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晓芬是在我7岁时和她父母搬到我家楼上的。在她来之前，我是院儿里最大的女孩儿，领着比我小一两岁的小男孩小女孩们，在花园里捉虫子，爬树，捞鱼，以及在我家铺满零食的桌子旁边玩小霸王游戏机。
莫晓芬比我大6岁，家里没有游戏机也没有零食，但她来以后，所有的小孩儿都得喊她“小芬姐姐”，包括我。这让我不是很高兴。
在我被拉到她家玩的时候，大概也表现了出来。莫晓芬的原话说我“翻着眼睛，吊着脸，看着就不好惹”，我很惊讶，印象中自己从小到大都是乖乖女，就算不高兴也不敢表现出来，顶多是在莫妈妈的盛情款待下不知道怎么办了。
莫妈妈脸上有两朵红扑扑的云彩，是在高原长期生活留下的，她本人也同样朴实，明快又喜庆。她总是笑呵呵的，操着浓重的乡音夸我：“乖得像猫娃一样，心疼的”，一双明亮的大眼睛在红云上空闪烁。
我见到莫晓芬的时候她正在用红色的塑料丝带做风铃，见我来了，就招呼我一起做。
“你先做一个小的，最后放到那个大的上面”，她递给我一根红色的丝带，一步一步地教我。那个完成了一半的大风铃花样繁复，最上面由一圈错落有致的菱形组成，下面缀着一串串大小不一的红灯笼，最末尾再绑上一颗金色的铃铛。丝带在阳光下发出柔和的光泽，显得既华丽又精巧。我从没见过这么好看的风铃，更没想过自己竟然可以做出来这么精美的东西，顿时对莫晓芬心生崇拜。
莫晓芬不但教会了我编风铃，还用彩虹一样鲜艳的棉线给我做了端午节香包——她本来打算教我，但那复杂的缠线我怎么也学不会，只好坐在旁边，看着她灵巧的手指在彩线之间飞快地穿梭。做好的香包缀上晶莹剔透的珠子和丝线做成的流苏，挂在扣眼上或腰间走到哪儿都清香四溢，是我童年最喜欢的宝贝之一。
剩下的彩线，莫晓芬则让我和她一起搓成长命缕——一种多色彩线，和香包一起戴在脖子上，手腕和脚腕上，目的都是为驱鬼。
“香包赶的是大鬼，彩线赶的是小鬼，小鬼专门咬小孩，手上不戴就咬手，脚上不戴就咬脚，脖子上不戴明天你的脸就不见了，”莫晓芬绘声绘色地讲。那是端午节前夕，我们俩在她的小房间，一边搓着彩线，一边聊着天。
“那你见过鬼吗？”
“见过呀，”莫晓芬轻描淡写地说。
“大鬼小鬼？”
“大鬼。那天晚上我在家做香包，我爸我妈都出去散步了，我听见有人敲门，打开一看，一个大鬼！吓死我了。”
“啊！那你怎么办？”
“我就把我手上的香包扔在他脸上，他就不见了，”莫晓芬比划着，神气十足，我已经吓得扔掉了手中的棉线。
“那……鬼长什么样子?”
“头发长长的，乱七八糟，嘴咧到耳朵，舌头也可长，还滴着血，现在我家门口还有血呢，走我带你去看！”说着莫晓芬就要拉着我去门口，我却死死抓着床头不肯出房间半步，逗得莫晓芬哈哈大笑。
我们又继续聊着，她见到的鬼，我害怕但是从没见到过的厕所的鬼，还有各自听到的鬼故事。聊着聊着，突然窗外一声长鸣，和电视里鬼出场时的声音一模一样，像低沉的呜咽，又像拉长了的警报，缓缓地飘近，又飘走了。
莫晓芬和我愣了一下，同时尖叫着扑上床钻进了被子，我们紧紧抱在一起，用被子把头蒙的严严实实。
闻声而来的莫妈妈问我们出了什么事，我们争先恐后地告诉了她那个怪声。莫妈妈立即打开了窗户，警觉地看了看四周，说没有人啊。
当然了，莫晓芬家在四楼，怎么会有人呢？莫晓芬和我都觉得那一定是鬼，是真的鬼。
那天晚上是莫妈妈送我回家的，我兴奋地跟爸爸说我见到，不，听到了鬼，爸爸却怎么也不相信，非说是某种鸟飞过。可我从来没听过那样的鸟叫，即使到现在也没听过。这成了我和莫晓芬两个人的真理，也让我更喜欢去找她玩了。
我发现自己不知不觉地就把“孩子王”的位置让给了她。每天放学后，我们院儿所有大小孩子在一起玩游戏，砸沙包，迈大步，摸瞎子，总是莫晓芬发出命令，我挨家挨户去召集小朋友，乐此不疲。
玩完游戏以后，比我小的孩子们都回家睡觉了，我还要跟莫晓芬回家，和她一起编风铃，侃大山，直到妈妈散了牌局发现我还没回去，才来叫我睡觉。
我屁颠屁颠的跟着莫晓芬，仿佛进入了一个新的世界。我们在一起编风铃，给洋娃娃做衣服，画画（莫晓芬有绘画天赋），偷偷用煤气灶做饭，讲鬼故事，讲班上哪个男生跟哪个女生好。总之，一切不能跟父母说的话，我全都跟她说，而她告诉我的话题也总是那么新鲜有趣。
我第一次知道所有的父母都要做爱才能生出孩子就是在莫晓芬家里。她上初二，正在家看学校新发的性教育课本，我推门而入，吓了她一跳。她赶紧把门锁上，跟我抱怨老师只发书，也不讲，就让学生自己看，问我要不要看。我当然说好。我们一起躲在被窝里一页一页地翻着那黑白的课本，以及偶尔出现的男女生殖器简易图，像做坏事一样刺激又兴奋。我迫切地想知道这本神秘的书里讲了什么，可就算她给我念出那些生硬的文字，我也还是不明白。
“哎呀，就是那个呀，男的和女的要那个才能有孩子！”
我像被什么击中了，“所有的都要吗？”
“对啊，你爸妈和我爸妈都是那样才生出咱们的。”
“啊……”我心里好像有一座山崩塌了，父母那美好纯洁的形象顷刻间化为乌有。
然而这挫败感并没有持续多长时间，我就像莫晓芬一样释然了，也并没有像大人们担心的那样“学坏”。看来挫折还是要来得越早越好。
但一点也不学坏是不可能的。我的学坏还往往都有莫晓芬的参与。
三年级的时候，我有一段时间学习成绩退步很大，平时考90分左右，那时总考70分。不敢拿卷子回家让妈妈签字，就让莫晓芬代签。签过几次之后，还是被妈妈发现了，不许我再跟莫晓芬玩。但孩子的友谊大人说了不算，我和莫晓芬照样形影不离，只是我又开始考90分了，妈妈也就不再说什么。
五年级的时候，有一天莫晓芬问我，有没有tan过东西？我问什么意思，她说就是拿东西不给钱啊。她们不管这叫偷，而是叫tan，我现在想大概是“贪”这个字吧。我说没有，她说，你可以试试，挺好玩的。
我和她一起骑车去县城的时候，她给我演示了什么是“贪”。我们挤进一间卖饰品的小摊，一张窄窄的弹簧床上摆满了各色戒指项链耳环。人很多，老板应接不暇，莫晓芬便神不知鬼不觉地把两枚5块钱的戒指夹在手指间拿走了。之后她分给我一枚，那是一颗仿绿宝石的戒指，漂亮极了，晶莹的光泽里映出小女孩心里青葱的浪漫。
后来，在莫晓芬不在的时候，我也试着自己贪东西。文具摊上的一盒自动笔铅芯，小卖店里的一张小卡片，都没有被发现，于是我更加胆大。那天放学后，我像往常一样去学校门口的小摊上转悠，看了一会儿，抓起了一个钥匙链，那是一只胶皮的小怪兽，面目狰狞，并不可爱，我也不十分喜欢，但还是悄悄放进了裤子口袋。正当我转身要离开的时候，一只手揪住了我的右耳。
“你哪个班的？我要告你们老师去！你叫什么名字？戴着红领巾还偷东西！”摊主是一个三四十岁的精瘦男人，揪着我的耳朵不放，我只觉得血一阵一阵往头上涌，脑袋里嗡嗡的响。
我也一下子进入“战斗模式”，但知道这时候走为上计，我把口袋里的钥匙链掏出来甩在摊上，厉声骂回去：“给你还不行吗？”
说完我就在摊主的谩骂声中若无其事地走了。其实我心虚得要命，只想在任何熟人发现之前离开作案现场，偏偏却遇到了峰峰。
峰峰比我小一岁，平时住在奶奶家，偶尔去我们院子里玩，所以也算认识。
“你刚才是偷东西了吗？”他拦住我，问得直截了当。
“你看错了，不是我，”我只好死不承认，“我妈叫我回家，我先走了。”
不久后放寒假了， 我整个一冬天猫在家里，特别害怕出门见人。我甚至都没去找莫晓芬，正好她要高考了，忙着复习，妈妈也叫我不要去打扰她。
我一个人在家看电视，吃零食，打游戏，开学的时候手指整整粗了一圈，从此“胖妞”这个称号便伴随着我小学剩下的时光。就当是对我的惩罚吧。
莫晓芬却一直那么瘦。在我小学毕业的时候，她高中毕业，去省城读了一家美术专科学校。我们渐渐失去了联系，我的童年也慢慢跟着她远去了。
可以说，莫晓芬是我小时候的玩伴，姐姐和最好的朋友。我几乎什么都告诉她，唯独没跟她说过偷东西被抓这件事。我并不怪她，只是觉得太丢脸了，讲不出口。这件事对于当时的我是灾难，现在看来却是福祉：它让我知道，不对的事就是不能做，否则会受到惩罚。从这个意义上说，莫晓芬还是我最好的启蒙老师，她让我随后的人生更加谦卑和诚实。
只是后来，我已经大学毕业，却听到莫晓芬因为盗窃被捕入狱，而莫妈妈难过得哭瞎了眼睛的时候，更多的不是惊讶而是内疚。如果我当初跟她说了自己偷东西被抓住的经历，也许她就不会在这条路上越走越远，更不会被抓了。她教会了我犯错，我却没有告诉她犯了错之后，其实是可以改正的，越早改正就越容易，也能越早见到以后的美好。
现在我和莫晓芬彻底失去了联系。据说她出狱后自己租了一个摊位买衣服，赡养年迈的父母，生活得很艰辛。如果见面，我甚至都不知道以什么样的角色再出现在她的生活中，我想，这对于她，对于我，都太尴尬了。但是如果有机会，我还是要去见她，毕竟我们一起拥有了一段快乐的时光，无论我们在各自的生活中变成什么样，这段童年都会像那五彩的棉线一样编织在我们的记忆里，维系着我们之间最纯粹的友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