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能够历验的最优美的情感是对神秘的体验，那是真正艺术和科学上的魔力。谁要是陌生于这样的情感，他就不再惊奇和专注于敬畏，也等同于死去。我们难以理喻的世界确实存在，虽然我们暗淡的才能仅仅理解其简洁的形态，但那个世界还是通过最高的智慧和最绚丽的美好向我们宣示着它的存在。认识到这一点，以及相随的感觉，是真正宗教情怀的中心。在这个意义--也仅仅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位忝虔诚教徒之列。
----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 1879-1955)
1.
星期五下午，Jeannie打来电话，说Frank于三天前晚上九点左右离开人世了。她说着Frank去世前的状况以及成立基金会的计划，我却无法完全集中自己的思维。她跟我商量，问我是否可以将Frank过去的一个博士后George最近刚刚完成的一本书翻译成汉语。George将书题献给Frank，里面两章是有关Frank的研究成果。我说，答案根本不是行和不行的问题，做学生的时候我就想将Frank当时已经出版的三本书翻译到中国了.......虽然知道Frank病重也有近半年的时间，我还是不敢相信，他的生命终结于六十岁，而自己竟然成了他的关门弟子。泪水朦胧中，思绪如潮水一般起伏。
7月上旬，市中心Marriott九层上的一个房间里，可以清楚地看到街道对面高楼上的一些窗子上张贴的星条旗，反射过来的阳光有些刺眼。我背对着窗口，忐忑不安地将电话紧紧地贴住耳廓。Jeannie在电话的另一端说她要将电话交给Frank之后，我的手心里开始变得濡湿。两个月前得知Frank生病的消息，一直有着矛盾的心态，一方面想尽快同他说上话，同时又有些害怕，逃避拖延着这次电话絮谈，因为不知道如何面对一个听到死亡叩门声的人，也不清楚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对话情形。虽然秘书曾经建议说，这种时候你就跟他随兴所至地唠叨家常好了，我还是觉得很不踏实。电话里传来熟悉的声音，虽然略微有点沙哑：“蓝极，你还活着吧？”这样的寒暄在汉语环境里至少会被认为是不太恰当的；自从来到美国之后不久，一个教授就常常给跟我如此问候，因此我也变得习以为常了。当听到Frank的声音之后，我还是愣了两三秒钟才回过神来。知道自己是明知故问，但生活中有些冗余还是必要的：“当然啦，Frank”，我突然觉得嗓子有些堵得慌，“你恢复得怎么样？”我想，他听出了我语气中的不安与小心翼翼，于是不停地跟我说着手术的细节以及恢复的情况。我有些没话找话，不敢肯定自己问得是否很傻：“我看到你从去年年底开始为SAS撰写专栏，还准备继续往下吗？”SAS是业余科学家协会(Society of Amateur Scientists)的缩写。
三年前听一个有关脑瘤的学术报告后知道，一旦病人通过脑部肿瘤的神经压迫而发现症状时基本上为时太晚，因为能够从各种图像扫瞄技术--CT或MRI--获得的肿块轮廓并可以通过手术刀剔除的部分其实只是瘤细胞集中的地方，而实际扩散的区域早已遍布很广，何况手术消除的部分极其有限。当时一个同事听完之后说，Oh, man, 要是患有脑瘤，最好还是赶紧享受，放弃希望吧。“是啊，做手术前我急着将两篇文章赶了出来，我当然非常希望把那个专栏继续写下去，但还是看恢复的情况再说吧。蓝极，我知道吗，我现在人比较容易疲劳，一天几乎有二十个小时在睡觉，要不就看看电视上的新闻什么的。”
我知道，从前他几乎不怎么看电视的。对于一个以思维为主要乐趣的科学家，没有比大脑失去正常功能更令人沮丧的了。我不敢肯定他的确切心情，但他爽朗而沙哑的笑声还是让我有些放松，并略感欣慰。我们又聊了一会儿杂七杂八的事情，他还特别问到我的近况以及今后的计划。我有些担心他的体力，便想结束谈话：“Frank，你收到我寄给你的卡片了吗？”我不知道为什么要问他，说完之后就后悔了，因为突然意识到Jeannie提过Frank虽然对久远的事情记得非常清楚，但他的近期记忆功能丧失得很厉害。他让我等一下。听到他大声向Jeannie确认卡片的事情，然后歉意地说：“蓝极，对不起，我记不住最近发生的一些事情了。谢谢你打电话过来，我真的很高兴跟你聊天。”他这样说让我想起他在Caltech做教授的儿子Paul曾经以略带报怨的口气对我说过，他父亲几乎不怎么主动跟人通电话，一旦你打过去，他又会极其高兴的。我以为还有机会跟Frank说上更多，因为自从认识他以来，有一句话我一直想对他说，却总是忘记。我不敢肯定表面遗忘而没有说出的潜意识缘由，是因为自己觉得那是一句仅仅陈述事实而多余的话，还是由于有什么我无法探测的心理顾忌。
2.
知道Frank的名字还是在十年前--也就是离开中国前的大约半年时间里--偶然读到James Gleick那本书Chaos: Making a New Science (1987)的时候。书里介绍当时新兴的混沌学并讲述早期那些弄潮人物激荡人心的故事。读了一半，我惊讶地发现书中提到的二三十个科学家里就有两个--其中一个是Frank--正好就在我即将到达的系里。后来据Frank说，书里不少人是通过他介绍给Gleick的。来到美国的时候，网络阅读器还没有广泛使用。我开始在系图书馆里查找有关Frank的资料。在Frank的一篇文章中看到他的照片，留着花白的络腮胡子，硕大的头颅上秃顶，周围的头发也呈灰白。一年之后我选修了他那门享誉良久的标致课程：“科学发现的艺术(The Art of Scientific Discovery)”。记得第一次步入他的办公室，看到桌子上镜框里的照片，我不由得脱口而出：“你妻子吧？非常漂亮。”他属于那种内向性格的人，身高一米八，不大爱跟人主动搭话，也很少加入闲聊的圈子，但说话的时候会面带微笑。他略微有些脸红，点了点头，带着得意的神色：“啊，是的，她很漂亮。”办公室迎面墙上的正上方是他一本书里的经典插图：可见光的连续色彩谱系被精致构造而形成两个镜像奇点(singularity)。那是一条拓扑定理的图解，被他用来阐释自然界里连续映射中位相变化的奇点形象，比如时区划分、生物钟、某些独特化学反应中的模式形成、心脏病发作的机制等。
那门“科学发现的艺术”的课几乎就是做智力体操之类的游戏，他的特有术语叫“游戏混战(Game Scrimmage)。每次上课前，学生对上次布置的题目，无论是否解答出来并不重要，但思考过程必须详尽地记录下来，然后在上课时交出，同时在课堂上进行辩论。他不厌其烦地对学生强调，在研究--包括学习--过程中，思考的路径与最终的结果具有同等的--如果不是更加--重要，因为只有善于从失败中获取收益才能真正走向成功。那些题目是一般的正规课堂训练中不常见到的，比如，训练反向思维技巧的“用两只手拽住一根绳子的两端打一个三叶形结(overhand, trefoil knot)”，根据两列数据来反推两个变量之间的关系(其实是由太阳系行星的运转周期与其椭圆半长轴导出当年开普勒(Johannes Kepler, 1571-1630)所发现的第三定律)，可以应用到很多科学领域里一些实例的“一根绳子掉到桌上会出现多少个交叉点”等。Frank几乎在每节课都要给每个学生发一张小纸条，上面是他收集的有关突破思维壁垒的格言。由于过去的专业背景，我比较擅长于空泛的逻辑思辩和理论推导，但极度缺乏动手实证能力。因此，如果一个问题可以归约成数学模型，比如微分方程、无穷级数、积分等表达式，我一般可以轻而易举地获得解答，但从原始问题的自然状态到提炼成数学模型的关键步骤却是我在中国的教育体系中没能得到训练的部分。这门游戏似的课程让我真切体会到Frank经常强调的一点：“科学理论上的游戏比起哲学思辩优越的地方在于我们可以通过实验来证实或推翻。”
从第三年开始，我转到他的实验室里正式成为他当时唯一的学生。有很长一段时间，我特别羡慕别的实验室里研究生博士后一大堆聚集在一起热火朝天的景象。Frank说过去他也曾经拥有一个较大规模的研究群体，但后来还是觉得事必恭亲的方式更符合自己的风格。我们虽然几乎天天见面，但或许是养成实验记录的习惯，不知不觉地我们的很多交流都通过电子邮件进行。在三年多的时间里，我们有一千来封往来的电子邮件。除了无数有关实验细节、理论推导、学业进展等主题，也讨论历史、文化、生活态度等偶尔他会纠正我的英文语法，送给我Strunk和White那本著名的有关写作的书The Elements of Style。有很长一段时间，他总是一会儿称呼我的名字，一会儿又按照中国人的习惯以姓前名后的顺序直呼。如此反复的变化也给我带来困惑，使得我不太敢于象跟其他教授那样随便，有点怯于以Frank相称。那种气氛倒有点中国人“师道尊严”的感觉。他总是强调研究中实验与理论的结合，可以避免对其他研究者的依赖，不仅取得研究中的独立，还可以减少不必要的烦琐人事政治。从具体的实验细节、设备组装、软件调试，到假设检验和理论推广，他一般不会放过任何一个关口，是科学研究流程中比较完美的典范。
按照Frank的看法，科学家一般追逐难题(puzzles)、荣誉(ribbon)和金钱(gold)。在过去的三百来年间，据说从事科学的人数每10-15年就翻一番，但这个趋势肯定会停滞，尤其是在美国。从1920年开始，美国的博士数目呈指数增长，已经了增加了二十多倍。在冷战时期，由于政府的大量投资，有很多人冲着科学领域里后面两项的现实吸引力而来。随着冷战结束，政府逐渐减少对大多数研究领域的投入，大学里的教授位置严重饱和，同时也极度老化。老化不仅体现在年龄层面，同时在知识结构与锐意进取程度上因为既得利益和年龄的缘故而呈现保守的姿态。因此，在永久教授职位上的过度竞争使得筛选的是竞争者生产论文的效率与数目、获取研究资金的政治手腕，而不是研究品质上的最佳和创造性。如此局面使得年轻人进入科学领域特别艰难，对科学领域里年轻人的成长构成严重的威胁。同时，美国的大学前教育水准逐渐恶化，优秀的学生倾向于选择进入商业、法律与医学。虽然美国目前的科学研究品质没有降低，但主要是靠吸收外国的资源。
有一次在实验室吃午饭时，我们聊到穆斯林世界曾经有过的辉煌，在科学、文化、医学以及生存条件等方面于公元1000年左右到达顶峰，但很快就没落了。他当时的解释是由于伊斯兰文化在宗教上的正统化逐渐导致社会的僵化并且停滞。说过之后我没有怎么在意，没想到过了周末之后，Frank特意给我写了一封电子邮件，说自己当初的解释极其片面，仅仅是基于最近几个世纪中伊斯兰世界在迷信、疾病与政治动荡里挣扎的事实而推想的结果。他又重新翻阅了历史，说宗教的窒息只是导致他们的逐渐衰弱，因为生活的相对舒适与秩序使得遍布伊比利亚半岛、北非、埃及、叙利亚、拜占庭、阿拉伯半岛和波斯的伊斯兰帝国，失去了刺激同时代欧洲蛮族的活力。更致命的原因是，当成吉思汗和他的蒙古骑兵踏入那时的欧亚格局之后，短短40年的功夫，伊斯兰世界就被彻底扫荡：无数的人被杀，两代人没有教育与安全，图书馆被焚，城市报纸与供水系统、耕作灌溉系统、政治结构等等，除了扎根于贫穷土壤的宗教之外，都化为烟雾。处于野蛮状态的欧洲人后来开始发动“十字军东征”，穆斯林世界从此一蹶不振。
按照有些中国人的“标签”思维，Frank也有被戴上“美奸”帽子的危险，因为据他看来，美国也在步穆斯林世界的后尘，有走向衰落的趋势。我逐渐意识到，Frank有些愤世嫉俗，跟西方的一些学界人士相似，恐怕也属于偏“左”的激进者，对美国现状持强烈的批评态度。他的不满不仅仅反映在对学生平均科学素质相对于他那一代人有所下降的失望，还对人们的道德操守以及美国历史上的“污点”也颇有怨言。在一次邀请我到他家里过感恩节的电子邮件里，他将“感恩节”称为野蛮节，因为他认为，在当初印第安人教会清教殖民者猎狩与烹调火鸡的技巧之后，殖民者除了颂扬上帝(而不是特意感谢印第安人)，还将患有天花的小孩们用过的毯子送给印第安人，因此非常便利地灭绝了不少部落。
3.
或许是由于个人境遇和性格等因素，在中国的时候以及来到美国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个人对中国文化中的大部分内容持激烈的摈斥态度，让一般人难以接受，以至于变得不太轻易跟人交流很多实质性的东西。后来跟Frank聊起这些，并且有次在他家做客的时候对Jeannie和他在墙上精心裱出的中国书法与山水仕女之类的绘画以及寄情其中的人生态度不以为意，他有些大为吃惊，因为他与Jeannie都觉得，中国文化中有关家庭伦理、道德境界以及艺术追求的深厚内容都是美国不足的地方。他们坚持认为，中国现代社会的问题--不象我那时基本上将其归咎于中国文化的弊病--是因为共产主义运动没有能够允诺当初的誓言，而这个悲剧不在于中国文化，而是由于人类共同拥有的自私本性：基督教不也同样答应无数的美景，但从来就没有被真正彻底地履行过，并曾带来巨大的灾难。基督教在历史中的污迹以及对科学的摧残给Frank的感受，就象共产主义运动给我的痛苦经历一般强烈。但我不能接受他和Jeannie的地方在于，中国文化当前恰恰是在对人性的认知上一直未能有个自如的心态，这从那些无处不在的对所谓“无私忘我”的误读以及过分颂扬与推崇，和肆意挥舞道德棍棒的现象中可以看出。
在中国读研究生的时候，有段时间常常出席校园里邀请的一些人文学者做比较前卫的专题演讲。那时候腻烦了不同代际的人之间的交流困境，再看到演讲室里清一色的学生，我非常幼稚地想，怎么学校里居然没有什么教师前来倾听这样的讲座，心底里暗自发誓，自己今后无论到了什么年龄，一定要避免出现与时代脱节的状况。到Frank的实验室之后，不时也听到他对年轻人的报怨，只是我不再象过去那样轻易地归结于年长者思维的僵化：或许“代沟”只不过是人们在生理与心智上的不同阶段所引起的自然反映吧。沟通的困难与误读不仅体现在人与人之间，也出现在不同文化之间的对话上：雾里看花是很难避免的现象。一次，我跟Frank委婉地提到他的报怨，他有些自嘲地笑了笑：是啊，罗马帝国时的老人也是成天嚷嚷着“一代不如一代”。1987年初，一个中学时代的同学与我漫步于天安门广场。当时周遭郁闷和压抑的气氛让人有些窒息的感觉，那个同学愤懑地说：要是有决定权的话，我恨不得在这里投下两颗原子弹。现在偶尔当我对新生代的有些风尚或者愤怒青年的冲动言行产生皱眉念头的时候，如果可能的话，我会提醒自己当年的心态。
Frank是个随时都离不开思维活动的人，对他来说，没有比浪费或虚度时间那样更大的过错了。他可以在瞬间产生一些火花似的念头，如果可能，继续追究下去；要是暂时没有机会，就记录下来。有一次在一家日本餐馆里宴请一个来自日本的学者，我们在餐馆里吃饭，他说着说着，突然停顿下来，从兜儿里掏出一支笔，把我们另外几个人晾在一边，自己在餐巾纸上记录下突然闪现出来的思绪。然后对我们带着歉意的笑容说：刚才一时之间有了一个通过实验证实的想法。
Frank会追踪一个问题直到有个明确的答案为止。比如，有一次他问我，蜘蛛产的网丝与人的头发哪个强度更高。我说不知道，他便提出挑战看谁先找出答案。还在我忙于查询资料的时候，他就已经算出了结果。又有一次，他说有个问题他百思不解，那就是学术上对痛苦(pain)的关注远远高于对快乐(pleasure)的兴趣，学术期刊上可以找到的几乎都是对痛苦--而不是快乐--的研究文章。在医学数据库中输入“紧张(stress)”， 搜索出来的是绵绵不尽的条目，而输入“快乐”得到的诸如“避孕套”与“避孕” 之类的文章。
我知道他对死亡与意识(consciousness)一直有强烈的兴趣。我说，可能是由于对快乐，只需要沉浸其中享受就好了，但痛苦或精神压力是需要想尽办法解脱的，所以才有学术上的研讨。他不以为然，在他眼里任何问题都是可以从学术的角度来关注的。后来他专门作了一系列研究，还在一个有关意识的专题讲座上做了一次报告，在“快乐”、“性高潮”、大脑中枢神经系统、两性之间的感受差异以及文化影响等方面纵横捭阖起来。人们都有相似的经验：痛苦可以是慢性的，而幸福、快乐与“美(beauty)”的感受却稍纵即逝。让Frank迷惑不解的是，这些人们习以为常并占据生活中行为的最终目的所傍依的主要部分(从商业广告，电影制片，脱口秀，到谈情说爱等)，却是科学上的死角，仍然无法给予意识以解释：对应于快乐的生理电化学机制是什么？
Frank曾经建议我修一门生理解剖课，还说可以在课堂上直接参与解剖尸体的整个过程，从而能够对生理器官有直接的感受。但遗憾的是，我一直没有将他的建议付诸实施，除了不是必修课程的因素之外，对尸体也有些本能的不舒服感。但实验室的冰箱里除了存放着一些化学溶液，还有几个动物器官，比如浸泡过富尔马林的牛心、羊脑等，而我们俩的午饭也放置在那个冰箱里。有一次下课回来，Frank正和数学系一个研究生拿着手术刀解剖那个羊脑。我拿着两本大脑解剖书在旁边对照，看得我眼花缭乱，还是对那些充满拉丁词汇的解剖术语望洋兴叹，只能给他们俩当下手，翻着书页，再提供图例的位置。
Frank也是个投入后就忘乎所以的人。在Princeton读博士期间，他就住在校园附近，步行到实验室，几年下来，竟然对周围的环境仍然不怎么熟悉。一天早晨，他进了实验室后有点兴奋地对我说：“告诉你我有天晚上的一个奇遇吧。”原来那天他在实验室里专心于一个实验结果而忘记了时间，结果想起回家时已经过了午夜。开车回家的路上他突然觉得饥饿难忍，便即兴在还亮着灯的一个象是商店的地方停了下来。他急冲冲地跑了进去，问人家有没有吃的东西。咬上一口三明治之后，他才静下心来环顾屋里的情况。不看则已，一看吓了一跳，原来里面是一家脱衣舞酒巴。“那你赶紧离开啦？”我心想你堂堂一个知名大教授，那里肯定不是你的久留之地。你不顾忌你的身份，咱这个弟子也替你觉得害臊吧。“为什么要离开呢？我再要了一瓶啤酒，然后坐下来慢慢欣赏她们的表演。你别说，这是我看过的最好的一次脱衣舞。”“然后呢？”我带着好奇的眼光笑了笑，因为我还从来没有到过那样的地方。“然后？你还能指望我做些什么？只是足足呆了一个小时，饱饱眼福罢了。”
有年夏天独立日期间，Jeannie要回老家探亲访友一个月，离开前给Frank足足准备了一个月的熟食，用保鲜袋分装好存入冰柜。正好Frank在Princeton念博士的女儿Monica来看他，他便约我还有实验室里另外一个本科生跟他们父女俩到学校后面的山上徒步远行。那天，他戴着一顶遮阳帽，我说要是让中国人看见了，你很可能被当成是日本皇军士兵，因为那顶帽子跟中国电影里的日本士兵的几乎一模一样。一路上，我们讨论着月亮的位相与太阳和地球的相对位置的关系，还有以月亮的运行为主和基于地球绕太阳周转的历法系统之间的区别。前者有中国的农历和伊斯兰世界里的月历，后者包括西方的公元系统以及从中美洲太阳帝国(Sun Kingdoms)演变下来的阿兹特克(Aztec)、印加(Inca)和马雅(Maya)等文明让人惊叹的精确日历等。那天上午我们从山顶出发，在森林里走过不同海拔高度上的植被，一直走到傍晚回到山顶，全程十几英里。最后四分之一行程，我的饮水用完，感觉都快虚脱了。Monica吃素，连牛奶都属忌讳之列，蛋白质主要来源于豆腐。她的脸特别地煞白，身子也极其地单薄，但整个远行看起来他们都没有丝毫叫苦的意思，一路上不时停下来拿着望远镜观测树上的各种鸟类。连五十多岁的Frank都一直健步行走，我也只好咬着牙关硬挺下来。最后抵达Frank预先约定的天文台闲置的房间时，我觉得自己需要立即躺下了。
那天晚饭后，Frank对着天文台里那些我无法辨识的星座图仔细研究。由于天文台里停电，后来我们只好在黑夜的山顶上那些观察台之间转悠，遥望星空......我原先对历法系统的知识极其模糊，Frank也想弄清楚中国农历的结构，后来我们还通过电子邮件继续讨论极其悠久而精致的农耕文化中的一部分--建立在太阳相对位置上的24个节气作为农历系统的较准标志的原理。一次沿着城市北部边缘的一条河道走廊(Rillito River Park path)上biking时，我无意中发现一个印度安部落的计时装置。那是十二根围绕一个圆圈而耸立的石柱，圆圈中央是一个标有刻度的圆盘，通过阳光照射石柱形成的阴影相对于刻度的位置而得到白天的时间划分。当我告诉Frank这个发现后，他很快就去实地考察了一番后回来说，比起阿兹特克、印加和马雅文明的计时系统来，那个装置过于简陋了。
4.
1968年8月，Frank还在Princeton读博士期间，寻求到一个机会赴布拉格出席欧洲的一次生化学术会议。8月20日深夜，苏联以及其他华沙条约国的坦克隆隆驶进布拉格的街道，开始入侵捷克，镇压“布拉格之春”运动，也惊醒了睡梦中的Frank。虽然出现这样的恐怖局面，让Frank真正受益的是在会议中了解到当时苏联两个科学家发现一个特殊化学反应在模式形成方面的惊人现象，从而被Frank引介到西方世界，开始了一个崭新的研究领域。
在Frank眼里，学科边界的框定是极其模糊的，因此也无法对他冠以传统学术科目的具体领域。用他的话来说，没有多少人真正有兴趣观看邻居冒险旅行中所拍摄的录像带，因为那不会给自己即将踏上的旅途留下多少惊喜的空间。别人在路径、险要地带等方面预先提供的信息会有所帮助，但只有亲身的发现、历险与征服--即使会出现无数挫折与失误--才是人生中的乐趣。科学研究上的历程也是如此，以至于让我觉得他对自然的探询到了强迫症(OCD：obsessive-compulsive disorder)的地步。
他早期在生物钟方面的开创性工作基于动力系统中大量振荡子的耦合关系，并且光线作为刺激源，可以通过视觉系统拨动大脑中生物钟--两个象针尖大小各含一万个神经细胞的交叉上核(SCN: Supra Chiasmatic Nuclei)--的指针。在他所有长途飞行后的时差调整中用自己的身体做试验，后来还对我的睡眠失调提供过具体的光疗方法。
在每次长途飞行中，他会带着GPS、地图和Nikon Kool-Pix相机，随时计算自己在空中所处位置的坐标，再用相机拍摄下地面的特征(比如位於阿根廷北部四到六千年前一颗陨石所撞击而形成的坑)，或者在不同纬度观测月球的形状，回家后再详细计算研究各种细节(比如地平线的曲率等)。
他一直对飞行特别感兴趣，曾经考取过单引擎飞机的驾驶执照。后来在冬天参与一次科学考察合作，他驾驶飞机到湖区上空做高空观测，因为过度寒冷，飞机的窗玻璃结冰，不得不紧急降落在湖面的冰上。要不是被科学的魔力所吸引，他很可能成为一个空军飞行员。
Frank在细节上的匠心也非同一般。他将实验室里的那台用作计算和服务器的SGI机器命名为Cochise，而Cochise (意为Hardwood，1812 - 1874)是印度安部落Chiricahua Apache一个身高六英尺的传奇首领，长年与墨西哥人争战，后来据说被冤枉地指控拐骗一个美国白人小孩，又跟美国殖民者奋战十余年。由于推崇日本古代武士象美国西部牛仔般独立与孤傲的秉性，他曾经用ronin(日本武士刀)作为他在Cochise机器上的密码。
平时他总是让我定期back up(备份)计算机里的文件。毕业之后，虽然吃过一两次后悔不已的苦头，直到如今我还没有养成他当初一直提醒的很多习惯！这种时候，我总是想起他说过的话：Bad habits die hard!
实验室里的布置上同样别具一格。迎面是一张全球在黑夜下的光“污染”分布图，两边则是附近一个天文台的俯视照片和一张夏威夷地图，门上是一根用来避免门被关死的、吸附在门框上的磁铁杆，高及天花板并需要站立在那个黑色台梯才能企达顶部的白色书架，以及悬挂在墙上镜框里的他的出生证明(Birth Certificate)。门口的桌子上处是一台曾经用于镂刻钻石的车床，实验台下是分门别类装有各种实验设备和工具的箱子。
实验室里还有一个小套间，里面放置着被Frank命名为Ishtar的苹果机PoweMac，背后是他按照物理学家Allan M. Cormack与电机过程师Godfrey N. Hounsfield在1979年获得生理或医学诺贝尔奖、今天广泛用于CT和MRI的断层扫描原理精心设计的一个黑盒子，可以通过两次傅利叶(Fourier)变换而得到三维空间图形处理流程中的一部分。平常Frank总是称那个黑盒子为gadget，我也因此习惯了gadget的说法，后来有篇文章投稿后一个审稿人竟对gadget的用法大为不满，认为这个词太过轻佻，是对Frank精心而独特的设计的亵渎。
那间屋子狭小得只能容下一个人转身的活动空间，也是我度过无数时光的地方。我仍然清晰地记得我们俩开着他那辆白色Honda Civic到学校书店拉回苹果机PoweMac的时刻，以及他决定赋其Ishtar之名的理由：在四千多年前位於两河流域的美索不达米亚地区(Mesopotamia)，苏美尔人(Sumerians)的每个城邦都有一个保护神。大海女神Nammu通过无性生殖产下一对儿女An与Ki，兄妹通婚后生下空气之神Enlil。Enlil的长子--月神Nanna--与沼泽地的苇草女神Ningal育有儿子太阳神Utu和金星女神Inanna。Inanna主管生殖、爱情与战争，后来也成为继承苏美尔人的亚述(Assyrian)人与巴比伦(Babylonian)人的神祉，只是改名为Ishtar。
毕业前最后一次到他家做客，他搬出刚刚买来的天文望远镜，向我展示如何观测火星。他会在黑夜里开车到很远的沙漠里，逃离光污染的影响，观测陨石雨、月全蚀或某个星体。他自夸自己最“大”的发现，是于1999年最后一天独自发现了一个星系，只是不久很沮丧地从资料中找到，原来那个位於Ursa Major的星系早已被人发现并命名为NGC 2805。
Frank在科学上的成就可以先后获得的各种奖励作为旁证：Guggenheim Fellowship, John D. and Catherine T. MacArthur Fellowship, Einthoven Award, 以控制论创始人维纳命名的Norbert Wiener Prize，以及学校的Regents Professor。
他的第一次婚姻是个巨大的失败，基于对两个孩子成长阶段影响的考虑，他曾经花费长达五年的痛苦过程完成离婚，用他后来给我的电子邮件中的话说：其中的痛楚仍然扭曲着我的性格(It still warps my personality)。80年代初，他与Jeannie结识。为了手续上的简便，他们后来到Las Vegas结婚。Jeannie曾经独自开过一家珠宝店，在生意上取得了成功。但后来为了更好地让Frank全身心地投入到研究中，就关闭店子，在家里全力从事家务，照顾Frank的生活起居。
从我认识Frank开始，他就开着那辆开了十几年的乳白色两门Hatchback手动Honda Civic，而让Jeannie开Toyato Camry。对他来说，车子越是简单的机械装置，越是可靠，因为他可以轻而易举地对付；否则电动或自动化的设施容易出现故障，并且一旦出现的话，常常让人除了求救于人之外就是一筹莫展。也正因为如此，家里的一般修补与维护都是他亲自动手，与他从小就在家里开始动手做实验的习惯。Jeannie好几次劝说Frank将那辆Honda车买给我，再买一辆安全性能更好的车，Frank一直没有同意，舍不得跟随自己多年衷心耿耿的座骑分手。有一次，我从Frank无意中看到一份问卷，是测量有关幸福的指标。让我略微惊讶的是，在家庭财政一栏，Frank选择的是略有忧虑。
有个夏天，Frank和Jeannie在家里举行那几年我记忆中唯一的一次有二三十人参加的大型晚会，客人是学校里一些系里平时与Frank有过合作或交往的教授与学生。那几年里，Jeannie在练习弹奏钢琴，如同过去类似的小型聚会场合，她总会被客人要求弹奏几首钢琴曲子助兴。每次她都有些不太好意思，而客人总是鼓励着她上场。
那次，在墙上挂有Frank父亲在非洲猎狩到的斑褐色蛇皮的客厅里，Jeannie弹奏的是贝多芬的奏鸣曲“悲怆”第三乐章(回旋曲格式的快板Rando: Allegro)，优美的旋律带着游移而忧伤的情绪。她在开始不久的部分反复出现失误，很有些不好意思，Frank在一边一如既往地向客人解释一番：她平时练习的时候手感极其地好，一旦在客人目前表演的时候就会怯场，所以你们千万不要因此而低估她的水准。
有一个圣诞节，Frank邀请我到他家里，说他花了两天时间将房屋装饰一新，到处是灯饰，屋里是一颗巨大的圣诞树。以Frank平时对节日的淡漠心态，我有些吃惊于他的装点。原来是Jeannie的母亲来他们家一起过圣诞节。Frank带着得意的神色对我说，他还是在孩提时期跟家人一起做过圣诞装饰的活，几十年过去了，现在虽然爬上爬下，折腾了两天，居然还是能大致不差地摆弄出来。
5.
两年半前，我收到Frank一封电子邮件，第一次让我极度惊讶地感觉到他略微带有宿命的口气。他说，冥冥之中有什么在制止着他发出这封信，因为每当他快要写完之时，与cochise的连接就死机，使得所写内容前功尽弃；而这已经是第三次尝试了......
原来Steve在前不久因为夫妻关系破裂而自杀了！Steve是他在加拿大的亲密朋友，从事心脏方面的研究。当我还在实验室的时候，他俩曾经在心脏研究上有过一段密切的研究合作。我在实验室里接过不少Steve打来找Frank交谈的电话，收到过Steve寄来的浸泡过福尔马林的牛心。
Steve自杀前跟Frank交流过心中的苦闷与煎熬，Frank竭尽全力地在电话与电子邮件中帮他摆脱情感幻灭的处境，但他没有料到Steve居然走上绝路。自杀的消息传来之后，Frank悲伤不已，充满自责，后悔自己没有在繁忙之中给予Steve更多的关心，更为没有能够阻止那个悲剧的出现而难过万分。
Frank说在生活中有几次因为自己或别人的婚姻危机而向他的父亲咨询，他父亲非常明智地没有真正提供任何“建议”，只是说几乎所有男人都毫无例外地会在婚姻中或多或少地遭遇到挫折。
这次他常有的愤世嫉俗跃然于屏幕之上：世界上所有结婚的人都应该离婚， 而没有结婚的就应该保持单身。在他看来，爱因斯坦是真正的天才，不仅体现在他杰出的科学洞见能力与成就，还表现在他于第一次婚姻失败之后，不再愿意涉入更多的浪漫，而是用现实的态度面对第二次婚姻。
他用告诫的口气说，我们都容易受浪漫展现的海市蜃楼所蒙蔽，但那些都是短暂的虚幻，一个我们时时需要牢记在心的事实，尤其在与年轻女人交往的时候。
在信的最后，他说系统连接再次中断，但这次他预先做了存储的准备。也许是神祉们在提示他应该终止这封信了。
他可能觉得自己对婚姻的态度过于偏激与情绪化，第二天，他又补上一封信，说昨天的结论--没有真正美好的婚姻，所有的人都应该离婚--过于绝对与以偏概全，并不是一个“定理”。他说，其实自己与Jeannie的婚姻至少在98%的时间里是极其满意的，让他变成a far better man，因此算是那个结论的反例。
后来参加一次在万圣节(Halloween)左右召开的学术会议前，我看到网页上有Frank的名字，非常高兴，心想在毕业两年之后可以再次见到他了。他回信说，因为与其它学术讲座计划冲突，不能前往。末了，他开玩笑，你仔细看看网页上的名单，Steve也在上面呢。要是他以魔鬼的身份出席的话，那你们还不都给吓得狼狈逃窜？
那次会议后不久，即是跟Frank的最后一次见面。那是在两年前，Princeton为了纪念其研究生院成立一百周年，开辟了一个叫做Frontiers of Knowledge的系列讲座，邀请六个毕业于研究生院的杰出学者回校做专题演讲。Frank也在被邀请之列。
作为Frank过去的学生，我收到邀请出席的请帖。那天下午，穿上难得有机会上身的西服，我与Jeannie一起坐在前排的贵宾席上，聆听Frank那些熟悉的话题：人的心脏在一生中一般要尽职尽责地跳动20到30亿次，为全身循环富含能量与介质的血液；在美国，心脏病猝死是第一号杀手；美国有三分之一的人死于与心脏有关的疾病；世界上每小时约有1400人--其中美国有40人--死于心血管疾病；心脏病的致命之处在于心室过速(ventricular tachycardia)并导致灾难性的心室纤维颤动(ventricular fibrillation)；其中的过渡或许与时间和空间上的位相奇性以及不稳定性有关；反应--扩散方程的数值解可以在心脏猝死方面提供一些洞见......
为了展示在外在刺激下心脏--在有先天疾病和8%心脏完全正常的情形--进入心室过速甚至心室纤维颤动的可能性，Frank用右手捶打着左胸，说明任何刺激--包括比赛中的运动员、飞行途中的驾驶员、受到电击或恐吓的人--都可能导致猝死。突然，他停下手上的动作，故作严肃状：呃，我得小心点，别把自己的心脏给弄成心律不齐(arrhythmia)了。
那两天，Frank还马不停蹄地做一些其它讲座，包括到位於Fine Hall的数学系报告他研究中涉及的一些一直未能得到解决的拓扑问题，再到一些实验室交流。后来除了跟他一起到有一百五十多年历史的校长官邸Lowrie House出席晚宴和两次到餐馆吃饭之外，我几乎没有多少机会与他交谈。
在开车去餐馆的途中，我们说起Paul。不象过去说起他儿子时的不以为意，这次他提到Paul刚刚也获得MacArthur Award，虽然仍故意显得漫不经心，但对他们成为该奖历史上获此殊荣唯一的一对父子还是掩饰不住内心的自豪。MacArthur Award也被称为“天才奖”，强调的不是过去的成就，而是授予那些具有原创与洞见潜力的人。不象其他授予研究者的基金需要结果所在机构的各种环节，MacArthur基金会在五年期间直接给予获奖人五十万美元奖金，并且没有附加任何条件(no strings attached)，也不要求获奖者最终提交任何汇报或成果。
知道他对历史的着迷，我问Frank现在开车的时候还听讲述历史的磁带吗。他说。那个季节，正好是George W. Bush与Al Gore的总统竞选因为Florida的选票争执处于重新点票的炽热阶段，是NBC的政治分析家Tim Russert在电视上拿着粉笔在一块小黑板上计算选票，并连呼Florida! Florida! Flordia!的时刻 。
我问Frank，你们投了谁的票。他回答道，当然是Gore啦。我想起，他和Jeannie理所当然都是铁杆儿的民主党支持者。不过，基于对Gore最终获胜的可能性有些悲观，他愤愤地说，在Bush的弟弟把持的州里，Gore几乎没有翻身的可能，你没看见Florida那个州务卿Katherine Harris不仅偏袒，而且做得多么过分。在我这个置身其外的旁观者看来，与世界上其他地方涉及政治争执时理智减弱甚至退场的情形相似，他们的观点与倾向也多少有着一些感情色彩。
让我大吃一惊的是，在餐馆里，他居然也顺着一般中国人的习俗，跟我抢着付款。送他们回到Palmer Square上那座有着二百四十多年历史的旅馆Nassau Inn的那天晚上，在门口前，他穿着那件Jeannie总是亲自为他拉上拉链的外套，紧紧握着我的手：蓝极，我们下次见面再聊吧。我清晰地记得旅馆门前微弱灯光下他的身影，分别的场景定格在记忆之中。
也许生命中无数个最后一次都是如此在不经意之中滑过我们的手掌，只有当一切都成为过去的时候，我们才意识到那些生命中标志所伴随着的意义。就象我同样没有想到过自己竟然会成为他的关门弟子一样。
最后一次跟他电子邮件联系是我给他推荐一篇采访Mathematica的作者Stephen Wolfram的花絮文章，围绕Wolfram那本厚达近一千两百页的书A New Kind of Science。Wolfram为此书张扬了很多年，拖延数次，直到今年5月才终于千呼万唤始出来。
6.
虽说死亡是人生必须抵达的终点，可健康状态下的理智清醒并坦然毕竟与逼近死亡的面对和感受不同。
1994年的一个早晨，Ann Druyan注意到丈夫Carl Sagan的手臂上已经存在了好几周的蓝黑色的一块：“怎么这么久了还不消失啊？”她觉得有些不妙。
於是在她的强烈坚持下，Sagan就像一般男人那样老大不乐意地去做例行的血液检测，嘴里还嘟嘟囔囔：“不就是蓝黑色的一块，有什么大不了的？”
结果显示他的白血球和红血球严重缺乏，显然是他的干细胞出了问题，最后查出是骨髓发育不良(myelodysplasia)，一种叫白血病前期综合症(preleukemia syndrome)的贫血症。要是没有Druyan的催促，他大概会在六个月内不知不觉地去世。
Druyan立即成为他最精心的护士，并把他们的家从纽约的Itheca搬到Washington州的西雅图。然后他开始在那里的Fred Hutchinson Cancer Research Center接受捐自他胞妹Cari的骨髓移植。
那年的复活节，有五千人在纽约市的Cathedral of St. John the Divine--世界上最大的基督教教堂--里为Sagan祈祷。印度僧侣们在恒河的岸边为他做守夜祈祷。北美的回教祭司以及无数基督徒和犹太人都为他的康复而祷告。作为一个终生以科学为事业的人，他并不相信一般人们常说的上帝，但还是被那些虔诚所感动。
1996年3月10日，面临不久将与死亡的遭遇，Sagan是如此看待生活的：“我已从与死亡的搏斗中品尝到，生命中的无比秀丽和甜美刺激，朋友与家庭的珍贵，还有爱超越死亡的力量。”他说，“尽管生命脆弱，但对我来说，我能够直视死亡，同时感激生活赋予我的每一个短暂却辉煌的日子。”在其众多能够活得更长的愿望--包括与Druyan白头谐老--中，他还特意提到希望看到“正在政治、经济和技术上发展上升着的未来的中国”。
与那些传说中的所谓临死“转意归主”恰恰相反，Sagan一直退却，因为他的信念不是因为感觉上的舒适，而是由于生活本身的真实。经过在白血病领域杰出医生的努力和Druyan用爱包裹的护理，Sagan竟然几次从死亡的边缘折返。1996年12月20日，Sagan，一个终生被理智和非理性困扰的人，一个思绪的疆域抵达宇宙的边缘并追溯到约200亿年前的奇点的人，一个图雅曾于1996年初在其“阿西莫夫，卡尔塞根，抹布及其它”一文中戏侃过的人，在62岁时进入了弥留之际。相伴20年的Druyan不断地吻他，用自己的脸面磨擦他那很久没有刮过的面颊，并在他耳边反复地对他耳语他们当年互吐衷肠的日期与暗号：June 1, For keeps, ......
Druyan曾经要Sagan反复答应，不要让她独自出席电影Contact的首映仪式。那个愿望最终还是没有实现。1997年夏天，成为遗孀的她却只能孤单地为那部电影而奔波。“想起过去的幸福，确实令人伤心”，Druyan用她总是软软的语调说道，“但是，当你全身心地爱一个人而他却离开了人世的时候，你的一部分就已经离开了你的思绪，‘我要让整个世界都记住这个人和我的情感。’”
* * *
据说从去年下半年开始Frank就开始报怨头疼，一直以为是偏头痛(migraine)，因此只是从医生那里开一些相应的药物。今年初，疼痛不仅没有任何减轻，而且还有所加强。Jeannie注意到他性格逐渐出现一些变化：老爱丢三拉四；从前比较内向寡言，不大跟人搭话的他也变得主动与生人攀谈。虽然不愿朝坏的方面想，但与从书上以及网络搜寻到的资料对比，她越来越怀疑Frank的性格变化以及头疼是否有脑癌有关。
於是在今年3月下旬当Frank头疼逐渐加剧的时候，Jeannie督促他于4月4日到学校医学中心做了MRI，8日被确诊是肿瘤。在得知这一确切信息之后，Frank坚持将那门“科学发现的艺术”的课上完，同时拼命赶写在SAS的专栏文章。在5月1日的SAS专栏上，他给自己发表的最后一篇讨论听力神经系统的文章后面加了一个附注，极力强调人脑主管听力的皮质层并不象一台录音机，否则，无论是顺放还是倒放一盒演讲和音乐录音带，人都应该能够辨别其中的消息。但事实上并不是如此，因此，大脑对声音的识别基於声波的前后顺序关系，并且是后依赖于前。
在人的大脑半球的侧裂(lateral fissure)上方中央沟(central fissure)之前，是四个脑叶(lobe)中的额叶(frontal lobe)，也是四个脑叶中最大的部分，约占大脑半球的三分之一，控制自主行为，分管语言、书写、记忆、思维、计划等智力活动。Frank的肿瘤位於左半球的额叶部分，也难怪那些癌细胞长时间处于“休眠”状态，只是后来大量增殖时才逐渐导致诸如短期记忆失效、单边瘫痪、性格改变、判断力下降、步履失稳、尿频等症状。
或许如同M. C. Escher (1898-1972)的绘画所试图展示的那样，Frank所患的脑癌有些自我缠绕的感觉：恰恰正是Frank用于着迷并试图理解的神经系统及其机制，反过来通过其不受节制的疯狂增生给予他致命的一击。
5月6日Frank到UCSF医学中心，由脑瘤研究中心(Brain Tumor Research Center)主任、神经外科系主任Mitchel Berger做了手术，切除了位于左前额叶处的瘤块，约占图像上发现部分的80%。那时候，大夫的估计是，Frank还有大约4个月的时间。5月10日，他们回到家里。5月15日，Frank的六十岁生日，得知他病重信息的朋友都通过电话或信件致以问候。
在手术后的两个星期里，Jeannie的体重在两个星期内减轻了17磅。后来在电话中，她说现在对人生的整个感觉跟从前完全不一样了。我问她，我能做些什么。她说，也没有什么，有时候想想，要是你在这里，可以帮我做点拿药、买菜之类跑腿的活。我知道，因为临时请有保姆，她其实并不是真的极其需要这些帮助，而是独力面对并支撑整个突然塌陷的生活时肩承重负的喘息。
5月26日，Frank给SAS那篇专栏文章加了第二个附注。或许意识到自己不久于人世的可能，他特意提到那天是阵亡将士纪念日(Memorial Day)，语气是一如既往的平静：“由于脑瘤，到学校医学中心，接受天天对含癌细胞的250毫升中脑的放射治疗，为期六个星期，现在刚刚回到家里。在好几种药物的作用下，我处于恍恍惚惚之中，为在4月中旬发现肿瘤之前就预先准备了几篇专栏文章而高兴。”
8月底，MRI检查结果显示肿瘤没有太大的扩散，但由于化疗以及服用的药物导致胯骨塌陷，Frank只能坐着轮椅，长时间处于昏睡状态，偶尔看看电视。
10月下旬的时候，大夫停止给Frank任何药物。每隔约一个小时，Jeannie就得给他更换一次尿布。他也已经无法饮水，只能食用婴儿食物，并且常常无法入睡。Jeannie便象哄婴儿一般，拍着Frank，最后搂着，他才能入眠。在略微清醒的时候，他只能看点卡通片，并且不太愿意与外界--包括他的父亲、兄弟、儿子、女儿等--交流了，只对Jeannie的问话以点头或摇头示意。
Jeannie说，人临近终点，就象一扇逐渐关闭的大门，回归人的婴儿状态，走到生命的起点。那扇逐渐关闭的门缝所透射出来的光亮，微弱到了只能让Jeannie读解的地步。
11月初，Frank基本上处于昏迷状态，身体里的水分逐渐被失禁的尿液所耗光。由于他不能服用任何药物，Jeannie让大夫给Frank注入吗啡。11月5日晚上9时左右，他在自己钟爱的妻子，还有父亲与弟弟在场的情况下于平静中离开人世。
7.
1996年底Sagan去世之后，Frank也曾跟我提及在科学界极其知名的Sagan。记得Frank在实验室里谈到死亡时，他半开玩笑地说，虽然热力学第二定律强调封闭系统中熵的递增，从而从有序到无序的演进，但宇宙是否封闭仍然未知，再说局部的熵减地球上到处都在发生。
“你的意思是，在将来的某个时刻--比如几亿年之后--或许会有另一个Frank降临人间？”我坐在SGI终端前的高脚凳上，回过头来看着Frank。
“为什么不可能呢？不是说概率为零的事件并不意味着不会发生，对吧？”Frank手里端着刚刚在微波炉里热过Jeannie为他准备的午饭，倚靠在门框上微笑着说。旁边是那部白色遥控电话。
“就算是如此，你总不至于期待着两个同时代的人再次在遥远未来的某个时刻一起显身，从而两个零概率事件同时发生吧？”我也不是那种在辩论中轻易失去立场的人，虽然我觉得我们俩在做着梦游一般的交谈。
Frank的母亲在生前为自己拥有一个杰出的儿子而自豪，并常常为Frank修改文章里的语法。有一次我困惑于不同文章中逗号(，)与后引号(”)的先后关系，向Frank请教，他翻出母亲的电子邮件作为权威答案。当他母亲以近八十岁的年龄于1996年圣诞节在Frank抵达之前去世的时候，他在奔丧的间隙写给我的电子邮件中说，他是跟母亲通话的最后一个家人。他母亲的骨灰后来撒入大海。
他的父亲现在已经八十好几了，做过一次心脏搭桥手术，仍然生龙活虎地在全球旅行，做着生意。我想，Frank对自己的寿命一定有过基于父母遗传上的预期，同时他一直坚持运动，或者游泳，或者跑步，有理由对自己的身体状况充满自信。毫无疑问，他一定对骤然降临的厄运完全措手不及。可是，生活真有那么多机会让人从容不迫地面对或走向危机，何况死亡？
1996年初，Frank、我还有几个来学校讲学的人一起参观一个导弹博物馆。馆里存放着美国在50年代末期到60年代初发展出来的、目前仍然位居最大的第二代液体燃料推动的洲际导弹(ICBM)提坦二号(Titan II)，博物馆里的发射基地是美国在1963年底装备完毕的54个基地之一，也是目前美国唯一的一个对外开放的基地。在随后的二十年冷战期间，基地上装有核弹头的导弹处于待命状态，一旦总统下令，即可在一分钟之内发射。在地下发射井中的控制台，讲解员介绍着在总统发布命令之后的各个发射步骤以及按钮的功能。
Frank不无感慨地说，不必说如象发生在6千5百万年前的宇宙灾难，就是人类自己偶尔也会失去太多的理智，让地球上所有人类以及其他生命笼罩在灭绝的恐怖之中，就象古巴危机的时候绝大多数人并不知道悬在自己头上的达摩克利斯(Damocles)之剑。他说的宇宙灾难是指一颗直径大约10公里的陨石撞击在墨西哥Yucatan半岛上Chicxulub海湾并导致包括恐龙在内的70%地球上生命灭绝的事件。其实，生命所包含的死亡对人来说或许也是一把终究要降临的达摩克利斯剑吧。
Frank在生病期间与别的朋友曾经谈到过死亡，但却没有跟Jeannie提及任何与死亡相关的一切，包括去世后的遗体安置，因为他不愿意自己逝去的任何念头让她伤心。Jeannie决定，等Paul在学校有空余时间时，一起到夏威夷的某个小岛上，将Frank的骨灰撒入大海，因为那里是Frank曾经梦想着能够长期居住的地方。
Paul用从他父亲的电子信箱中收集到的三五十个地址，发出一封公开信，宣布Frank逝世的消息。在两天之内，他的信就被转寄几次，到达我的两个同事手中，同时也抵达全球数以千计的相关领域里的学者中。今天，George又转来伦敦“每日电讯报”(The Daily Telegraph)发布有关Frank的讣告。
每个人不同的性格、生活态度以及生命轨迹，就象不同文化的色彩和走向一样，都是面对相应环境下自身与历史和现实交融的产物。虽然如此，一个生命所划过的曲线、奏出的乐音，除了有其独特的地方，更有在其欣赏者眼里的魅力。
这些日子里，阅读着当年课堂上Frank发给学生的格言纸条，以及那一千来封往来电子邮件，我的思绪里总是充满过去生活空间里的图景与时光。记得有一次我忘记穿上做实验用的白大褂，不小心让硫酸溅到衣服上。Frank在一旁安慰我，说这对他是常有的事，回到家里，Jeannie会在洗衣服时发现烧出的洞口。他略微有些脸红，不好意思但带着幸福的口吻说：Jeannie老是责备我毁坏她精心给我买来的衬衣。
Jeannie虽然没有多少在科学上的教育背景，Frank经常给她介绍自己的研究领域与进展。每次Frank需要做报告时，她作为唯一的听众，反复好几次给Frank的演习提供必要的参考意见，因为在Frank看来，一个精深的理论及其阐述只有当一个普通人能够明白的时候，才说明其真正的价值所在。
在人类的思维活动中，只要极其少量的部分有着明显的理性色彩，大多数都是冰山被淹没在水下的部分。无论如何，科学是人类在理性思维上能够做出杰出贡献的领域。我想，面对爱情与死亡，即使以科学为众生事业的人也很难真正将理性贯彻到底，即使如同Carl Sagan与Frank那样的人。
Frank总是试图以理智甚至超然的态度面对人生中的起伏与变故，对科学的投入以及思维的乐趣带有锲而不舍的风范。那种古典风格的优雅，理想主义般的情怀，是生命中最为美丽的篇章。他六十年间走过的生命以及对周遭世界的感受，如同爱因斯坦那段有关生命情感体验的话所揭示的那样，是超然般的投入。
他应该觉得自己的一生是幸福的，虽然我总想告诉他--但却一直忘记--现在只能对Jeannie说：“他一定为自己拥有一个体贴而美好的妻子而自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