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大学之逃票

      九十年代的大学生流行逃票出行，就仿佛现在的年轻人结婚有房要车是其标配一样。

        张生同学乘火车逃票自有一手绝活。他怀揣学生证，走到学校停放自行车的地方，拎起砖头“砰砰”两下砸开车锁，骑上车就出发了。

        二马路上有一个小门直通火车站。他推车从小门大摇大摆地进去，俨然一副铁路局职工上班的样子。门卫就像现在小区里的保安看到小轿车开过来一样，不管不问，只管抬杆子放行。

        张生三五天后回来，推着停放在车站的自行车，依旧从那个小门吊儿郎当地走出来。

      与火车上东躲西藏应付乘务人员查票相比，车到达目的地后，如何顺利走出车站最能挑战一个人的智慧与胆量。

        张建敏与杨水利同学从山西逃票返回郑州。下车后，当看到出站口戒备森严，张建敏明显有些底气不足，他看了看同伴，问道：

      “我们怎么出去呢，伙计？”

      杨水利鼻子一哼，回答道：“火车能出去，咱还出不去？”

        他们决定沿着铁轨走，这就好比在森林里迷了路，只要顺溪而行，就一定能走出迷津。铁轨往远处延伸，两头都有一个小房子在把守：一边黑咕隆咚，神秘莫测；一边灯火闪烁，人来人往，隐约可见有工人在那里干活。

        最安全的地方往往隐藏在最危险之处，他们于是亦步亦趋地走向了光明。小房子就要到了，张建敏几步跨到干活的工人身旁，好像夜巡的包工头，颇有派头向工人们打着招呼：“好好干活，注意安全啊！”工人哼哼唧唧，唯唯诺诺地回应着他。

      小房子里的工作人员，拦住了他们的去路。张建敏自诩是铁路上承包活的包工头。也不知他哪句话刺激到了人家哪根神经，他大手一挥，说道：

        “包工头留下，工人走吧。”

      张建敏一脸苦笑，高筑的心墙轰然倒塌；杨水利则喜笑颜开，屁颠屁颠地顺利通关了。

      我经历的逃票发生在公交车上。

        不来郑州，不知道中国人多；不挤公交车，不知道中国计划生育政策好。公交车就像一个巨大的软体动物，它不紧不慢地驶过来，像吞噬海水一样把你吸进去，游走一会儿，再把你吐出来。乘坐公交车的人忽略了性别差异，即使彼此零距离接触也觉得秋毫未犯。

      收钱、撕票、检票全靠售票员一人全程把控。我胆小怕事，每次逃票都会经历激烈的思想斗争。上车后，我买完票就挤到中门那里去了。不过，我给售票员所报的站名和目的地往往相差好几站路。售票员一路不停地提醒与警告大家买票。车厢里的人们像下在锅里饺子一样，晃晃荡荡地随着车子前行。从中门上去的人只能让人依次把钱传递给售票员，然后再把薄如羽翼的车票倒过来。为了证明自己买过票，我把一指宽的车票噙在唇上，仿佛打双升输牌贴在脸上的一捋纸条。我模拟练习过一旦被抓的“供词”，这些台词足以保证事情可以不了了之，因为记忆再好的售票员在完美的证词面前也会动摇自己曾经坚持的信念。

      车到目的地，双脚踏上地面的一瞬，身心才感到了轻松与自由，不但呼吸顺畅了，而且放个屁也觉得底气十足。

        回首再望渐行渐远的公交车，我觉得自己像刚从牢狱里释放出来一样。

        2016年11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