休谟这个人及其讨厌，倒不是因为他长得太土，而是其思想中有一种摧毁性的力量。
要说他影响的人，从哲学家到科学家，从形而上学到古典经济学，简直是一长串的人在这条线上。甚至现在我们思考哲学、认知学和心理学问题时，无法回避的人就是休谟。
令人讨厌的休谟
休谟首先质疑了我们固有的观念，B相继于A出现，我们就把其归结为一种因果关系。比如，一个B球撞击另一个A球，使得A球运动，我们认为，B球是A球运动的原因。
牛顿第一定律就可能被解说成为是惯性使然，背后肯定还有终极的第一推动力——神推了一把，让物体运动。
然而，就人类观察到的现象而言，B相继于A出现，只是个概率的问题，物理学不需要用因果律来解释世界。休谟指出，所谓的因果只不过是我们期待一件事物伴随另一件事物而来的想法罢了。
我们观察到一个恶人死于意外，我们就说这是因果报应，这个来自于佛教的思想，很容易让我们理解人世的公平与正义。但在休谟那里，这个恶人的意外之死与另一个好人的意外之死并没有什么大的不同，与之前他是好人还是坏人并没有联系。
这就是休谟可恶的地方之一。
休谟又继续指出，我们通过归纳的方法无法得出来一般性理论，比如，我们看到很多天鹅是白色，就断定天鹅都是白色，并以白天鹅作为我们未来判定的基础。休谟认为这样的归纳方法是不靠谱的，因为我们并没有看到所有天鹅，只要有一个黑天鹅的出现，就否定了这种断定。
太阳在前一万年里都会在早上升起，并不能让太阳在明天继续升起。这还是概率问题，我们可以计算明天太阳毁灭的概率，从而断定它明天能不能继续升起。
这是休谟可恶的地方之二。
休谟提出的这两个问题指出了人类思考的核心问题，就是形而上学理论的多么的不可靠，多么地独断。
休谟不仅让我们因果报应的说法看起来不真实，也不能确定明天太阳是否会照常升起。休谟的怀疑主义就让人类陷入了惊恐和不确定之中[1]。
康德的哥白尼反转
康德就说，休谟将其从独断论的迷梦中惊醒。
但康德不愿意承认世界如此不确定，他相信人类理性还是可靠的，怎么能让苏格兰的一个小商人就毁掉了刚刚方兴未艾的“启蒙运动”！
康德百思不得其解，最后，他将休谟的问题颠倒了过来，来了一次“哥白尼反转”。所谓哥白尼反转就是说，原来大家认为太阳绕地球转，而哥白尼却反过来，认为地球绕是太阳转的。
康德在理性领域的“哥白尼式反转”是这样，人类不是通过后天的归纳得出来一般性理论，而是一般性理论框架存在于人类的头脑中，后天的经验材料只是用来充实先天性的理论。
也就是说，归纳和因果都是先天性存在于脑中的思维模式，太阳和天鹅等都是后天观察到的材料，只需纳入其中就行了。
我理解康德的意思是，我们大脑中先天存在一个个小格子，后天材料放在这些格子中就好了。时间和空间就是内置在我们脑中的小格子。
你瞧，多完美的一个反转，将人类理性又从休谟的怀疑主义中挽救了过来。
然而，康德的先天性理论，其实又给“神”预留了一个空间，上帝就不自觉地从先天性的概念里偷偷地溜进了人类的理性之中。
因此，康德为理性予以限定，我们无法理解先天的东西，就像我们无法理解内心的道德法则和头上的星空，这就为信仰打开了方便之门。
波普尔的证伪
在18世纪启蒙运动已经高举理性大旗，将神学排除在理性思考之外的时候，康德的确挽救了上帝，挽救了形而上学。然而，科学不允许留下这样一个后门，让神偷偷溜进来。
直到波普尔的出现，一举将先天性理论赶出科学之外。波普尔重新思考休谟的质疑，他承认归纳无法完美地解决一般性理论的问题，然而我们可以建立假设，然后在通过归纳来证实或者证伪假设。
证伪的概念非常有用，如果一项理论和观点无法得到证伪，那么就是形而上学的问题，是无法用经验解决的问题。由此也应该排除在科学研究之外，比如上帝，因为无法证伪神的不存在或证实神的存在。
波普尔将康德的“先天性”丢进了形而上学思辨的垃圾堆里，为科学研究的纯粹性提供了一项基础性理论。
目前，科学研究的基础，就是可证伪标准，简单来说就是，你的一项理论必须预测哪些会发生，哪些不会发生。如果不会发生的事情发生了，就需要修正理论或者寻找其他的理论来代替[2]。
而不可证伪的则是包含了所有可能性，例如一个灵丹妙药宣称可以治疗某种疾病，如果没有治愈成功，兜售灵丹妙药的人会认为你心不诚所以才没有起到效果，这样就把思想禁锢住，不可能取得任何进步，神学就是如此。
然而，波普尔的可证伪性理论容易再次陷入到虚无主义之中，例如波普尔就认为，达尔文的进化论不是一种可供证伪的科学理论。波普尔让人以为，科学只不过是暂时性的，尚未被证伪的假说而已，那么神学家就可能再次用波普尔自己的“可证伪”武器，来批判科学的相对性，并不是绝对真理。
认知心理学的双系统
因此，休谟的问题到此还没有结束。
近年来，心理学的研究发现，人类喜欢使用因果关系，偏好归纳得出结论，是源于我们的一种自发式思考模式。人类具有两种思考模式，这就是双过程（系统）理论：其一就是自发性系统，其二就是分析式系统[3]。
卡尼曼在《思考，快与慢》就提到，如果把香蕉和呕吐并列放在一起，就可能暂时性地形成一种因果联系，认为香蕉会引起呕吐反应。另外的心理实验也发现，如让一组人用老年相关主题的词汇造句，另一组用年轻相关的词汇造句，结果会出现“佛罗里达效应”，就是用老年造句的那一组行为方式要比年轻造句的那一组行动要慢，表现的像个老人。
因此，对于认识心理学家来说，使用因果关系、归纳等方式来生活，就是我们与生俱来的一种认识世界的方式。然而，这种归纳通常是错误的，因果关系的建立是勉强的。
休谟指出的问题，就是质疑我们自发式系统的可靠性，而这种质疑则是动用了他的分析式系统能力，发现了人在处理因果关系、归纳问题上的局限性。而波普尔更是加强了分析式系统的功能，让我们在限定的范围内，去思考去研究。
演化生物学的基因观
演化生物学家又进一步指出，我们的自发式系统是演化的结果，是我们面对生存环境自然性本能反应，这种反应是内建于我们的基因，是可以遗传的习性（但有些能力却可以通过后天培养变成一种自发式反应，如驾驶、游泳和骑自行车等）。而分析式系统无疑是后来才进化的，或许是农业时代进化出来的，因为用到了计算等能力，这套系统是后天习得，无法继承。
由此，从基因遗传的角度，让我们进一步回到了康德所说的先天性问题。只是康德的先天性，容易造成不会被改变、命定的理解，而基因和遗传的观点认为，即便是自发性系统的思考模式，也能够被后天学习到的分析式系统进行覆盖。
这样就不仅仅拯救了休谟和波普尔，其实也拯救了康德，只是我们要把康德先天性的理论加以约束，相信我们后天的理性可以覆盖先天性的内容。
《黑天鹅》的作者指出，我们人类习惯于忽略不可预测（黑天鹅事件）的影响。实际上，我们也能够理解，自17世纪科学革命以来，启蒙时代的休谟已经发现了先天思维（自发式系统）的局限性，而康德又挽救回来。但自此之后，科学与哲学就在相互不理解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19世纪以来的科技大爆炸以来，人类在石器时代进化而来的自发式系统，已经无法跟上新时代的思维，我们的分析式思维变得越来越专业化，我们越来越无法理解我们基因进化而来的简单性思考，我们无法理解量子力学的概念，无法理解大爆炸前时间不存在的看法，无法理解进化论的世代（10万年）。
因此，达尔文的理论与我们的直觉（自发式系统）相违背，我们无法思考，量子力学的测不准原理我们无法理解薛定谔的那只猫即活着又死了是什么意思……
就连在启蒙时代建立的陪审团制度，也是基于人的理性观念，近年来受到了认知心理学的诘难：这些普通的陪审员，甚至包括法官，和我们一个个普通人一样，还是动用的是自发式系统的掣肘，在律师的油嘴滑舌引导下，错判误判层出不穷[4]。
包括我们普通人对于科学（包括进化论）的排斥，也可以理解为科学在近100多年取得的进步，已经完全颠覆了我们演化了数万年出现的自发式系统，我们的教育和理性思维能力却都没有跟得上步伐。
也就是说，我们还在用石器时代的自发式观念，在互联网时代生活。
后记
休谟替自己写的墓志铭是：“生于1711，死于[……]——空白部分就让后代子孙来填上吧。”
的确，直到现在，休谟身体已死，思想却未死，仍阴魂不散。本文算是一篇祭奠，让他在爱丁堡卡尔顿山丘的“简单罗马式”墓地里安息[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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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勒布在《黑天鹅》一书中指出，休谟提出的问题非常古老，例如早期的经验主义者恩披里克、阿拉伯怀疑主义者阿-伽扎里，还有非常大地影响了休谟的皮埃尔·拜耳等人的怀疑主义思想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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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理论和可证伪性标准”，可参见基思·斯坦诺维奇著《这才是心理学》（第10版），人大出版社，201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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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尼曼借用斯坦诺维奇等人的看法，将其称之为系统1和系统2，双系统理论有很多学者使用了不同的概念，可以参见斯坦诺维奇《机器人叛乱》（机械工业出版社，201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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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尼曼在《思考，快与慢》中提到了法官断案收到饥饿程度的影响，道金斯在《魔鬼的牧师》和《解析彩虹》等书中，对陪审员制度进行了反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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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谟的遗嘱请参见维基百科：大卫·休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