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县城,到底可以有多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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郡县治,天下安。   中国经济的腾飞,靠的不仅是中心城市的拉动,县域经济才是微观层面的基础。   近日,赛迪顾问公布了百强县的名单——《2020中国县域经济百强研究》(下称报告)。报告显示,百强县以占全国不到2%的土地、7%的人口、创造了全国约十分之一的GDP。   如今,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通过这份名单中再次观察县域,去更清晰地读懂中国经济,具有特殊的意义。   “双循环”视角下县域经济的地位   2018年7月,美国对从中国进口的约340亿美元商品加征25%的关税,中美贸易摩擦拉开序幕。此后,摩擦愈演愈烈,成为史上规模最大的贸易摩擦。   曾经县域经济飞速发展,离不开全球化的浪潮,国际环境是至关重要的外部变量。   21世纪初,学界把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县域经济总结出3个典型:苏南模式、温州模式、广东模式三大区域模式。日后,他们借力全球化,支撑起长三角、珠三角经济,成为领航中国经济的龙头。   河南虞城生产了世界超过50%的钢卷尺,江苏杭集生产了全球60%的酒店用品,湖南邵东生产了全世界70%的打火机,还有“世界鞋都”福建晋江、“轮胎之都”山东广饶、“小商品之都”浙江义乌…… 在工业细分门类下,一些或许大家并不熟知的县城或小镇已成为世界级的“隐形冠军”。   当然,以上门类有点“低端”,有没有高端一点的?   有的,例如:2019年,苹果公司在全球一共有59家代工厂,其中52家在中国,同时苹果有47.6%的供应商位于中国。学者把这种格局总结为:“美国创新、中国生产、全球销售”,美国的创新设计,需要在中国才能真正落地产业化,这是一个循环,中国是这个大循环中的纽带。   有两个现象值得思考:   一,大家知道,打火机常年保持在1元钱的价格,淘宝上随处可以买到廉价到极致的日用品,这种极低的成本,在物价、地价、工资不断上涨的现代经济中是难以解释的,必须靠极致的专业化分工和规模效应才能实现。   二,海外科技巨头设计出的新产品,能够迅速在中国形成“苹果产业链”、“特斯拉产业链”,这个过程中,中国企业根据上游的订单需求,在制造流程中快速匹配、重组、优化,具有极强的“弹性”。   背后的答案,用低成本来解释是草率的,或许,答案就在于中国已经形成的完备的供应链体系,中国是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目录当中所有工业门类的国家。   这个体系的微观分布,就在中国的县域。   因此,如果把中国县域与交通基础设施、信息基础设施整合起来看,它就是一个强大的、完整的供应链体系,链接上全球,构成了“双循环”的关键一环。这种链条上的统治力,可以被贸易争端影响,但不会轻易被取代。   “扩内需”视角下县域经济的潜力   中国的发展,世界市场的拉动只是一端,还依托另一端拉动:庞大的内需市场。通过“内循环”才能实现“双循环”的闭环。   2020年初,新冠疫情突如其来。   外卖、电商、直播、短视频、在线教育……以强劲的活力拉动着城市经济,移动互联网经济的崛起速度令人咋舌,重构着市场的需求端,并引发了供给端的重构。   近年来,国内消费市场的拉动效应越来越明显。中国的外贸依存度从2006年的历史最高65%左右,已经下降到2018年的34%左右。   这么一来,以制造业为主体的县域经济面临严峻的挑战。《报告》显示:百强县第二产业增加值超过5万亿元,占比高达51%,高出2019年全国平均水平12个百分点。   比较来看,全国层面自2013年来,三产比重首次超过二产。到了2019年,三次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分别为7.1%、39.0%和53.9%。经济结构中,服务业为代表的三产份额明显提升。   而且,互联网服务经济是知识密集型,阿里、腾讯、头条、美团等,都聚集在北上深杭等中心城市。   在结构优化的大背景下,百强县的固有优势容易成为一种路径依赖,过去怎么成功,今天怎么干。因此,引导县域经济从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产业为主导,向知识、技术密集型产业转型,提高供给结构对需求结构的匹配性,搭上新经济的快车,是县域经济必须把握的机遇。   县域产业调整需要一个过程。发达的第三产业一定是基于发达的第二产业,县域拥有坚实的底子。而且,《报告》指出,2019年,百强县人均GDP达到11.09万元,远超全国平均水平,已达到高收入国家水平,县域中“沉睡”的消费需求也是可观的。   当前,中国正在打造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以扩大内需为战略支点,这为释放县域新的投资和消费需求,链接上新业态,指明了方向。   榜单之外   回到榜单。   这里有一个背景,2007年开始官方不再公布“百强县”榜单,防止引发对GDP的过度竞争。此后,“百强县”榜不再唯一,工信部赛迪顾问、国信中小城市指数研究院、社科院及中郡所,市场和准官方机构都发布过。   权威排名的退出,就留下了市场空白,更留下了两难:以前进入“百强县”的,如果不参与,会不会引发经济实力衰退的联想?一些原本没列入“百强县”的,要花大代价挤入排名。毕竟,百强县的头衔,对人才吸引、政府平台发债、市场投资等等,是一个隐性的筹码。   再看,前十名中,一半都是来自江苏,苏南的昆山、江阴、张家港、江阴等县市长久“霸榜”。总数上,江苏、浙江、山东超过半壁江山,这源自它们强大的经济实力,无可厚非。但有不少是“一轮游”的县城。因此,仔细看这份榜单,就是一大半长期不变、只是排名略有变化,还有一小半偶尔出现的格局,这大大压缩了参考意义。   不可否认,近年来,排名机构将创新力、经济发展、投资潜力、民生质量、生态环境、政府服务等纳入指标体系,作了不少努力。   其实,更要看到榜单之外的“县域经济”。近年来,“小镇青年”“五环之外”“下沉市场”“四五线城市”时常成为流行笑话发源地,我们需要在“百强”背后重新认识聚光灯照不到的中国县域经济,并补齐基础设施、产业集聚、民生保障等诸多短板。   要看到榜单中,2020年,东部地区占到68席,中部21城,西部和东北地区11席,县域之间不平衡、不协调的状态明显存在,要打破地区壁垒,增强区域帮扶和协作。其实,在同一地市内部的不同县区,发展差距也不小,在巩固一县之特色和长板的同时,还要注重带动和协同,生成更强的网络效应。   要看到在国际大循环中,中国的县域经济还普遍没有从“1到100”的复制模式向“从0到1”的原创模式转变,科技含量不足,深加工能力不强,高端制造和精密制造还需提升。在内循环中,要破除投资依赖,激活内需,还要畅通物流链、资金链、人才链诸多环节的“梗阻”。   百强县折射出我国县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更展示出了我国县域经济的巨大发展潜力。从这个维度上,对“百强县”的研究意义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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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单镜宇 责任编辑:孟夏 来源:央视网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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