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4张照片与红磡一梦
作为中国内地唯一一位在现场记录了魔岩三杰红磡演唱会的摄影师，高原在去年年初找回了当年的底片。所有照片中，她印象最深的是演出结束后大家散场的那一张，老狼也特别喜欢那张，他说，那个画面象征着一个时代落幕了，摇滚乐也退场了。
高原是一位摄影师，这是她最喜欢的自我介绍。许多时候，人们会在「摄影师」前面加上「摇滚」或者「女性」二字，这都不是她想要的。
曾经的很长一段时间，高原都是浸泡在中国摇滚圈子里的，她和上世纪90年代那些知名的摇滚乐手几乎没有距离，是他们「举着相机跑来跑去的」好朋友，她也记录了这些年轻人在舞台之上、生活之中的很多时刻。
德国汉学家阿克曼曾这样评价高原那一时期的照片：高原与他们如此贴近，拍摄下他们的一举一动，记录了他们触犯禁忌时的快乐，和在贫穷中即兴式的生活方式。正因为拍摄距离这么接近，表达这么直接，使得这些作品具备了跟当时的摇滚乐一样的特质。他还从高原的照片中看到了，20多年前，北京的摇滚乐手跟西方的摇滚乐手们一样地执着于表现欲，一样地渴望自我成功，一样地精疲力竭，一样地追求浪漫的酷，一样地想穿越山川和大地，一样地彼此嬉皮打闹，一样地孤独行走在世界的某个地方。
前段时间，高原出了一本摄影集，大红的封面，名字叫《红磡1994》，里面收录了她拍摄1994年红磡那场《摇滚中国乐势力》演唱会的134张照片，还有一些手写的话。
对许多摇滚乐迷而言，那场演唱会是一次摇滚「神话」，是一次里程碑式的演出，永恒的经典。高原自己也在摄影集中写道，那时，那些留着长头发、不谙世事的年轻人扛着乐器，去到华语流行音乐的核心舞台，除了演出，他们并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也不知道摇滚乐的「彼岸」是何处。再次整理这些照片时，她仍旧能够想起当时的一些场景、一些声音，一些理想主义者，从一个极为边缘且特殊的环境中一路走来。
高原说，她目睹了北京摇滚乐从无到有，目睹了文化上的认同、个体意识的觉醒，这些都让上世纪90年代中期的北京极富创造力，而她所经历的「红磡」，只是一场普通的演出，是众多文化形态中的一部分，也是一群年轻人，在四分之一个世纪前，做的一场值得怀念的梦。
以下是她的讲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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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这本摄影集其实挺偶然。
2019年初，魔岩唱片的牛佳伟找到我，说咱俩见一面呗，他搬家翻出了一堆东西，里边也有我的，我们就约在丽都的一家咖啡馆见面。见面后他掏出一个牛皮纸袋，里面有30多卷胶卷，我估计就是这个东西，（红磡演唱会）底片。
其实我在几年前就跟魔岩总部要过我的底片，他们当时回答我说，所有的底片、母带，还有原始文件都在台北的地下室被水淹了，相当于全都销毁了，不可能找到，我就没想着这东西能回来，所以佳伟给我的时候我还是很开心的，当着那么多人面不太好意思哭，但眼睛还是湿润了一下，因为失而复得了。
演出是1994年的夏天定的。那年，窦唯、张楚、何勇都推出了个人专辑，有了「魔岩三杰」这个称呼，他们还在北京儿艺做了一场演出，也算是红磡的一次预演，那场我也在，当天现场的情绪是非常真实而直接的，台上演出的年轻人仿佛打开了那时人们对音乐的想象，解放了一些被禁锢的东西。
大概是9月初的时候，公司通知我和乐队一起去香港，拍这场演出。我很兴奋，还专门管我爸借了一件皮衣，因为我自己买不起，当时想着，你跟着一大帮搞摇滚的人出去，穿一毛衣就觉得特别衰，那时候，很多音乐人都喜欢穿皮衣和牛仔裤，好像是一种身份的标示，结果到了香港完全用不着，因为香港那会儿还穿短袖。
我们从北京飞到深圳，然后从罗湖过关去香港，在过关之前，我跑到队伍后面拍了一张照片，大家扛着大包小包，当时觉得自己还挺潮，现在看好土啊，就是一群土包子。
香港给人的感觉和北京是不一样的。北京那个时候还比较粗犷，而且比较散漫，香港有一种特别压迫的气氛，所有的楼跟楼都很近，又近又高，站在马路上往上望，天空就是一条缝，所有的行人都是忙忙叨叨的，我们住的那边可能是城区，全都是上班族在那儿走倍儿快那种，也没有老人。
整个行程一共七天，安排得很满，我们只能在去排练的路上逛逛街，很多乐手买琴，买效果器，买唱片，因为这些在内地都买不到。我就跟着他们瞎凑热闹，因为只带了200美金，也买不了什么，就去先把胶卷买了，剩下的时间就是看看花花世界。
香港当地的摄影师带我去过他的摄影棚，还给我拍了一套棚拍的美人照，那时候特别流行的柔焦，他可能在前面放了一个柔光镜，整个人是看不出任何颗粒的，柔得都不行了，我当时看到那个片子，就觉得，哎呀，资本主义太牛了，能把人给美化成这样。
记忆中，香港的排练室很小，但是很专业，我整天跟他们泡在排练室里，太热了，有人光着膀子练，我也就这么拍了，排练室的照片我少见地用了闪光灯，因为太黑了，我不想闪他们，但实在没办法。
当时，公司还为乐队安排了化妆师，但他们基本上都拒绝了。吉他手邓讴歌大概是一行人中年龄最小的之一，当时才刚满20岁。他在香港斥巨资买了一条超短裤，花了很多钱，他当时穿这个是想致敬自己喜欢的Axl Rose。Axl Rose是枪花的主唱，他们在东京开演唱会时，其他人穿得整整齐齐，Axl Rose穿了个超短裤上台。但后来演出的时候，工作人员还以为讴歌穿得是内裤，差点没让他上台。
对我们那群人来说，很多人都是第一次走出中国内地。小窦往来香港和大陆比较多，他可能比较从容，张楚又比较飘，他是一个游侠，何勇很早就开始排练，所以我感觉他是对待这场演出最认真的，是卯足了劲儿在干这件事儿。
在舞台上何勇也是相当的活跃，窜来窜去的，但唱《钟鼓楼》的时候，吹笛子的是小窦，弹三弦的是何玉生，何勇当时给他们俩都鞠了躬，他介绍，三弦演奏，何玉生，我的父亲，笛子，窦唯。
何勇的演出都会自己设计流程，包括什么地方浇水，什么地方踹邓讴歌屁股，什么时候给邓讴歌浇水，他都设计好了，每场都这样，后来讴歌就烦了，说你也别浇我了，你换一人浇，我不干了。真正演出的时候，有一个风扇，是从下面往上吹的，讴歌发现了这个东西以后（笑），就一直站在那个地方solo，我挺喜欢捕捉这样的画面，因为觉得好玩，有意思。
整个演出大概三个小时，老有人问我，为什么VCD录的只有一个半小时，剩下那一个半小时去哪儿了，到现在得有上千个人问过我这个问题，其实我不知道为什么。可能是中间换台的时间，也有可能是别的。
现在回忆那场演出，现场是挺热烈的，他们音响、灯光、舞美都比内地的要讲究，所以很出片儿，舞台效果好不好和拍出来照片成不成功是直接成正比的。演出本身反而没什么印象了，因为我带着相机，是一个工作人员，摄影师，大家在pogo的时候，大家在「啊啊啊」的时候，我都不能动，呼吸也不能急促，因为快门在那儿摆着，要动的话就全虚了。
我自己印象比较深的是谢幕的照片，所有人都演完以后，主持人把大家都请到台上，宣布演出结束。现在看你这张照片可能会有一种曲终人散的感觉，可以这么去解释——是一张预言性的照片，但是拍的时候我们完全没有这个想法，后来再看这场演出，的确就是巅峰了，后来就再也没有了。老狼特别喜欢这张，说象征着一个时代的落幕，摇滚乐也退场了。
还有一个歌迷我印象也比较深，那是演出结束从后门开出去的时候，他就在那个地方等着，一看到我们开出去，就脱了衣服一边甩一边追我们的车，具体喊了什么我不太记得了，只记得他是讲普通话的。当时我也没想到会有这么一人，相机也就都收了，等我从包里现往外掏，装上闪光灯再闪，什么都没拍到，洗出来都是白的。
那天谢幕后，我们还去吃了庆功宴，是自助餐，之前大家都习惯吃盒饭，看到自助也挺嗨的，排着队在那儿领各种吃的。我后来看照片，那会儿咱都吃什么呢，香肠、火腿，怎么就吃这个呀，还有很多香港记者围着他们采访，那是我们第一见到娱乐记者，他们不问音乐什么的，就问，「心情怎么样」，「喜欢吃什么」。
演出完的第二天，我们就回北京了。返程的飞机上空空荡荡的，脑子还有点儿回不过味儿来，依然停留在前一天晚上的舞台上。
这么多年过去，如果要我评价一下红磡1994，我还是觉得它只是一个制作比较精良的正规演出，它的意义可能就是让所有当时魔岩签的歌手站在了中国内地以外的舞台上。对于当时的我们来说，没有人知道这场演出会带来什么效果，没人想这些，它就是一场演出而已。
只是演出完之后，什么盗版啊这种东西就越来越多了，魔岩也开始往下坡走了，因为他们是先驱，物质上的好处他们都没享受到，那时候就是一个精神上痛快。总之后来起起伏伏的，最后就是全散伙了。
现在想想，他们那时候真的很纯粹。现在的乐队都要求要商务舱，要五星级酒店，休息室必须是无印良品的毛巾，必须是依云的矿泉水，包括车接车送，我们那时候，吃的盒饭可差了，估计就是5毛钱一份，在塑料袋里装着，直接扣在一个盒子里。
我接触到这些做音乐的人其实也是很小的圈子，这个圈子里没有真正的坏人，人都很单纯。而且那时候我们玩的都是北京小孩儿，北京孩子连房价是什么都不知道，自己家里都有房，饿了回家吃饭。
那时候20多岁，日子就是起床、吃饭、找朋友玩、拍点东西，晚上去看演出或者去谁家瞎侃，玩累了回家睡觉。其实就都是那帮人，每天肯定都在一块儿。天天都挺高兴的，我爸会主动给我生活费，没钱了就问我，用钱吗，一次给一两百。那时候对未来的想象，也就是结婚生小孩，然后有一帮玩得来的好朋友，就这么简单，没了。
大家玩摇滚，都是从爱好出发，可能是因为听了某个国外乐队的某一首歌，然后突然就机灵了一下，决定要投身于这个事业。具体这个事业怎么发展，谁也不知道，自己以后上不上得了舞台，没有预想，我喜欢摇滚乐，我发现你也喜欢，那咱俩儿就一块玩儿吧。
我们有很多据点，大都是外国人比较活跃的地方，外交公寓、友谊宾馆，华侨饭店、马克西姆之类的。如果有演出就去看演出，看完演出去新疆村吃烤串，实在没事就喊一声儿，明天去颐和园吧，大家就都骑车去颐和园。
我们会用各种方式去外交公寓，那儿有新的电影、有音乐，有各种我们见不到的东西。为了进去，我们会假装说英语，俩人穿着牛仔服，边聊英语边走进去，看门儿老大爷也就那么回事。为了混进友谊宾馆，我们会坐公交车坐到离友谊宾馆最近的那个地儿，在那儿打一辆出租车，那会儿都是外国人打出租车，我们就坐在出租车里说，你给我开到那门里头，友谊宾馆有一个露天游泳池，我们会在那儿游泳，晒太阳。
到了晚上，外交公寓里面会经常有很多朋友聚在一起的party，有时候你被带到这人家里，到里面一看你根本不知道哪个是这家的主人，满屋子都是人，大家拿着饮料在那聊天，聊各种不知道是什么的事儿，一问，谁家啊，不知道。一群人凑到那儿，这件事听一会儿，没劲，听不懂，再换个地儿听，那时候老崔他们也都是这么社交的，就跟着瞎串。
那会儿我会拍照，跟那帮玩摇滚乐的整天整天待在录音棚，其实没有想象中那么有趣，时常都是耗着，因为他们在那琢磨用哪个音色，试鼓就试俩小时，就很无聊。我那时候最爱干的一件事就是把他们抽的烟，底下有一个塑料的纸，褪出来反着套，那帮人发现了就说，「又是你干的吧老头儿」。
现在往回倒，那个时候刚刚改革开放没有多久，所有的艺术形式都在复苏的状态，不光是摇滚乐，不光是音乐，其实电影、话剧、戏剧、艺术、诗歌，所有的艺术方面的这些东西都在发芽，每个人都能看到未来好像是很美好的，对以后的生活是有梦想的。
虽然大家都穷，也没什么钱，但每天都开开心心的。我有时候也会想，为什么现在的人没那么容易开心，因为现实已经很累了，每天的日子就是挣钱，怎么交房租，还贷款，怎么养老的、养小的，怎么在这个社会中给自己留一席之地，出人头地，都是这些事儿。
我想可能人在这种状态中没法开心，没法快乐，想的也就是我挣十万，我怎么能挣一百万，钱虽然真的是个好东西，但是你要是一天到晚的就琢磨这个吧，就真的很难快乐了。
最近我去《乐队的夏天》第二季录制现场拍摄，我能明显地感觉到，再拍出以前那样的照片很难了。
20多岁的时候，我拍那些摇滚乐手，我们是朋友，我们每天一起玩，因为真的太熟了，我们也不讲究构图，更不会摆拍，别的人是拍不到这样的东西的。我先开始也没有这个意识，没觉得这些东西特别珍贵，但是慢慢老有人那么说，这太珍贵了，太珍贵了，太珍贵了，我就也开始慢慢觉得好像是挺珍贵的，因为太真实了，太自然了。
那时候我们没有造星的概念，因为也没有网络媒体，往往都是歌红了，歌迷还不知道唱歌这人长什么样儿。所以那个时候拍宣传照，单纯就是说，我给你们看看，我长什么样儿，也没有那么多事儿，没有化妆师，也没有造型师。
老狼说，要发专辑了没照片，我就说，那走吧，拍吧，我们就开车去郊区找一个没人的、安静的地儿就拍了，他问我，穿什么呀，我说别裤衩、背心了，你穿一白衬衫吧，牛仔裤，就这样。
我喜欢那种气氛，因为轻松，没有那么多条条框框。那时候拍了很多音乐人，一听，您是重金属乐队，行，走，找片废墟转转，这拆房子呢，就这儿了，车一停，大家都稀里糊涂下来，脏了巴叽的头发，就站在废墟里。
那时候拍照片有几个景点，要么就是铁路，要么就是马场、麦地，还有798的破厂房，反正就这么几个地儿，还觉得老酷了。去马场是因为马场有圈马的栅栏，房子也是那种小木房子，跟我们市区的楼房不太一样，好像自己到了国外。
后来为了养孩子，我还去拍过菜单，拍过酒店介绍，拍过服装，也跟过电影的剧组拍剧照，在剧组，录音、美术、摄影都是团队作战，只有剧照是一个人，我一个人要干所有的活，经常累到不知道自己在干吗。几乎能用到相机的所有拍摄我都拍了，但是觉得真的有的东西它不适合我，我还是比较适合之前那种更自由的拍摄。
现在给我一种比较浓的造星的概念，他们都是要先有策划案。要拍一套片子，要有化妆师、造型师，要去借各种各样的衣服，找各种各样的图片做参考，你这一期的主题是什么，这个人怎么来包装，都是整体策划，这个人他想要什么样的东西，最后呈现出来的是一个什么状态，并不是完全是摄影师自己的创造力。
有些明星可能也不愿意让我拍，因为我要自然的东西，是天然的，纯粹的，有多少个艺人是愿意展现他自身的呢，很少，真的很少。
现在拍《乐夏》也是，大家都知道你是谁，你一去，人家说，高原老师您来了，但心想这女的拿一照相机，所有的人就开始戒备了，我能感觉到我的出现让他们很紧张，但我想要的是完全放松，是他信任我能拍出来东西，不在乎在镜头面前自己是什么样儿的。这弄得我也挺失落的，再也拍不出小时候的那种感觉了。
但我还在拍，因为我是这样想的，没有人能再拍到过去的东西，好像只有我一直从过去拍到现在，所以突然莫名其妙产生了一种使命感，没人能干这事儿，那我就来吧，至于很多事儿，慢慢来吧。
最近最高兴的事情就是，摄影集出版之后，有人给我发私信，「幸亏有你在」，当时心里还是暖了一下，觉得自己这些事儿，没白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