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馨提醒：本译文为《机器人会抢走你的工作吗》前言的试译。因原文具有版权，故不提供，提请读者见谅。
【前言】
写这样一本主题复杂又有争议的小书是一件相当危险的事情。这里（本书中）提到的这些问题——在科学、技术与社会的交汇点上——是我们都会遇到的问题，我们不能避开它们。
我关注工作/就业的未来的问题已经有许多年了，以往在政策制定者和其他政要召开的会议上我积极建言献策。三四年前，几乎没有人愿意谈论这个问题；尽管现在至少在公共生活的边缘领域（清楚地体现在涌现出的一系列新书，以及比尔·盖茨、拉里·萨默斯和查尔斯·默里等名人的名言上）人们正热衷于讨论这个问题，但是（与三四年前相比，）事情并没有发生多大变化。政要们仍然会绕开这个问题及其产生的重大影响。
我的个人经历对于阐明这个问题是有益的。
几年前，在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里我和来自一家全球法律公司/律师事务所的两个合伙人——他们与硅谷的客户/诉讼委托人有合作关系——坐在门洛帕克市里吃午饭。我脑子里装着各种各样的事情，从红酒到我们如何让美国政府更加注重技术创新，包罗万象。但这不是他们想要的（事先计划好的）谈话。“什么时候，”一个大佬问道，“我们将会找到创造就业机会而不是破坏就业形势的技术创新呢？”你本来可以用一块芯片把我打倒的。（这里作者的意思大致是：“听到这个大佬的问题/话后，我大吃一惊。”）
不久以后，我返回华盛顿与美国劳工部的一名高级官员共进晚餐/一起吃正餐。我问她她的团队/部门里谁（有没有人）正在关注/处理这个问题。没有人（关注这个问题），她说道，并且（很快就）转换了话题。
我领导的华盛顿/美国智库在之前召开了一次讨论会，这次讨论会的参加者包括美国劳工联合会、首席经济学家和技术大师马歇尔·布莱恩。我询问一位来自美国劳工联合会的人，谁正在关注这个问题（工作/就业的未来的问题、未来就业的问题）。他说没有人（关注这个问题），我委婉地建议他们或许应该停止手头的一切工作，并将工作的重心/焦点转移到这个问题上来。我们讨论时，工会的与会代表对这个问题似乎一点儿也不在意。我试图刺激/尽力煽动他谈论自动驾驶卡车。在十到十五年的时间里，准确地说，如果卡车司机工会里没有一个会员将会怎样？不久以后，我在伦敦参加了一个英国研究所提出的一项类似倡议。英国工会的观点也非常符合公众的一般看法。看起来即使劳工领袖也害怕被贴上“勒德分子”（反对新技术或新工作方法的人）的标签。
近来，世界银行的一群经济学家邀请我去做演讲。我提心吊胆地走进他们的办公室。演讲结束后，我发现有趣的事情是，没有人告诉我“经济学”告诉我们一切都会好起来（正如我们有时从技术支持者那里听到的一样）。当然，正如我们将看到的，历史上一些最重要的经济学家已经敲响了警钟。慢慢地，这个问题（工作的未来的问题、未来就业的问题）被纳入了/悄然出现在了主流讨论之中。
最近，我又邀请参加了一个有趣的会议，探讨在未来一百年的时间里世界会变成什么样子。巴西前总统卡多佐在发给我的邀请函中提出了一个非常诱人的观点，今天出生的小孩也许能活100多岁。如果我们要把注意力放在他们的兴趣和未来上，那么我们这些人和我们的孩子、孙子（/子孙后代）都需要做长远打算，未雨绸缪。这不是“学术”问题。就他们的未来职业/就业而言，我应该给尤安、林肯、吉迪恩以及其他的孙子们什么建议呢？我们不但和学者、思想领袖、政治家、商人、技术专家、民间团体代表，而且和我们自己以及我们的父母、祖父母讨论这些问题。我们的孩子、孩子的孩子/我们的子女、孙子女将来会怎样？
我们这些发达国家的人正生活在一个空前繁荣的时代。我们的社区里既有穷人又有富人。我们的全球社区里既有赤贫的人——勉强维持生存的人，又有最近被誉为“1%”的最富裕阶层，全球贫富差距日益扩大。目前，这种将人类分为穷人和富人群体的严重的经济鸿沟对未来社会的发展有什么破坏性的影响呢？
我们期待着全球社区的一个未来的繁荣前景，这个全球社区是由惊人的创造力和想象力塑造的，这种力量是从上古时代，经过农业社会和工业社会到新世界的边缘这漫长的历史时期里生成、发展的。在这个新世界的边缘里，数字技术正推动着人类建立新的经济和社会秩序。毫无疑问，许多人将会从繁重的工作中解脱出来，这是这个新繁荣时代的核心要素。在过去的几个世纪里，这些繁重的工作都只能通过人力来完成。首先，我们制造了许多基础但功能强大的工具。接着，我们驯养各种动物。接着，我们开展了工业革命，发明了蒸汽机和许多机器：工业发展遍及全球，随着数字革命的迅速扩展，因特网使得知识基本普及，移动技术将世界上成千上万的穷人带入了全球知识经济时代。
因此，我们发明了一种新的技术“物种”，这也是我们一项最新的技术，这项技术解除/卸下了我们肩上的工作重担，并且创造了空前的繁荣局面。也许，随着这项技术的快速发展和日趋智能化，我们将越来越无事可做，借用控制论的创始人诺伯特·维纳提出的概念来说，我们进入了 “（技术的）奴隶制经济”时代。随着体力劳动在创造价值中的意义的消失，资本所有者的经济权力的剧烈变动将检验我们国家产生分工新模式的能力。它也可能把我们带进一个全新的局面之中。其中，存在凯恩斯所描述过的“新的有闲阶级”。这是人类社会面临的根本挑战，即人们的行为不再与养家糊口紧密相连。
当然，这可能言过其实/夸大其词/有点夸张，或者也可能仅仅描述地是遥远的未来的某些情况。但似乎很清楚的是，甚至再谨慎地阅读也不难发现，随着“铁锈地带”的结构性失业对工作——这些工作原本都要建立在人们高低不等的技术之上——的冲击，劳动力市场将会出现剧烈动荡。正如我们所相信的一样，新的工作迫使工人适应和接受再教育。似乎也很清楚的是，这存在风险、非同寻常的风险——从拉里·萨默斯到查尔斯·默里的思想家已经竖起大旗，而从李嘉图到凯恩斯的经济学家也早就做出过预测——毋庸讳言，新的工作将会出现，我们将经历根本转变，将“充分就业”的经济抛在脑后。我们需要反思这种潜在的转变对劳动力市场、收入与财富以及我们的时间利用方式等方面的影响。不论我们遇到这一前景的可能性有多大，我们都需要竭尽所能做好准备。
虽然作为个体我们已经看到了未来的前景，但是领袖们——政治家和其他人士，这些代表我们做决定的人们——对全球社区的未来应当承担特殊的责任。他们疏于讨论，这是应当引起注意的，也是应当警醒的。这种情况应该结束。
尼格尔·卡梅伦
2016年9月24日于美国首都华盛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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