责怪邓丽君“叛国”，甚至把用假护照的账也算到她头上。
台湾政府抛弃了她，她成了“国际难民”。为了取得台湾的签证，她被迫“回国”，并且以参加“慰问国军”演出为代价换取离开台湾的自由，她在媒体上成为了台湾当局的反共工具，就这样她的负面消息就产生了。
其实，她一直宣称：“我是中国人”，她常对自己的日本经纪人说：“我想到天安门去演唱，只有那里有永远支持我的听众”，可政治还是一步一步地扼杀了她。
“89”这个词，现在的中国人也都还是谨慎的提及，也就是从那一年开始邓丽君开始消失于爱她的听众。
1989年5月27日，香港右倾政治集团举行了声援北京学潮的音乐会，在这天以前的一星期她们便向邓丽君发出过邀请函，可被她断然拒绝了；邓丽君一直反对自己被政治利用，她不想涉入，她极力要远离政治事件。
可后来出现了一个永远的谜，音乐会的当天，她出现在了现场，唱歌、签名……89过后，她变了，缄默、内向、失落、消沉，她开始淡出人们的视线，直到1995年卒逝于泰国边陲清迈市。
我无意告诉你，可是事实就这样，她临终前的样子并不“邓丽君”，裸露着身体伴随哮喘的抽搐、满脸的鼻涕、脸上挤满了皱纹……
不用你说出口，这个问题我也想问，那就是她为什么不早些放弃自己的生活远离台湾，远离政治呢？有谁能给答案呢？省省吧！
如果你明早醒过来发现“蒋委员长”要你协助什么工作，你说会发生什么呢？别怕，我也就一说，你还没有那么大的价值为国家、为政治所用。
你要知道，她的亲人都在台湾，“国民党”这个词曾经为我们的同胞听起来都被吓得直冒冷汗，想象一下委员长什么事情干不出来？
我也纳闷，为什么邓丽君会违背自己的诺言出现在89年5月27号那场音乐会上。我可以无聊地这样猜测，台湾当局用机枪对着邓丽君的家人威胁她，如果不去参加那个音乐会的话，那么她一家人的命将不保，并且要求这件事情不得泄露出去，否则结果如上。
还有你必须知道的是，邓丽君的父亲也曾经是国民党的一个少尉，她的哥哥也在国民党政府里谋职，可以说一家人的生存全在她一人身上，于是你知道她没得选择。
东欧剧变了，苏联也在解体的边缘，你说说国民党当局在思考什么？那一刻他们急了，所以想要借助邓丽君在大陆的影响力，想要让我们的堡垒从内部开始崩溃。
你不知道，候德健当年在天安门广场借用邓丽君的名字煽动学生情绪的场面是多么壮观；你不知道，蒋委员长或许仅仅因为心情不好就轻易地决定了我们的邓丽君悲惨的一生。
所有那些过去的事情以及正在发生事情，一旦牵涉特殊政治，我们都不知道究竟是怎样一回事。
邓丽君的一生是不自由的。小时候有一个酒鬼、赌鬼父亲，父亲一直逼迫她到那些龌龊的军营、酒吧、夜总会卖艺养家；长大后，又有了一位“政治父亲”，要她做“间谍”还要穿上军装对大陆同胞进行游说。
父亲用以一句“女子无才便是德”把她拉出了中学校园，这似乎不算什么，因为她凭借自己的聪颖完成了歌唱事业上的巨大成就。
可是，那位可可怕的“政治父亲”却真的给她戴上了紧箍咒，从此她的精神世界开始失去自由。
让我们极为愤慨的是，就连我们美丽的歌者灵魂远去以后，政治父亲还要拿她的尸骨想赚得点政治上的利益。尽管邓丽君生前曾为台湾当局责怪“叛国”，可是她的灵柩上却盖着“国旗”、国民党党旗。
他们是何等的残忍、荒唐、可耻，想干什么？莫非还想借邓丽君“爱国之心”给海峡对岸的她的大陆听众们看一看，想再掀起一场学潮？
他们明知道自己走在一条危险的道路上，仍要让我们歌后灵魂尚且得不到安灵，无耻的行径。国民党出卖自己的弟兄，出卖我们民族的事例不少，我们喜爱的邓丽君也不过是他们的政治牺牲品中可以忽略不计的一位罢了。
我想我的言语是否有些过激？我只是为我喜爱的歌者失去的自由，过早的远离我们而悲痛；我是为我们作为一介平民，以及众生的渺小而悲哀。
的确，要为那些强大的政治集团，甚至打着民主旗号的政府所利用，普通人连选择认命的机会都没有。
直道现在，我会在某个不可知的夜里思考关于政治，听着遥远天际传来“甜蜜蜜，你笑得甜蜜蜜”的歌声，我还有我尊敬的歌者，我们相互微笑。
我们再没有可怜，就让他们去叙利亚战争吧！就让他们去台独吧！就让他们去间谍案吧！
人类这个大集体的前进中没有清晰的目标，没有谁在执行着什么计划方案。我们只有各样独立的个体，自以为掌握人类命运的集团，人类的相互残害，看不到结束的可能。
邓丽君远去了，我们更应该珍惜在人世间忽略不计的一隅，还有纪念她的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