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西南联大纪念馆那道仿制的校门进去，左边是很现代的服务区，右边则依次排列着原北大校长蒋梦麟、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和私立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的半身雕像。
这三位伟大的教育家中，张伯苓最长，梅贻琦最小，但是由于张伯苓和蒋梦麟基本在重庆供职，轮流只是虚设，所以联大就一直是梅贻琦主持。
这位“我们永远的校长”，居功至伟。
前面就是联大校舍了，校舍前有长长的亭子，一簇修竹，还有一个小小的水井，看上去颇像一处别有韵味的雅居。
但是它肯定是美化了的，真正的联大新校舍和宿舍，是这个样子。我们那些大师，以及他们的学生，当时正处于极其艰苦的环境里，只有心是一处雅居。
观看那个小小的井口，看着里面有些浑浊、幽暗的水面时，我忽然听到小道上一个穿西装的矮胖男人，正在眉飞色舞地跟身边几个男女“演讲”。
“……我跑是为了保存《庄子》，你跑什么？……他这个人就是这么狂！”
我一听就笑了，知道他说的是那个狂人刘文典。
刘文典是章太炎的弟子，日本早稻田大学的留学生，真正是学贯东西，深如大海。他的狷介狂傲是人所共知的，但是他似乎总最愿意跟沈从文过不去。
沈从文升为教授，他不满：“只有陈寅恪才是真正的教授，应该拿四百块。我该拿四十，朱自清该拿四块，而沈从文我连四毛都不会给他。沈从文都升教授了，我岂不是太上教授？”
日本人飞机来轰炸，联大师生都跑，刘文典也夹着小布包飞跑，但是他看到沈从文在跑，就不高兴了：“陈寅恪跑是为了保存国粹，我跑是为了保存《庄子》，学生跑是为了保存文化火种，你这种没用的，跑什么？”
人家沈从文不理他，只管跑，他自己还依旧在那咆哮。
有人说，这是因为沈从文自学成才，没有师门，不是海归，资历太浅的缘故，然而，这恐怕并不正确。
陈寅恪是陈宝箴的孙子，清末四大公子之一的陈三立的儿子，出身名门，这不错，他早先曾师从多个国学大师，也是不错，他曾先后就读于法国、德国、美国、瑞士多所高等大学，是海归中的海归，更是不错，但是他却是没有学位的，甚至连文凭都没有。学来学去，就装了一肚子学问回家。
据说当年清华国学院选导师，梁启超举荐陈寅恪，校长曹云祥就曾问梁启超，他是博士吗？梁启超说不是。是硕士吗？梁启超又说不是。他有著作吗？梁启超还是说没有。曹云祥就因此觉得难办。最后，还是梁启超用这样几句话才打动他的：“我梁某也不是博士、硕士，著作等身虽然不假，但加起来还不如陈寅恪几百字有价值。好吧，你不请，就让他在国外为人家效力吧。”
如果单看那些外在，这就不是刘文典了，他实际上就是自视太高，性格太狂，觉得朱自清、沈从文都不足以与他并列。
刘文典狂，当然也有狂的资本，这位大师并不像一般人爱说的那样，好像只擅长老庄，他其实英德日多国文字精通，从先秦、两汉、唐宋元明清到近代、现代，从希腊、印度、德国到日本，什么课程都能讲，而且统统如数家珍，观点独到，绝对是一位博大精深的全才。
老先生当年狂性之强，脾气之大，连老蒋都敢怼上一句“你就是新军阀”（对打肯定是以讹传讹，没有的），朱自清、沈从文这等“让人非我弱”的沉静之人，岂能在他话下？陈寅恪之所以能成为他唯一敬服的人，那实在是因为陈寅恪的确太强大了。
陈寅恪的知识广度、深度，几乎无人可比，他家学渊源深厚，国学基础深厚，国史无一不通，又精通焚文、巴利、波斯、突厥、西夏、英、法、德八种语言，对西方文化也研究深入，这无疑是一位百科全书式的人物。
他一身集著名历史学家、语言学家、古典文学研究家、诗人等多项桂冠，数学、地理、外语、音乐、绘画也都来得，三十多岁就与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并列为清华四大国学大师，与王国维、梁启超并称为清华三巨头，当真是“公子之公子，教授之教授”，百年难遇一个。
刘文典恰恰是重广博深厚的，他以广博深厚为傲，也因广博深厚而对陈寅恪心折，那就像谦虚的吴宓大师之于他一样。
刘文典虽傲，但傲的有意思。他当年在联大讲课，总是手不离烟，那烟通常不弹，但烟头能神奇地不坠。有人说他在车上也有这个本事。
刘文典常常说，中国只有两个半人懂庄子，一个是庄子本人，一个是他自己，而全世界其他研究庄子的人，加起来就是半个。这就是只有他懂的意思了。
所以他到了课堂上，每每要说的话便是：“庄子，我是不懂的，也没人懂。”他都说不懂，怎还有人配懂？敢说懂？他讲到这样，都不懂，那他这地位就越发算占定了，人就越发牛死了。
他那份自得，在讲课的过程中也一览无余。一口安徽普通话，声音微微颤抖，妙语如珠，但眼睛却是闭着的，就像是在念经一般。而一旦到得意处，他的眼睛就睁开了，如果吴宓大师还坐在后面（吴宓常去听他和陈寅恪的课），那他就会一眼瞥去，问道：“雨僧兄，你觉得如何？”
吴宓当然配合，赶紧立起，毕恭毕敬：“高见甚是，高见甚是。”这个捧哏总会惹得学生发笑。
刘文典是狂人，自由随心，有时候一节课会只讲一两句诗（一个字他也能讲上半天），有时候爱讲不讲，有时候则兴致勃发，下课铃响也全然不管。还有一次，他讲《文选》刚讲到《月赋》就提前下课了，原来《月赋》是要等到晚上月亮出来时再讲的，他早计算好了时间，设定了情节。
“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这是陈寅恪在为王国维写墓志铭时首次提出的，西南联大的教授们正体现了这一点，他们中有些人就是教学方式、个人行止，也迥异于常人。大师们是只能隔着时空去看的，有时候我们也看不到他们背后的一些东西，有些行为若换到今天的老师身上，只怕会立刻招致全网声讨。
但是刘文典虽狂，却是有绝对底线的，他的《庄子补正》，陈寅恪曾赞为：“盖将一匡当世之学风，而示人以准则，岂供治庄子者必读而已哉。”——这是他于学术的态度。
他当年任安徽大学校长时，人称热心教育，为人诚恳率真，深受学生爱戴。“大学不是衙门”，这是他一贯的主张，他不管学生倾向如何，都曾极力维护。他因为维护学生，维护教育，怒斥蒋介石，还曾被章太炎赞为嵇康、祢衡。——这是他对教育和工作的态度，也是他做人的态度。
而他的爱国，就更足以令人称道。
联大师生是为中国教育，中国文化，辗转数千里来到云南的，这本身就是抗战，他们中也输出了许多一线的抗日战士。不受嗟来之食的朱自清，和拒绝与日本人合作的陈寅格，并非个例，狂人刘文典也是众多爱国者中，具有鲜明特色的一员。
刘文典长子刘长章是在九一八卧轨请愿中得伤寒去世的，刘文典集家仇国恨于一身，所以当1937年北平沦陷时，就无论日本人如何威逼利诱，都坚决不与合作。
日本人无奈之下抄他家，他与夫人端坐椅上，一边抽烟，一边怒目而视。日本人问他，你懂日语，为何不说话？他回答，我以发夷声为耻。
他弟弟做了汉奸，他从此不与共餐，最后愤怒将其逐出家门。“人要爱惜自己的羽毛”，“气节不可污”，他总之是要做苏武、文天祥。
刘文典是1937年底，在英国朋友的帮助下化装离开北平，历时半年之久，才辗转到云南蒙自联大文学院的。他一路上背的是文天祥的诗，到了后泪流满面，曾跟梅贻琦说：“实抱有牺牲性命之决心，辛苦危险，皆非所计。”
刘文典在联大，是不只讲《庄子》，讲文学，讲历史，作训诂，作考据，不只是狂态毕露，言行无忌，自由随性的，他也讲日本，讲爱国，讲抗日。他不但说要“把脑子里的东西都给”学生们，也曾一再说国家之危，日本人之用心，要学生们保护继承中国文化，一面研究日本，一面“不指南方不肯休”。
刘文典狂的有理，狂的率真，狂的可爱，狂的可敬，他完全狂得，这样的狂人应该多有几个。
END
文 | 九鸦
图 | 九鸦摄于纪念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