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次，唐太宗李世民溜弯儿，偶然在一棵大树下休息。见大树枝繁叶茂，绿意葱茏，不禁赞叹：这树真不错！
一旁陪同的宇文士及立即随声附和：皇上您说的太对了，这树真不错，真不错呀真不错！
谁知太宗变了脸色，说：魏征经常劝我远离小人，我一直弄不明白小人是谁。心里怀疑你小子就是，可是又无从证明。你今天的举动，果然就证明你是个小人。
宇文士及一听，立马跪下谢罪，道：“朝廷上，百官每天直言进谏，争得面红耳赤，搞得您颜面扫地。幸亏有我这样的臣子，每天陪伴您的左右，稍微顺承一下您的意思。不然的话，陛下虽贵为天子，拥有四海，又有什么乐趣可言呢？”
太宗一听，好像有点道理嘢！好了好了，今天这事就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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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领导的观念里，有两种下属的存在感比较强：一种是把事情做对的人，一种是把事情做好的人。
比如春秋时吴王手下的伍子胥和伯嚭，战国时赵王手下的廉颇、李牧和郭开，宋高宗手下的岳飞和秦桧，电视剧里的纪晓岚和和珅。
前者一般把自己当成公司的CEO，深谋远虑，意在长治久安。为生民立命，为天地立心，拿着卖白菜的钱，操着卖白粉的心。
后者一般把自己视作老板的助理，深刻领会老板的意图，操心老板的喜怒哀乐，老板高兴我开心，老板忧虑我发愁。
如果你是大领导，你会喜欢哪一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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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人们把这两类人划分为君子/小人，忠臣/奸臣，人才/奴才。光看名字就知道，大多数人的选择前者。
先别忙着下结论，事情很可能不像看起来那么简单。
历代帝王在当太子的时候，请的都是最好的“一对一”家教，学的都是圣贤经典、通鉴祖训，“亲贤臣、远小人”听得耳朵都起了茧子，为什么最后大部分都成了“昏君”呢？
精神分析学派的大师弗洛伊德认为，人格是由本我、自我、超我3部分组成。“本我”依照本能行事，遵循快乐原则。“自我”介于本我和超我之间，监督自我，予以适当满足，遵循现实原则。“超我”是代表良心、自我理想，遵循至善原则行事。
想把事情对事的大臣代表“超我”，一心想着辅佐皇上向善，“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而想把事情做好的大臣代表“本我”，他们不停告诉皇上“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
换作你是大领导，你会怎么做？
谁都知道应当勤勉、节俭、自律、公正，可是佳肴当前、美人在侧，关键是还没人管得了你，你想当明君，难呢！
3｜
有一次，魏征又在朝堂上叨逼叨，和唐太宗争得面红耳赤。以魏征一贯的政治正确，李世民自然又争输了。
回到后朝，李世民怒气难平，发狠道：“我迟早要杀了这个乡巴佬！”
长孙皇后了解了原委，没有当场劝谏，而是退回内室，换了一身隆重的华服，向皇帝下拜。
太宗惊奇，忙问原因。长孙皇后道：“我听说，君主贤明大臣才会正直，如今魏征如此正直，正是因为陛下十分贤明的缘故。”
长孙皇后这个结儿解的高明之极，太宗转怒为喜，恢复了自己“虚心纳谏”的人设，赏赐了魏征。
把事情做对的大臣，往往不招人待见。和他们对抗的，不只是眼前的皇上，更是植根于动物本能的人性。
4｜
江南好，风景旧曾谙，
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
能不忆江南？
古代帝王之中，乾隆最喜欢江南。可是，一趟趟的豪华旅游，五星级的住宿，皇上家也没有余粮啊？
和珅理解皇上的难处，想出一个解决办法，你有病，我有药啊。
经和珅倡导，“议罪银”制度出台，谁犯了罪，交一笔钱放我这儿，该流放10年的，流放你3年。该判死罪的，交8万两银子，死罪免了。
就这一招儿，彻底解决了乾隆出游的经费问题。乾隆6巡江南，举办80岁万寿大典，全从“议罪银”里开支，没有动用国库一两银子，而且内务府还有剩余。
那这么好的制度，有啥后患没有呢？当然有了。人在官场，谁敢说自己一点错都不犯呢？很多官员没犯错，都提前交一笔银子，犯了错再从“议罪银”里面扣。
既然交足了保险，再搜刮起来自然有恃无恐，吏治由是大坏。
把事情做好的大臣，往往要承担道德上的指责，留下后世的骂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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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望把事情做对的大臣，自负忠君爱国，大公无私，占据了道德的至高点。
然而，凡事过犹不及。这类大臣容易被理想和教条遮蔽了双眼，枉顾现实，绝不妥协。
海瑞一生清正廉洁，两袖清风。
眼见嘉靖皇帝痴迷于长生不老，国事日坏。于是，写下了那封著名的骂皇帝的奏折，还买好了一口棺材，以示冒死进谏的决心。
奏疏开头，就是“为直言天下第一事以正君道、明臣职，求万世治安事”，正义感爆棚。
嘉靖荒唐怠政，但并不糊涂。你海瑞不是直言极谏，想学比干吗？我偏不成全你，我才不想当纣王呢？
考察海瑞的一生，虽然落了一个清官的名声，但为政的建树其实非常有限。无所作为的嘉靖不理会他，同样期望把事情做对的张居正对他也并不感冒。
锐意革新的张居正，顶住舆论压力，拒绝重用海瑞。在给海瑞的信里，他说，作为宰相，不能启用你这样的人才，我感觉很惭愧。
话说的委婉，态度却十分明朗。你海瑞到哪里做官，都不顾及传统和现实，让当地的百姓受不了，士绅受不了，官员也受不了，即使我内心惭愧，还是不能用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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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有没有既想把事情做对又想做好的人呢？自然是有的，不过，这需要极高的见识和智慧，也需要好运气。
丁谓是北宋难得的全才型人物。
丁谓机敏聪颖，过目不忘。他的诗文，曾得著名文学家王禹偁激赏，说“自唐韩愈、柳宗元之后，二百年始有此作”。
他办事有谋略。川陕地区乱叛，丁谓只身犯险，和叛乱首领谈判，恩威并施，令叛乱者感激涕零，俯首投诚。
宋真宗曾问丁谓，如何才能使边防久远安宁，少数民族不敢为非？丁谓答：“只要朝廷所派的官，不邀功生事，以安静为胜，就能安宁无事。”
丁谓想把事情做对，也想把事情做好，在两个方面做得都极到位。
在“做对”上，最著名的是“丁谓造宫”。他的设计方案，一举解决取土、运材料、清理垃圾三大难题，工期和费用省下一大半，成为工程理论的经典案例。
在“做好”上，有一次，宋真宗与贵妃一起赏花钓鱼，钓了半天，一条鱼也没钓到，很是扫兴。大臣们也想安慰一下领导，却不知道咋说。
这时，丁谓笑盈盈地上前，吟道：“莺惊凤辇穿花去，鱼畏龙颜上钓迟。”宋真宗闻之大喜，赏咏再三。
可是，这样一个难得的“人才+奴才”式的天才，却被编排进了《宋史·佞臣传》，冤不冤？
丁谓倒霉，碰到了大名鼎鼎的寇准。
有一次，中书省举行宴会，宰相寇准和副宰相丁谓都出席。吃饭的时候，寇准不小心，洒了点汤汁在自己的胡须上。丁谓就坐在旁边，见此情景，就上前替寇准擦掉了。
本来，一场同事，这也没啥大不了的。可寇准不高兴了，当即拉下脸来，说：“你一个副宰相，居然给上司溜须，像什么话？”场面一度尴尬到了极点。由此，寇、丁不睦，直到公开决裂。
丁谓智谋出众，心思用在勾心斗角上，自然也是出手不凡，把寇准修理得够呛。寇准既然是公认的能臣名相，丁谓就只好成为奸臣的典型了。
丁谓运气不好，把自己搞得很尴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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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把事情做对，又把事情做好，这样的人物翻遍中国历史，如凤毛麟角。
汉初三杰之一的张良，既运筹帷幄，辅助刘邦成功，为韩国复仇，又稍加点拨，帮吕后击败戚夫人，稳住太子之位，算是一个“又专又红”的成功范例。
曾国藩也勉强算是一个吧。
曾国藩本来是一个纯粹的把事情做对的人。咸丰登基，为振兴朝纲，鼓励大臣直言进谏。是真心求谏，还是做做姿态，就不太好说了。
曾国藩当了真，先是直陈官场的不良风气，说京官办事的通病有两条，一是退缩，一是琐屑。外官办事的通病有两条，一是敷衍，一是颟顸，balabala讲了一大堆。
不久，曾国藩又递一折，数落皇帝的“三大缺失”，搞得咸丰非常恼火，君臣冷眼相对。
如果不是太平天国崛起，朝廷风雨飘摇，实在缺少有担当的人才，曾国藩恐怕要坐一辈子冷板凳了。
好在曾国藩有一个特长，经常自我反省。一次次碰得鼻青脸肿之后，深刻反省自己的价值观和处事得失，结果是由内而外脱胎换骨。
为父亲守孝3年之后，重新出山的曾国藩完全变了，律己依旧精严，待人变得圆融。这种外圆内方的性格，让曾国藩既不失底线，又通达权变，施展了抱负，也得到了大领导的赏识。
曾国藩在骨子里仍是一只刺猬，始终忠于自己的理想信念，所以在和皇帝、太后、同僚的相处中，仍免不了磕磕绊绊。
饶是如此，对于曾国藩这个执拗、霸蛮的湖南人，能做到处事圆融，随波逐流，已经是触及灵魂的转变了。其间的痛苦，远非常人所能想像。
8｜
不止一次听老板抱怨，现在的孩子们太难管了。工作做的不好，训他两句，他只要兜里有明天的饭钱，就敢跟你拍桌子走人。
换个角度看，这难道不是社会文明的进步吗？
在以千年计量的时间里，似乎就只有一家垄断的大国企。不论是刘氏、李氏、赵氏、朱氏，还是爱新觉罗氏，反正只有一家。
你想拥有一份安定的工作，就只能给这一家公司打工。应聘成功的道路也只有一条，读书、做官，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
在这家公司里，生存的路径有两条，把事情做对，或者把事情做好。看起来你有两个选择，可是这样的选择题，你想做吗？
现在不同了，你可以选择进入体制，也可以选择放弃体制。可以选择一家公司，也可以选择自己弄一家公司。你可以失败，可以从头再来。
只要你肯努力，这个世界随时给你提供展示才华的舞台。从这个角度讲，你我比魏征、丁谓、和珅、曾国藩们，幸运得太多。
有选择的世界，是可爱的世界。
有选择的人生，才是值得过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