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科与国家随想

两个根本性的革命开始动摇整个学术界，这种冲击在十九世纪后半期到达了高峰。首先，从《圣经》中抽象出来的概念受到挑战，开始了我们称为学术自由的斗争，即具有专业资格的学者有权利去寻找问题的答案，并且可以自由的发表他们的发现，传授他们认为是真实的知识，除了受到他们学术领域内学术规范的限制之外，他们不再受到任何限制。这场战斗开始于十六世纪的莱昂纳多.达芬奇和哥白尼，在十九世纪后半期随着查尔斯.达尔文提出的粉碎传统观念的进化论而达到高潮。1809年，世界上第一所大学成立，在这里，教授和学生不再受到任何宗教信仰和政治教义的束缚。这就是柏林大学。大学是学术自由的团体，这种思想逐渐被整个世界所接受，但在当代，这一整套概念确受到了挑战。

第二个根本性的革命开始于十七世纪，在十九世纪后半期得到了普遍的传播。这就是将学术界开始分成不同的领域或者学科，每一个领域和学科都致力于研究一组特定的相互联系的过程，而且都受到以自身理论框架为基础的学术范式的约束。从古希腊开始，学者们一般都不愿意将自己的研究视野局限得很窄。希罗多德对历史学和地理学都做出了杰出的贡献，此外，他还经常被成为人类学之父。亚历山大.洪堡是最后一位能称之为全能的学者，以及被认为是世界上所有学术领域内的权威。洪堡和李特尔都逝世于1859年，他们被认为是古典学术的巅峰和终结。

——杰弗里.马丁 《所有可能的世界——地理学思想史》

学术分科是科学史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从过去200年的科学史可以看出，将广大的自然现象领域分割成许多的专业范围。到1900年的时候，因为巨量的知识和掌握复杂研究方法的需要，许多这样的学科又被分成诸多子学科。有时候专业之间的沟通能够提供新的方法来解决老问题；有时候专家们将他们自己锁在自己的小天地里，从不与外界交往。

一个学科有一个学科的纪律。一个有生机的科学领域必须有方法来组织资源，认证知识，方便交流，从而吸引新的从业者，取得支持和市场。到了20世纪乃至21世纪，科学牵涉到越来越大的机构，需要越来越多的金钱。

一个安定的国家环境对科学研究有着无可估量的作用。看看现在的俄罗斯，因为投入的问题，相关领域都后继无人，因为稍微有点能力的年轻人首先都是搞金融去了，以至于大量的基础学科，都是一些白发苍苍的老人在那里坚守者，过世一个，一个领域就就没有了……这是怎样的一种悲哀。

（1999年6月14日清晨，澳门创律公司雇用荷兰籍拖船，牵引着无动力的“瓦良格”号航母缓缓驶离乌克兰港口。 据说，在航母被拖走的那天，身患重病的船厂厂长马卡罗夫曾泪流满面，在位于海边的造船厂疗养院目送了“瓦良格”号的“最后一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