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过劳死”想必大家都不会陌生，时不时就有媒体有关于此的报道：
2015年3月，深圳36岁的IT男张斌，被发现猝死在酒店马桶上，凌晨1点，他还发了最后一封工作邮件。
2016年6月29日，天涯社区副主编金波，因长期加班，导致其在北京地铁站台上突发脑溢血不幸去世。
2017年2月10日，河北省某县医院的一 39 岁的医生“发生猝死”，曾连续 24 小时上班。
2018年1月15日，深圳市某公司董事长刘显武，因长期高负荷工作，因突发心梗而离世。
从上述报道中，我们可以看到“过劳死”年年都有，覆盖了各行各业、各个阶层、各个年龄，已经成为一个无法忽视的社会现象。
一、 一组触目惊心的现实数据
央视财经早在2016年就曾有过报道，巨大的工作压力导致我国每年“过劳死”的人数达60万人，已超越日本成为“过劳死”第一大国。到了今年，恐怕数字更是会触目惊心。
此外，还有一些机构对有关于工作时长的现实情况做了具体调查，结果与大部分人的直观感受相符，就是“八小时工作制已经离职场越来越远，加班加点已成职场的‘潜规则’”。
调查显示，每天工作时长多于8小时、工作强度较高的人要占总数的75.59%，其中又有超过30%的人工作时长超过10小时，更为严重的是，有8%的人工作时长超过了12小时。
如果你以为只有劳动者的工作强度过高，那就错了。另一份报告显示，企业家们，同样是“过劳”的“高危人群”。
高达90.6%的企业家处于不同程度的“过劳”状态：平均一周要工作６天，每天的工作时间近11个小时，而睡眠时间仅为6.5个小时；而超过1/3的企业家每天的工作时间超过12个小时。
通过对这些数据分析，我们可以发现经过多年经济形态的转变和压力传导，“过劳死”的威胁对象已从体力劳动者转向脑力劳动者，且呈年轻化趋势。
“过劳”已经不是哪个行业独有的现象，广告、媒体、医疗以及金融等行业都没有幸免。大多数奋斗在职场一线的人，都是在透支自己的身体和健康来换取那一点薪水。
二、形势如此严重，何以至此？
1. 工作形态的变化带来“亚健康”状态
“亚健康”实为一种非健康的状态，它极有可能诱发多种疾病，几乎就是“过劳死”标准前兆。
对于大多数在城市工作的人来说，生活就是：
每天坐在电脑前处理各种资料，动也不动一下，早饭不吃是常态，外卖就是工作餐，咖啡是饮料，从来不运动。
当然这种“累到极致自然宅”、饮食不健康、作息不规、严重缺乏体力劳动的生活方式会成为他们的健康隐患。
2. 快节奏的发展导致社会的整体焦虑
不可否认，我国社会在经过这几十年的快速发展后，物质生活水平得到了极大地发展，相应地，整体社会成员所熟悉的各种生活环境和模式也发生了巨大的冲击和改变，但这种冲击和改变并不为全部的人所适应，其结果就造成了这部分群体的普遍焦虑。
此外，社会贫富差距的不断扩大，使人们更加注重对物质的需求，再加上近年来网络媒介的快速发展，急速放大了大部分人的“不平衡感”和“被剥削感”。
面对现实的艰难困境和理想的渴望不可及，他们的无力和挣扎，形成了一股巨大的焦虑氛围，传导到了社会的每一个角落，引发了强烈的共鸣。
三、面对“过劳死”，我们该怎么办？
诚然，“过劳死”的发生，确实与个人的生理、心理有关，但不可否认的是，社会大环境引发的“焦虑”，加班文化表现处的企业责任的缺失，以及相关政策、法律不完善的问题也不容忽视。
1. 社会的整体解压刻不容缓
社会的本质是人，必须保障每一个的发展权。
超时劳动是对劳动力的恶质剥削，加剧了劳资双方的结构性矛盾，无形之中增加了社会成本，加大了整体社会的“焦虑杠杆”。
因此，我们要更加完备社会民生的保障机制，让每个人在累了的时候，能有所依靠。加大力气解决贫富差距的问题，是当代社会治理的重要课题，促进社会的公平正义，才能彻底为这个气喘嘘嘘的社会解压。
2. 加强企业的社会责任意识
企业最重要的财富是人，保障职工合理权益是其应尽的社会责任。
超时劳动的横行，不利于企业品牌和素质的提升，纵使让企业一时获利，长此以往，会造成“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导致劳动生产率的下降，更有可能导致生产安全事故频发。
3. 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
坦率地说，我国对劳动者的保护多停留在经济层面，还未充分上升到生命安全的高度。这种“过劳无责”加剧了用人单位的肆无忌惮。因此，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维护工作者的权益是我们预防“过劳死”现象以及造成“过劳死”后的责任认定是刻不容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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