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 强烈反响
最先对转基因和孟山都发难的，是绿色和平组织。受到里夫金的影响，绿色和平组织的本尼迪科特－哈林成为了欧洲反对生物技术的先锋人物。在和资本家长期斗争的历程中，哈林意识到，"资本家很少团结起来"，他相信自由市场的力量。转基因食品是否安全未必重要，重要的是"欧洲消费者不愿购买这种产品的事实"。
尽管哈林组织了几次成功的抗议活动，但是似乎在欧洲关注此事的人还是很少。食品企业极力避免争端，而消费者似乎也很少介意。哈林本希望能组织欧洲的食品企业给消费者提供转基因粮食。然而他高估了贸易商区分转基因作物和传统作物的能力。孟山都在这场比拼中似乎占了上风。夏皮罗自信地表示"战争结束了。我们赢了"。夏皮罗拿BGH的经验为自己的乐观佐证，当时环保主义者吵得沸反盈天，消费者却并不怎么在意。
孟山都内部有些人不这么看。比如托比－莫法特和琳达－费希尔。他们曾参与过环保运动，了解环保运动那种"愚公移山的力量"。费希尔说，"有这么一些人，每天早晨醒来以后，全部的生命都只围绕一件事——阻止生物技术"。但是夏皮罗被公司的发展冲昏了头脑，听不进他们的意见。孟山都分成了3派，一派人认为必须应对反对意见，一派则认为反对意见势必烟消云散，还有一派"圣路易斯的看法"，认为欧洲无关紧要。
属于第三派的弗雷利正在美国极力推广转基因大豆。而在欧洲，即便是对待生物技术最为宽松的英国也涌动着"另一股激动、焦虑和不信任的潮流"。社会调研显示，英国的普通民众对于"改变食品遗传组成的后果似乎都忧心忡忡，但又持听天由命的态度"，对于政府声称"没有证据证明转基因危害人类"时人们都报以嘲讽，对环保主义者表现出的忧虑则表现出了满意和支持的态度。消费者认为自己软弱无力，只能"忍气吞声地购买让他们不快甚至存在危险的转基因食品"。
这种态度源于欧洲人对进步的消极态度。在他们看来，进步和技术不一定都是好的。有趣的是，欧盟各国对技术的态度大相径庭，英国人和德国人"糊涂"的态度与法国人截然相反。而英国人自己则把美国人所谓"文化悲观主义"的消极视作"世故的务实倾向"。技术不一定引向进步，进步不一定好，这就是他们的观点。有机农民领导的土壤协会也加入了这场战斗，他们认为食品企业不该像当年疯牛病风波时那样"把隐蔽的成分塞进我们的肚子"，在利润的驱动下，孟山都剥夺了他们的选择权。
彼时，孟山都正在进行种业收购，欧洲的反对声音实在不值一提。然而，他们在欧洲的广告宣传，却遇到了巨大的阻碍。由于孟山都疯狂并购和挤压其他生物技术公司的发展空间，欧洲的生物技术公司拒绝与其联手进行宣传。孟山都已经成了一头每个人都"正在动脑筋琢磨怎样阉割它"的"斗牛犬"，只能在欧洲客场孤军奋战。此外，孟山都在广告发布上的拖延，也间接助长了反对声音的增长。
1998年春天，土壤协会一手导演了"Guy Watson事件"。在英格兰的托特尼斯，土壤协会有一片大有机农场。4月，有农民发现一家种子公司要在一个名叫Guy Watson的土壤协会雇员拥有的有机农场一河之隔的地方进行转基因玉米的大田试验。土壤协会宣称，转基因玉米的"基因污染"可能危及Guy有机种植者的身份。Guy上诉到了法庭，也吸引了众多媒体。媒体只对环保团体们的恐惧产生了共鸣，没有人停下来问一问：基因工程花粉如何使这块地变成非有机？Guy不会拿自己的收获作种子，那么接受了转基因花粉的玉米产生的玉米粒就不会长出转基因玉米来，最起码不会改变Guy一直以来的有机生产方式。既然如此，"土壤协会这么声称的动机是什么？"
Guy Watson在回忆时也承认，自己的一些说法"有虚假成分"。但是，"一个人不可能卷入了战斗还能有保持清白的好运"。这件事只是一个工具，土壤协会"非常热衷于利用这一局势"，而他乐于被利用。但是，这一事件中，转基因花粉的象征意义要远大于实际意义。一天夜里，激进分子冲进试验田，拔掉了转基因玉米。
就在孟山都宣布收购岱字棉的计划之后不久，孟山都的魔鬼形象再度升级。另一股新的意向出现了："终结者技术"。
终结者技术实际上就是阻止植物产生能发芽的种子的方法，由美国农业部和岱字棉的研究者发明。美国农业部暗示这种技术能防止农民自己留种复种。作为对大企业控制种子坚定的反对者，慕尼和尚德开始抨击这项技术，慕尼为这项技术起了个颇有意味的名字"终结者"。在孟山都宣布准备收购岱字棉时，尚德决定开始全面攻击。他在新闻稿中写道，终结者技术就像在"给农民们的土地做绝育手术"，而这项技术如今落入了孟山都手里。在孟山都法律鞭长莫及的地方，终结者将会实现同样的目标：阻止农民复种。终结者成为了巩固"生物农奴制"的工具。对这种技术的恐惧在互联网上引起轩然大波。
事实并非如此恐怖：孟山都收购岱字棉的计划因为反垄断的关系被叫停了，孟山都没有拿到终结者的专利权。事实上，到2001年，终结者技术哪怕在实验室也没成功终结过一株植物。此外，生物技术的支持者合理地论证说，终结者技术只会给农民更多的选择，就像当初杂交玉米的出现一样。总之，终结者不是真实的一项技术，仅是一个象征，象征着长久以来"植物遗传组成属于共有财产"的信念和孟山都试图将其私有化的冲突。最终，"冲突被归结到了资本主义的道德问题上"。
1998年6月孟山都终于开始了他们在英国的广告宣传。几天后这次宣传的努力便化为无乌有。查尔斯王子在《每日电信》上撰文表示了自己对转基因食品的拒绝排斥和怀疑态度。这一事件"几乎永久性地改变了这场辩论的舆论导向和主题形象"。而孟山都的广告也轻描淡写到幼稚可笑的地步。广告宣称基因工程是人道主义的，有益于减少饥饿和化学品使用，推动"世界向更美好、更健康、可持续性更强发展"。这种信念根植于孟山都核心人物心中，他们都觉得"自己肩负着崇高的使命"。然而激进的反对者们则觉得"这项崇高道德境界的主张看上去既荒谬又虚伪"。他们感到自己受到严重的欺骗，决定以牙还牙。其中有几个典型的故事。
第一个是关于大豆诱发过敏的故事。90年代初先锋的科学家曾经尝试把巴西果的一个基因插入大豆，以改善大豆的营养构成。有独立科学家指出，巴西果是常见的食品过敏源之一，这种基因可能导致过敏。后续研究证实了过敏的担忧，先锋枪毙了这个项目。环保主义者又把这个旧帐翻了出来。他们觉得，基因工程插入了许多细菌的基因，无法确知这些基因到底会不会产生过敏。但是迄今为止，巴西果试验还是基因工程可能造成过敏的孤例。
第二个故事是日本昭和电工的L-色氨酸的故事。L-色氨酸是一种食品添加剂。1989年昭和电工使用了转基因细菌提高L－色氨酸产量，同时简化了清除杂质的生产流程。不久后，该公司的添加剂导致了大量美国消费者中毒乃至死亡。原因仍是个谜，但昭和电工销毁了其转基因细菌库存，因此无法确知到底是转基因细菌还是过滤工序导致了这一事故。作为"天然"产品，L-色氨酸没有经过安全性审查，所以食品添加剂的安全性问题可能要比转基因更严重。然而谜一般的中毒使得这一事件成为了"人们遐想、恐惧的温床"。
另外，有人认为35S启动子可能在人体内驱动某些基因突然过表达从而造成危险。可是这种风险在科学家看来微乎其微，此外35S来自于十字花科花叶病毒CaMV，每天吃卷心菜时可能就吃进去很多了。
最后一个故事是匈牙利科学家阿帕德－普斯陶伊的小鼠试验。在一档电视节目里他宣称，自己一直在给一组小鼠喂转基因土豆，和对照的小鼠相比，这些小鼠生长迟缓，患有免疫器官衰竭。之后孟山都则"令人失望"地表示他们没有做过长期的动物试验。
之后几个月里，普斯陶伊的试验科学性饱受科学界质疑，也和之前荷兰人做过的类似试验结果存在冲突。然而，这些技术上的细节并不重要。对于科学家们驳回的每一个指控，公众都会不厌其烦地问同样的问题：那些无法预知的问题怎么办？科学家对这类问题几乎无能为力。整个辩论"都转到了未知危险的可能性上"，科学家们也逐渐变得"极其愤懑、无助，有一种被自己文化欺骗的感觉"。
而环保主义者如哈林发起反转基因的运动，本意不是质疑其对人类的安全风险，相反则出于对环境风险的考量。但他们也对孟山都的鲁莽急躁报以不信任，也不相信"科学机构做诚实的判断，特别是当受到抨击的就是科学自身时"。
于是，信任的严重缺失导致"剩下的就只有猜疑和恐惧"。公众的恐惧，成了他们对抗恶魔企业孟山都的武器。
第十五章 马失前蹄
孟山都在欧洲遭到了惨败，更糟糕的是，孟山都和制药巨头美国家用产品公司的合并夭折了。夏皮罗本指望靠制药为生物技术和农业这样"高风险的事业提供稳定的财务支持"。这一失败使得孟山都股价持续下挫。华尔街将也其视为一家"急需更大伙伴帮助的扩张过度的企业"，而非原来蒸蒸日上的新产业先锋。原本自认为作为CEO"能够改变世界"并且"没有风险"的夏皮罗终于收起了他的骄傲和信心。
孟山都只能继续抱大腿。这回的大腿是刚刚收购了宿敌先锋20％股份的杜邦公司。在杜邦和先锋的联姻中，夏皮罗要做个第三者。
当时，孟山都和先锋的战争愈演愈烈。而在抢夺杜邦支持的战争中，先锋更是不惜"放弃了传统、身份和骄傲"。为了避免孟山都被杜邦收购（杜邦出于财力和反垄断的考量，只能二选一），先锋放弃了长久以来所珍视的"独立自主的路线"。但是先锋只能壮士断腕：孟山都和先锋水火不容，无法合作，先锋自己也无法同孟山都抗衡下去了。
事实上，在基因工程奏效之前，先锋和孟山都本来有机会合作。然而先锋的CEO厄本对于先锋的草率鲁莽、独断专行和缺乏耐心感到愤怒和不满；厄本不愿归还孟山都那两个宝贵基因时表现出的执拗好斗也为两家公司留下了不可调和的矛盾。两者开始互相拆台，孟山都疯狂地购买种子公司，先锋开始往生物技术领域砸钱，结果却是两败俱伤。
最终，杜邦花费了94亿美元购买下了先锋剩余80％的股份。杜邦在生物技术行业的豪赌，也就此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