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竟然是一年半前写的旧文，改了个标题，小伙伴们请随便看看吧】
2008年，体育记者阿乙自称为一名小说初学者，战战兢兢地出版首部短篇小说集《灰故事》时，他或许不会想到接下来六年里，他会接连不断、一口气出版六本书，其中五本是小说。他或许也不会想到，深埋在身上旺盛的创造力，在体内狼奔豕突多年之后，终于获得了发泄口，如泉水般汩汩流出。已出版的小说中，至少有三本既让他收获了市场口碑，也赢得了主流文学界的高度褒奖。在最新一本中短篇小说集中的故事《春天》，曾被文学杂志《收获》作为 2013年的开年头条隆重推出。
在文艺青年扎堆的豆瓣里，阿乙曾建立一个名叫 “文学青年” 的小组。如今阿乙的知名度已经超出了狭窄的文学青年圈子，不同领域的人都对他的才华赞誉有加，这些人包括罗永浩、北岛和李敬泽。有的读者在《今天》杂志上读了他的小说后，甚至惊呼他 “是当代最有可能成为大师的人 ”。观察一名小说家向大师之路发足狂奔的历程，从处女作发表后五至六年，正处于关节嘎嘎作响的转身瞬间，应该是一个比较不错的窥视节点。也许我们能够从《春天在哪里》的主打中篇《春天》里，发掘出一些有价值的东西？
风格
风格即是一切。风格能够拯救平庸的故事，也能够挽救不可救药的坎普式的思想。倘若不曾试图建立鲜明个人风格的艺术家，便无法称之为一名合格的艺术从业者。泯然众人是对一名艺术家最大的污辱。在初试啼声的写作早期，阿乙甫一出手便奠定了极富标志性的个人风格。
在他的早期小说里，最令读者动容的往往是两类题材：一类是描绘上世纪九十年代南方内陆小县城 /农村令人绝望窒息生活图景的故事；另一类是写作血腥奇案的侦破故事。二者皆与作者本人亲身经历紧密相关，尤其是跟二十六岁之前从县城逃离的经历密不可分。处女座《灰故事》的第一篇小说便可视为两类题材的综合：小城发生一起血腥的公交爆炸案，现场惨不忍睹。公安部从大城市派来一名冷酷、老练的爆炸案侦破专家，由一名忧郁、躁动的年轻警察陪同一起侦破此案。老专家的专业和大城市背景令小警察惊叹，随着案件的残酷真相逐渐揭晓，生理心理均受到深深震撼；同时小警察的单恋感情逐渐走向崩塌，心灵逐渐动摇，开始试图从县城无聊绝望的生活挣脱出来。
在《灰故事》里，阿乙尚且是 “文笔简洁、明快、朴实，保持传统的优雅笔调和纯正风格 ”的学习者（萨特语加缪）。而在《春天》里，他已经开始试图在通往 “沉” 和“重 ”的道路上走得更远。如果说把米兰 ·昆德拉形容为揪住头发将自己拉离地面式的作家，那么阿乙则是采取试图无限接近大地的视角去接近艺术真谛。《春天》故事中，阿乙从熟悉的南方小县城环境中出走，来到一个看不出明显任何地域标志的城市，平静且直白地讲述了一起社会新闻式的死亡事件。
小说的叙事结构精巧地值得击节赞叹，时间线缓慢从后往前推，一出本是平常无奇的情节推至中段或结尾处，急转直下，生生变出跌宕起伏。小说共分 19节，除 19节后半段用于揭晓事情最终真相，时间线有所交叉外，其余小节均是按照严格的规则自后向前倒序叙述。在后一小节结束部分，与前一小节开始部分有文字暗示进行衔接。如第二小节末是年轻人回答 “看清楚了” ，与第一小节的开始句完全相同。其他小节均是如此。对结构的讲究和重视甚至成为小说的叙事推力，缓慢而又从容不迫，抽丝剥茧直至揭晓真相（不能称之为悬念，作者可能从未想过要设置悬念）。这种谨严和精心计算在阿乙之前的小说中甚为少见。
小说的语言在阿乙早期干净、直接、 “往人心上捅刀子”的基础上又一步提纯精炼，显出了克制的大家风范。作者似乎额外钟情于描绘残忍的细节，仅仅数万字的全文中，至少三次正面或侧面描绘了春天死亡过程或尸体的惨状。 “皮肤一部分呈褐色，一部分发黑，像是豆腐起斑 ”，“ 大耳扩腮，眼球暴突，嘴唇肿胀外翻，露出岩尖般的牙齿 ”，阿乙的狠毒直见性命，如手持柳叶刀，拳拳到肉刀刀见骨。类似这样的描写比比皆是。作者对残忍细节的执着偏好，似乎在有意挑战读者强烈的生理反应。
追求语言和现实描摹的极端体现时，阿乙有时似乎又不够淡定，心有起伏，露出了怯来。譬如写马勇打春天，作者使用的是 “撞个没完没了”“ 还是用尽最后气力，将她撞了一次 ”的白描，以及“ 墙都凹下去一片 ”，形容马勇之穷凶极恶，春天之孤苦无依。对比处理类似问题之时，导演娄烨在《浮城迷事》里讲述杀人场面，要求乔永照用铁铲击打拾荒者 “十七下” ，坚持立场，一下不多，一下不少。
与类似年龄的余华写作《鲜血梅花》的玲珑剔透相比，阿乙的干净和残忍，既有相似但是个性鲜明。
道德
谈论阿乙时，评论者有一个心照不宣的共识：必须谈及加缪。苏珊 ·桑塔格在评论加缪日记时说 “伟大的作家要么是丈夫，要么是情人 ”。丈夫意味着可靠，情人代表诱惑。当我尝试将这条评价套用到《春天》的时候，我很难一时得出一个清晰的、明确的指向。我不是说阿乙并不伟大或者缺乏成为一个伟大作家的可能。《春天》的故事情节无比谨严，从头到尾严丝合缝，但我们沿着故事走向一路追溯，发现小说在情感精神建构上显得面目模糊，如此古怪又如此暧昧。
究其根源，这种古怪和暧昧源自人物的复杂精神世界，尤其是主人公春天的情感谜区。毫无疑问春天身世凄惨，早早种下了悲苦之根。作者在小说正文之前，插入了一则与情节几乎没有任何直接联系的题记便暗示了这一点。父母去民政局给孩子登记户口，被问起时才想起来没有给孩子取名；他们把孩子的生日忘记了，只记得是春天出生，于是叫作春天。为了进一步重申春天命运的悲剧根源，作者还安排这一对父母在小说第一节小丑般重新出现。他们果然离婚了，在意料之中相互埋怨、争吵、哭泣，推卸责任，而后先后仓皇地逃离现场。家庭责任的缺失和道德的不在场，造就了春天的悲剧性格和早逝的命运。这或者是阿乙要告诉读者的。
小说的另一位重要人物陈庆，也即小说的叙述者，被视为社会道德失范的庸众形象代表，为春天之死踢上了往鬼门关的临门一脚 ——尽管在小说结尾，“我准备一脚踩向那剧烈颤抖的手，最终停在半空 ”。破碎的家庭、缺乏责任感的父母是春天之死的内因，陈庆则是把她送往另一个世界的直接凶手。阿乙笔下，性从未展现其美好的一面。性是罪恶、是猥琐，性同样是快乐，更是事后的悔恨。道德的沉沦、倾覆是偷情者的快乐之源，在丑恶的性欲驱使下，陈庆膨胀着，坚硬着，忐忑着，最后欲罢不能、铸就大错。故事里无论是他还是春天率先勾引对方，罪恶的手指终将指向陈庆无知莽撞的性欲。
春天匮乏爱，需要爱，但由于身体的缺陷无法换来陈庆的爱 ——“一道拒人千里的石缝儿”（因而春天 KTV小姐的职业很暧昧）。极力渲染性之恶和蓬勃的欲望时，作者不厌其烦、不吝笔墨，在解释同样原始古老问题 “爱” 时，例如春天的爱欲目标为什么非陈庆不可？关于女人和女人的爱，阿乙的笔变得捉襟见肘，不那么胸有成竹，索性一笔都没有提起。
可以说，小说最大的缺憾是无法解释春天对陈庆的奇异的、与生与死的爱。当然这亦不能排除是作者有意为之的克制。然而在许多读者看来，尽管春天有不顾一切寻找爱的理由，但没有将这一情感投射于陈庆一身的必然。春天若是懂得这一点，想必不用在地狱里苟延残喘。小说里，春天对陈庆的爱是病态的，超越了人性所能抵达的地方。作为驱动人物情感乃至情节走向的推动力，阿乙的暧昧处理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
有别于卡夫卡式的消解，阿乙倾向于加缪式的反抗。加缪曾如此定义反抗： “何谓反抗者？一个说不的人。然而，它虽然拒绝，却并不放弃；他也是从一开始就说是的人 ”。阿乙笔下的，似乎就是类似加缪笔下 “反抗者” 角色的反英雄人物。在前往桑塔特所定义的 “丈夫” 式作家的道路上，相比更加经久不衰的艺术美和智性美，阿乙的道德之美已经足够。尽管作为一名当代作家，生活在一个新闻比小说精彩、生活富有想象力的国度，他还将被迫不断贩卖疯子们的母题。
【有哪儿写得不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