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akid 来源 | 大象公会（ID：idxgh2013）
大众认知中的「高智商犯罪」，只是一个中国媒体创造和独有的中国特色概念，所谓的「高智商犯罪」，基本上与IQ高低无关。
在重庆的酒吧里做了一年多的陪酒男模之后，吴谢宇三年的逃亡生活结束了。这起发生在2015年的北大学生弑母案，因其落网再次引发热议。
除了对作案细节的讨论，由于吴谢宇至今没有交代作案动机，一些号称「独家爆料」的各种胡编乱造越发离谱。
吴谢宇案并非孤例。回忆之前的复旦上海医学院研究生林森浩投毒案、甚至更早的马加爵案件，这类涉及大学生、高学历嫌疑人的案件，往往会被打上「高智商犯罪」的标签，引发公众的关注和猎奇。
天才般的罪犯、完美的作案手法和耐人寻味的作案动机，一桩真实的案件如果囊括了这些元素，那的确很是引人注目。但是，「高智商犯罪」真的是这样吗？
中国特色的「高智商犯罪」
就在不久前，美国伊利诺伊州中部地区联邦法院陪审团于6月24日裁定，布伦特·克里斯滕森2017年绑架和谋杀章莹颖的罪名成立。
现年28岁的克里斯滕森从2013年开始在伊利诺伊大学厄巴纳-香槟分校读物理博士（2016年退出了博士项目），该校的物理系在全美属于顶尖水平。
一位顶尖院系的物理系博士绑架杀人，要是发生在国内，恐怕又是一起引人关注的高智商犯罪案件。但是搜索英文中最热门的相关报道，没有一篇涉及「High IQ Crime」。
事实上，这种下意识地将高学历罪犯和高智商犯罪联系起来的现象，本身就是中国独有的，而这一概念的起源，与中国社会早些年的学历崇拜和相关媒体报道颇有联系。
1977刚刚恢复高考时，录取率只有4.8%，此后十余年间，平均每年仅录取约40万。考虑中国巨大的人口基数，大学生「天之骄子」的光环亮度多年不减。
现在测量智商的离差测试法，原理是通过与同龄群体的平均值比较得出个体的IQ分数。就此基本原理而言，认为那些能够一路过关斩将脱颖而出的大学生是高智商人群，倒也不算大错。
1999年高校扩招以后，大学生光环的亮度渐渐下降，但光晕犹在，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保持了大众认知中的惯性。因此在数十年间，大学生作案每每被称之为「高智商犯罪」，引发社会讨论。
值得注意的是，早先对这一话题的舆论重心并不在于他们犯罪有多高明，而是有大好前途的「天之骄子」为何会走上犯罪之路，八卦之余不乏对大学生罪犯的惋惜。
然而，此类讨论的一个意外结果，是模糊了「高智商的罪犯」与「高智商地作案」间的区别，为其日后的漂变和滥用埋下伏笔。
随着扩招一代逐渐走上社会，大学生的含金量愈发贬值，大众的关注热点也逐渐从读者知音体的「天之骄子为何会走上犯罪之路」，转向对「高智商地作案」的八卦猎奇。这时，舆论中的「高智商罪犯」，已经在潜移默化中完成了概念的漂变。
今天的人们，大概不会再仅因为大学生身份，将锤杀同学的马加爵和驾车撞人后将伤者刺死的药家鑫视为高智商犯罪。虽然在新闻爆发时他们都曾被贴上「高智商犯罪」的标签，但无论作案动机到作案手段，都实在算不上什么「高智商」。
云南大学学生马加爵因为寒假打工没有回家，在宿舍打牌时与同学产生口角，便在几天后，用铁锤杀害了4名同学。事后接受采访时，他如此解释当时的行为：「当时想得很少，就是充满了恨……至于后果是什么，没去想。」
马加爵的残杀完全受制于强烈的仇恨情绪，在作案对象的选择上也只为泄愤，并且他被抓捕的原因之一，是他的电脑上还有他为了逃跑而查阅交通资料的浏览记录。
对于马加爵的「高智商犯罪」形象，当时的媒体报道助力甚伟。有传播学论著如此总结当时媒体的报道经验：
「再狡猾的狐狸也逃不过猎人的眼睛」……这种警匪片式的叙事模式是媒体常用来神话正面人物的智慧的报道模式。在对马加爵案件的报道中……媒体通过渲染犯罪分子的狡猾和案件侦破的困难，以及警方办案人员破案和抓捕犯罪分子如何准确、快速，来突出公安机关、公安人员的智慧。
王勇，《大众传媒与社会越轨行为社会控制视阈下的越轨新闻信息传播研究》，p.127
2013年发生的复旦投毒案，可能是更符合今天大众认知的「高智商犯罪」，但其「高智商」含量依然很可疑。
林森浩作为复旦上海医学院医学专业的研究生，在饮水机里投入致死剂量30倍的N-二甲基亚硝胺原液，导致受害人黄洋中毒身亡。老实说，这一作案手段与马加爵比还是有智力痕迹的。
但林森浩的作案动机几乎和马加爵一样：仅因为鸡毛蒜皮的小事「就想整他一下」。这种非理性的行为，即使一般智商水平的人在正常的推理和决策后也不会发生。
可能还有人记得更早的94年清华朱令铊中毒案，虽然凶手至今逍遥法外、但案发地点也是宿舍；最近的吴谢宇案，受害人是吴的母亲。
以上这四个案件的共同点是什么呢？
无论是朝夕相处的同寝舍友还是至亲家人，这些案件的受害人生前都与罪犯有高频率的日常接触。从马加爵到吴谢宇，导致这些「高学历」罪犯的作出骇人行径的，是长时间负面情绪累积导致的非理性的爆发。
而管控个人情绪的能力，并不在智商测试题目的考察范围，与智商高低无关。
就作案方式而言，这些案件中也没有体现出多高的智商——即便是凶手至今未能归案的朱令案，人们最喜欢传播和讨论的也是案犯的「关系」，而非智力。
当然，媒体报道中还有另一种难以引起社会讨论的「高智商犯罪」，即那些利用了一些电脑技术手段或专业知识的财务犯罪。但这种所谓的高智商，无非是指存在普通人不懂的专业门槛，让办案人员感到头疼，也与犯罪手法的智力水平无关。
真实的智商与犯罪间的关系，并不能通过此类高学历罪犯的案件来分析。那么，两者之间的关系究竟是怎样的呢？
智商与犯罪
新犯人入狱，先被牢头狱霸用肢体语言「教育」一番。这种常见的影视剧桥段中，往往是新犯人倔强的脾气、不服管的性格导致了监狱中的冲突。
但2012年一项的研究表明，导致监狱中暴力行为的重要因素是智商。
犯罪学博士Dr.Robert Morris以2500名男性罪犯为样本，分析了在他们入狱后三年中的暴力行为。研究结果表明，智商高于平均水平的罪犯，参与暴力事件的几率更低。
这项研究再次证明了长期以来被多项研究所证实的结论：智商与犯罪存在负相关。
从宏观上各国的全民平均智商与犯罪率，到美国各州以下的行政区（大多数称为county，即县）间的相关数据，最后细化到智商测试中几个细分指标与犯罪率的关系，相关研究无一例外都支持这一结论。
学者Lynn 和Vanhanen总结了有关国家智商和国家犯罪水平的数据。相关研究结论都证明国民智商和犯罪之间存在负相关性。如下表所示，不同类型的犯罪与国民智商的相关性强弱不同，但同为负相关。
再细分到美国各州以下的行政区，Beaver和Wright等学者研究了美国243个州以下行政区的犯罪率和居民平均智商之间的相关性，无论是财产类犯罪还是暴力型犯罪，都与智商成负相关。
最后来看智商测试中几个细分指标与犯罪率的关系，学者Schwartz研究了60,069 名1987年的出生的男性的犯罪行为数据和智商数据，结果显示：无论是用衡量智商水平的子量表（语言、数学和空间推理能力）还是整体的智力，智商和各种犯罪测量之间都存在线性负相关。
整体而言，累惯犯（也就是长期多次犯罪分子）智商整体低于同龄人群平均水平（90-109），Lee Ellisa等学者的研究显示，成年累惯犯的平均智商约85，青少年累惯犯的平均智商约92，均相对低于常人。
开膛手杰克们的真实智商
要论真实的高智商作案，让警察束手无策、布下天罗地网仍能屡屡得手的连环杀手理应是其中智商最高的。从开膛手杰克到黄道十二宫，这些案件激发出无数作家的创作热情，由此而来的侦探小说和影视又一再强化了人们的认知。
可是，真实的连环杀手智商，到底是什么水平呢？
2005年FBI邀请了135位司法工作者、学者和心理医师针开了一次「连环谋杀案」专题研讨会。研讨会发布的报告反驳了当前流行的一系列对连环杀手的误解。
其中一个常见的误解，就是以为连环杀手都是罕见高智商——其实，天才般的连环杀手的形象基本上都是好莱坞的创作。
真实的连环杀手在智力上并非高人一等。大多数接受过智商测试的连环杀手智商分数介于「中等智商」和「高于中等智商」之间。这与普通人群的不同智商人数的分布是一致的。
与好莱坞炮制的天才杀手故事相反，他们之所以能在较长的时间内屡次作案并不是因为智商高人一等，而是因为冷血的反社会人格障碍等导致的近乎病态的沉迷行凶，以及提前制定了周密的作案计划、警察侦办不利等因素。
也许有人会反驳，被抓住那还是不行，抓不住的那才是天才啊！
这个假设犯罪学研究者当然考虑过，1988年Moffitt等学者研究了654位青少年的智商和犯罪率间的关系，并将其犯罪行为划分为两类：被执法者抓到的，和未被抓到但是自己承认有犯罪行为的。
他们的研究发现，无论是否被抓住，少年犯的智商均低于平均水平，也就是说，智商水平并不影响罪犯能否被抓住。这一研究结论反驳了罪犯是因为蠢才被抓住的假设。
中国的案例也能印证这一结论。
中国当代最凶恶的连环杀手，莫过于在2000到2003年残酷杀害67人的杨新海。但杨只是一个高中辍学的农民工，手法无非最简单粗暴的暴力抢劫、强奸、杀人，工具只是锤子或随手捡起的农具，完全不懂得隐藏指纹、DNA证据。之所以能长期大量作案，只是因为他在农村流窜作案，警力薄弱，加之侦查和办案手段落后。
更为人知的甘肃白银案也是如此。在1988年到2002年，白银案的罪犯残酷杀害多人并长年不能归案，甚至一度在舆论、专家中传为神话。待2016年利用先进DNA比对检测技术破案后，发现罪犯高承勇不过是一个智力普通的农民。
猎奇背后
连环谋杀案其实很少见，FBI的报告中指出其在所有谋杀案中的比例每年都不超过1% 。然而，关于天才连环杀手的影视作品和小说、漫画等等层出不穷。
今天的普通人越来越多的通过这些虚构媒介认识这一形象，但这些作品的创作目的并非真实的还原连环杀手，案情越离奇、凶手越变态，尤其是人格越有反差，越能吸引观众和读者。
在好莱坞大片横扫全球的时代，这一认知路径同样适用于中国观众。但如前所述，中国媒体和舆论早早就发明了最初指向高学历罪犯的「高智商犯罪」的概念，其涵义逐渐漂变，沿用至今。
今天，它变成了一个边界模糊，内涵也模糊的「中国特色」热词，既部分包括原本的高学历者犯罪的意涵，也可以与好莱坞的「汉尼拔博士」和日本小说的「不可能犯罪」无缝衔接，而舆论和公众在谈论它时，多半不会意识到两者间的遥远距离。
从马加爵、林森浩到吴谢宇，大学生犯罪无论从作案动机到手法多么愚拙，均被冠以「高智商犯罪」成为热点，凸显出一桩命案中嫌疑犯的高学历仅与IQ关联的扁平单薄。
尤其吴谢宇案中，舆论津津乐道于对其高智商形象和手法的描述，以及大量毫无出处的故事情节，在民间文学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在他们的成长道路上，对健全人格至关重要的社会历练、情绪管理、与自己和他人相处的能力的培养，多让位给了习题和横亘命运的分数线。但最终，社会对他们罪行的认知和标签，也只剩下一条分数线。
不能不说，这实在是一种讽刺和悲哀。
参考文献：
1.LeeEllisa, Anthony Walshb,The Scientific Study of General Intelligence,2003
2.JosephA.Schwartz,Itelligence and criminal behavior in a total birth cohort: Anexamination of functional form, dimensions of intelligence, and the nature ofoffending
3.RichardLynn a,⁎, Tatu Vanhanen,National IQs: A review of their educational,cognitive, economic, political, demographic, sociological, epidemiological,geographic and climatic correlates
4.KevinM. Beaver,John Paul Wright,The association between county-level IQ andcounty-level crime rates
5.Moffitt,T. E., & Silva, P. A. (1988). IQ and delinquency: A direct test of thedifferential detection hypothesis. Journal of Abnormal Psychology, 97(3),330-333.
6.李玫瑾，高智商者犯罪心理探析，中国青年社会科学2015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