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持续了20年的实验，发现了中国教育的大问题
文丨《财经国家周刊》记者 庞清辉
8月4日，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教育与新冠疫情政策简报”视频致辞中说，新冠疫情造成了人类历史上最严重的教育中断。简报强调，现在是重新构想教育，加速积极变革，确保教育体系更加灵活、公平和包容的时候了。
2020年的春天，屏幕变黑板、老师成主播，中国经历了一场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互联网教育实验。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各地开学上课相继被按下暂停键，为了不耽误学生学业，在线教学成为多数学校、培训机构非常时期的应对方案。
未来的教育会是什么模样？
我们又该如何适应未来的教育？
“传统的学校不再是唯一的学习场所，学校变成教育服务机构和数据中心；课程是教育部门招标、全社会竞争中标；老师来自全社会”等等，朱永新在《未来学校》里写到的很多天方夜谭的内容，他说都是有可能实现的。
▲全国政协常委、副秘书长，民进中央副主席朱永新
朱永新，现任全国政协常委、副秘书长，民进中央副主席。他是官员，也是教育家。从2003年当选全国政协委员起，参政议政17年，先后提交了近200条教育提案与建议，他一生都没有离开教育。
他致力于从多个方面推动儿童阅读，他说，一个人的精神发育史就是他的阅读史；一个民族的精神境界取决于这个民族的阅读水平。他还是“新教育实验”发起人，20年前，竖起了中国素质教育的一面旗帜，提倡让教育回归它的本来面目，在新中国教育发展史上划下重要一笔。
20年时间，从一所学校加入，到5000多所学校同行，朱永新在一城一池间建立着理想教育的乌托邦。他给自己的定位是为中国教育探路，不仅畅想未来，更重要的是变革当下。
一个人的阅读史就是他的心灵史
《财经国家周刊》：5月份你刚与荷兰的玛丽特·托恩奎斯特获得国际儿童读物联盟（IBBY）首届IBBY－IRead爱阅人物奖，你一直特别推崇儿童阅读，作为一个教育家，你觉得阅读和教育是怎样的关系？
朱永新：我认为阅读是整个教育的基石。在研读杜威、苏霍姆林斯基、陶行知、叶圣陶等最伟大教育家的著作时，你会发现，这些最伟大的教育家，没有不关注阅读的。甚至在很多情况下，教育先贤们把阅读直接等同于教育。
阅读的过程就是精神发育的过程。精神成长历程来源很多，但人类那些最伟大的思想、最伟大的智慧，乃至于那些最伟大的价值藏在哪里？我说就在那些最伟大的书里。
我2003年当选全国政协委员后，就比较自觉地从国家的层面去思考，阅读到底有什么价值和意义。越思考越发现阅读对凝聚国家层面核心价值的作用。
当下的中国，正处在一个快速成长的时代，一个重要的转型时期。这个时期，我们首先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共同价值观撕裂的危险。如果缺乏共同语言，没有共同理想、共同的道德标准和共同的价值观，也不会有未来的共同愿景。如果没有共同认可的核心价值体系和思想基础，我们很难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使命。
一个国家的凝聚力从哪里来？从共同价值观来；共同价值观从哪里来？从共同阅读中来。 共同阅读的过程中，读同一本书，共同认同的价值就产生了。
▲2020年7月27日，炎炎夏日，重庆南岸新华书店，小读者席地而坐饶有兴致翻阅书籍中国古人所说的“半部论语治天下”，其实就是价值观认同的问题。不是《论语》本身，而是《论语》里的思想价值被大家都广泛认同，所以它就可以治理天下。
比如，我们都认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都知道“三人行，必有我师”，认同“大丈夫”“君子”的品行，认同这些最基本的社会准则、道德规范，就造就了我们中华民族的精神内核。
中国没有宗教，但我们强大的国家认同、民族认同是靠四书五经等经典在凝聚。几千年下来，我们这个社会之所以有如此之强的凝聚力，那就是缘于对一种文化和信念的认同与奉行。这样一种传统流淌在每个中国人的血液里。
阅读对于强化文化认同、凝聚国家民心、振奋民族精神、对于提高公民素质、淳化社会风气、建构核心价值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
这些年来，全民阅读的推进工作是有很大进展的，其中有两个很重要的标志：
第一，在网络如此发达，各种自媒体、各种媒体发展这么快的情况下，整个中国的纸质图书阅读率、全民阅读率不降反升，很了不起；
第二，中国的儿童阅读，可以说在中国历史上都是前所未有过的繁荣和上升的趋势。从这一点，可以看到国家的未来。
《财经国家周刊》： 你认为某种程度上阅读直接等同于教育，确实尤其是在一些偏远地区，读书尤其是读经典，能够弥补一些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的不足。你觉得阅读多大程度上能弥补一些教育上的鸿沟？
朱永新： 就算书、书架再贵，和其他的投资相比还是很便宜的。现在教育硬件在乡村已经逐渐基本到位了，但是偏远地区还有一个难点是教师， 想让所有教师长期留在乡村是很难做到的一件事。
所以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让孩子读书，把好书送给最偏远的地区、最薄弱的学校、最弱势的人群，让那些孩子们在人生最初的时期就能够得到读书的好处。这个时候他的精神发展就站上了起跑线。
我们翻译过美国学者的书《知识匮乏》，这本书有个很重要的观点，他认为美国社会不公平，与家庭在早期儿童成长的过程中得到的阅读资源不一样有关、所以他提出了美国应该有一个新民主主义运动，就是从阅读开始，让那些最弱势的人群能够在他们人生成长最敏感的时期得到最好的书。
我提出过农村中小学图书馆建设的问题， 不仅仅要解决好“营养午餐”，也要解决好“精神正餐”，尤其是在乡村边远地区，阅读资源的鸿沟是一直存在的。 我有一个提案里面也提出政府应该有这样的工程，配给乡村偏远地区的学校最好的书，并跟进阅读指导，同时给弱势家庭的孩子送书。
如果要真正帮助弱势人群，就像政府给低收入家庭送油送米一样，要把图书当基本需要，配备给弱势人群、困难家庭；在边远地区、在乡村学校要有图书馆标准，最好的书的配备要能够跟上去。
这样可保证整个阅读的公平能够做得更好，让优质阅读成为每个童年生命能公平享受到的公共文化服务权利。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觉得国家还是有很多事情要做的。
通过阅读的公平来促进社会的公平。全民阅读能够推进提升国民素质，是加强民族凝聚力，最有效、最廉价、最直接、最便捷的方式。
更加开放、多元，更具有选择性的教育新景观
《财经国家周刊》：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在线教育突飞猛进，对整个教育体系都带来比较大的挑战和变革。我记得你写的《未来学校》里面，也提到过技术的发展会给未来的教育带来比较大的变化。现在来看，你觉得未来教育、未来学校会是什么样子？
朱永新： 这次疫情全世界有12亿人通过互联网在学习，中国有超过2亿学生通过互联网在学习，带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大规模的互联网教育实验，也可以说是把我对未来学校的构想蓝图提前预演了。
▲2020年2月12日，湖北宜昌市，一位学生在家里通过网上教学app进行在线学习
现在，提供教育资源的已经不仅是传统学校的教师了，很多社会教育机构都在为孩子、为学校提供各种各样的教育资源。学校如果只依靠编制内的教师，是无法满足孩子们的教育需要的。
其实，政府购买公共课程、购买优质课程已经成为一种新的可能性。未来，人工智能教师甚至会出现在课堂里，把知识传授任务完全承担起来，人类教师的角色会发生很大的变化。
再说课堂问题，现在的课堂千篇一律，孩子们几岁入学、每堂课学什么、每堂课时间多长，都有规定。
其实， 几十个孩子在同一个课堂里同步学习同样的内容，这是大工业时代的思维，是批量生产人才的思维。 这种模式满足了大工业时代对人才培养效率的要求，有它的合理性。因为在当时，知识本身就是一种稀缺资源，必须由少数拥有知识的人利用课堂、学校的形式来传递这些稀缺的知识资源。
但未来不是这样的。现在知识已经铺天盖地，孩子们随时随地都能获得各种各样的信息和知识，没必要再到课堂里专门学习。
所以， 未来的课堂是孩子们进行自主探索的地方，项目式学习是孩子们进行合作探究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模式。 而且，项目组里并不是同年龄人，而是对同一个课题有兴趣的人，他们组织起来，超越了现在的年级和年龄。
定制化学习也是未来教育的一个发展方向。现在学校的教育体系是生产批量人才，用一个标准要求所有的人。我去年写《未来学校》时，设计了一套我认为比较有活力的教育体系，旨在打破现有的学校教育体系，强调“个性”——教育或者未来的教育强调的是“个性”。
未来的学习不再是为职业做准备的学习，而是一个从摇篮到坟墓的全生态、全链条、无间断的终身化学习。未来的基础教育阶段可能更注重人的素养的提升。现在分科、分化的学科格局，也会发生很大的变化。
我觉得有活力的教育就在于要把每个人的创造性结合起来，让每个人成为更好的自己，做到充分尊重每个人的内在能力，这是一个好的教育最重要的标志。
《财经国家周刊》： 我们应该做怎样的调整来适应未来教育？
朱永新： 我们正处在教育转型关键期，新的科学技术在发展，像人工智能、大数据、区块链，都给教育提供了一种新的可能性。继互联网改变了商业、改变了金融、改变了人们的很多生活方式之后，下一个风口或者关键点，可能就在教育上。所以，教育发展需要做一个非常好的预案。
后疫情时代整个教育系统需要一个新的重建。
首先是硬件的重建，这一次大规模的互联网教育实验表明我们很多学习硬件支撑还不够，很多地方上不了网，速度也很慢，流量费用也很高。
同时我们完全可以建立一个国家级的教育资源平台，把中国以及全世界最好的教育资源都放到这个平台上，包括现在学校里的所有课程，从零岁到一百岁，从摇篮到坟墓，不同类型的人都可以从平台上找到自己需要的学习内容。这是我们国家完全可以做到的事情，组织专家，对各个市、各个学校、各个社会教育机构研发的所有最好的课程进行评估，由政府购买后，放到平台上，免费向全国人民开放。
因为这次疫情紧急动员提供各种教育资源，政府部门、社会教育机构、培训机构也都来提供，但应该说是良莠不齐。国家应成立一个课程委员会来评估各种资源是否具备放到国家资源平台上的资质。
国家还要做一个好的评价体系，“学分银行”就是这样一种评价体系，它是记录一个人从摇篮到坟墓全过程的学习状态。 未来不是靠分数去衡量人，而是靠动态的数据。所有的学习经历都可以被精确、客观地记录下来，可以反映一个人真实的学习状态。
我们可以建立不同的学习中心。鼓励所有人，不仅包括传统学校，还包括社会教育机构、公益组织、企业、科研院所，都为教育提供资源，形成一个个学习中心，让不同的人根据自己的兴趣和需要选择最适合自己的内容。
国家只需要制定一个国家教育标准，至于你在哪里学习，怎样去达到这个标准，可以有很大的自主性，有更多的选择空间和自由。而不是像现在这样，只能按照固定的流程去学习，只能被划进指定的学校。
未来学习中心是一个全面的结构性大变革，学校和非学校、公办和民办、国内和国外的鸿沟，各教育阶段的鸿沟都将被填平。
未来，学习不是固定在教室里，而是以整个社会作为学习的空间。 学习可能会根据需要跨越城市，在不同的季节和时间学习，会选择不同的内容到不同的空间去学习，所以它是一种交错式的新的学习空间——以世界为课堂。教育会成为一个更加开放、更加多元、更具有选择性的新景观。
教育在发生结构性变化后，教师的角色也会发生非常深刻的变化。未来有三种类型的教师：传授简单课堂知识的人工智能教师，线下指导课程、陪伴学生成长的指导师和线上线下的双师型教师。学生群体中会出现“能者为师”的新景观，各个领域的大师、能工巧匠，可能都会加盟到教师这个群体。这是全新的教师格局，是教育新生态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
在这样一套体系之下，会构建出一个时时学习、处处学习、人人学习的新型学习化社会。 这样一种新型的学习景观将会发生非常深刻的变化，未来整个教育生态会发生非常深刻的变革。为了这样一种变革，它需要整个国家做好新的教育构架，为新生态的诞生提供一个非常好的土壤。
《财经国家周刊》： 多年来你一直提到，未来以学校为中心的学习模式会改变，其实这次疫情期间学生们放的假期已经很长了，大部分时间是在家里的，我们看到很多报道，也有数据显示，在这个期间有不少的学生自杀、溺水等意外死亡的情况，是不是说明其实我们的家庭教育也有一些问题？
朱永新： 对，疫情期间暴露了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虽然父母跟孩子在一起的时间多了，但问题也多了。
你刚才讲的溺水、自杀等这些情况比过去有所增加。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学生的生活单一化，空间单一化了，如果我们的父母不懂得教育的常识，不懂得教育的方法，跟孩子关系比较对立，比较紧张，软暴力加硬暴力，就会导致孩子情绪的失控，心理问题的产生。过去孩子在家里面时间相对来说还是比较短一些，有了矛盾以后，他在学校里还可以化解。
疫情凸显了我们家庭教育的很大问题，所以我们一直提出要让父母受教育，让父母跟孩子一起成长，父母好好学习，孩子才能天天向上。包括未来的家校合作，家庭跟学校怎么更好地界定自己的角色、自己的任务、自己的使命，同时进行比较全方位的深入合作，这样才能有助于帮助孩子更好地成长。
▲图片来源/IC photo
我觉得未来可能是家庭教育的王者归来。
其实人类的学校产生也只有几百年历史，虽然古代就有私塾，有师傅带徒弟的状态。像中国在1949年之前，有70%的人是文盲，那么也就意味着70%的人没有进入学校。这些没有进入学校的人在哪里受教育？就在家里。所以人类几千年历史的教育主要是在家庭以及在未来的生产劳动现场去实现的。 家庭关系、父母的素养、父母的能力、父母对教育的理解，都直接制约着孩子的发展水平。
家庭教育才是我们整个教育链上基础的基础，关键的关键。可现实状况是，家庭是最容易出错的地方，父母是容易犯错的人，如果囿于学校，而不改变家庭，教育最终也不能成功。
未来人们的工作方式会发生很大的变化。比如这次疫情，虽然不少父母是被迫在家，但是未来会出现很多父母在家工作的新景观，跟孩子在一起交往的时间会更多。所以未来对父母的教育素养也会提出更高的要求，因此也告诫父母需要在孩子小的时候尽己所能走近教育、理解教育。
新教育为中国教育探路
《财经国家周刊》： 你发起的“新教育实验”从2000年到现在已经整整20年了，这20年过程当中，你最大的感悟是什么？有哪些让你特别欣喜的改变？
朱永新： 20年前，我在写《我的教育理想》的时候，跟现在写《未来学校》有着同样的心情。
当时，我在苏州做分管教育的副市长，我想改变我们的教育，因为大家对教育的批评抱怨很多。那么，到底什么是好的教育？我们要办什么样的教育？理想的教育是什么模样？当时，基于这样一种思考，写了这样一本书。
这本书出版以后，很多人说，你写得很好，但是做不到。就像现在这样，很多人说，你在《未来学校》里描绘的蓝图很好，但是做不到。我告诉他们，可以做到。
从找实验学校开始，我们进行了漫长的探索。现在，新教育实验已经从一所学校发展到了5000多所学校，超过500万教师和学生在跟我们一起进行这样的探索。
这20年应该说的确是筚路蓝缕，还是非常艰辛地在前行。因为毕竟我们是在这样一个应试导向的体系下去探索，有人曾经形容我们是戴着镣铐在跳舞。尽管有人说我们跳出了精彩的镣铐舞，但是你毕竟是戴着镣铐。
我觉得欣喜特别表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就是我们这20年培养和成长的一大批优秀的教师。
中国现在最优秀的教师群体里面，有相当一部分是来自于新教育的团队，我觉得这是特别让我欣慰的。
比如，从2004年到2019年，《中国教育报》评选的“推动中国阅读的十大人物”，10个人里面每一年都有新教育的教师，这是很不容易的，最多一年4个。我们新教育的确在教师成长上有它独特的贡献，甚至于解决了世界上教师成长的一些难题。
教育最关键的要素就是教师，教师被点燃了，孩子们就会被点燃，孩子们被点燃了，教育的品质就会提升。所以我经常说，谁站在讲台前，谁就决定教育的品质。
第二我们一直推动阅读。
▲图片来源/IC photo新教育倡导书香校园建设，我们也是国内比较早、比较全面地推进师生阅读，亲子共读、整本书阅读的这样一个实验。
这么多年来我们做了很多非常有意思的探索。比如，我们研发了一门课程叫晨诵午读暮省——每天早晨是用一首诗歌开启新的一天，然后每天中午会有学生的整本书共读，然后每天晚上会反省自己，记录自己的生活。特别是我们的晨诵，应该说成为中国教育的一道景观，我主编了一套新教育晨诵的读本，现在也非常受欢迎。
我们 提出了新教育的十大行动， 包括：营造书香校园、师生共写随笔、聆听窗外声音、培养卓越口才、构筑理想课堂、建设数码社区、推进每月一事、缔造完美教室、研发卓越课程、家校合作共育等。每个领域应该说我们都有一些独特的贡献。
我记得很清楚，我去的第一所新教育实验学校是常州武进湖塘桥中心小学。这个学校1999年就开始跟着我实践新教育的很多想法，很多理念应该说是在这个学校率先开始的。你很难想象，这样一个乡村学校，20年的时间培养了54个校长和副校长，整个区域有1/4~1/3的校长是从这个学校走出来的，在当地口碑非常好。应该说这可能是在世界教育史也很少找得到的案例。
还有一个国家级贫困县安徽霍邱，他们跟着我们做新教育实验是从2011年开始。当时，乡村的学生流失很多，跟着我们做了几年以后，学生开始回流，从几百个学生变成上千个学生，书声琅琅。这对提升区域的教育质量、改变区域的教育生态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财经国家周刊》： 这个过程当中有哪一些是比较难推动的？
朱永新： 第一是现在的国家课程体系是不能动的，我们所做的课程要落地就有很大的难度。比如我们的生命教育课程要进学校，因为国家基础教育阶段教材是免费的，我们这个教材就免不了费。
第二是课时，学校的课程安排得都很满，你这个课程课时就没有。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去进行课程的合理调配和优化。规定得太死，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我在《未来学校》里面就提出，我们的课程是必须要变的。
另外我们的学生管理体系需要更灵活更开放。比如，疫情后我们建议线上线下教育要融合，那是不是以后有些课程完全可以通过线上的方式来进行。
总的来说， 我觉得最大的问题是我们对教育还是管得太死，管得太具体。校长和教师还比较缺乏教育的自主权，很难在他们的田园里去进行有效率的创新。 我觉得这是我们当下的教育面临的问题，也是我们新教育面临的比较大的问题。
这些年来，我和我的同事们一直在研究新教育未来会走向何方。比如，孩子们到底应该学什么？应该怎么学？我们发现，传统的学校、课堂已经不能完全适应现在孩子们的学习需要了。
我们常说，方向比努力更重要，我们必须看清未来的方向，才能进行有针对性的变革。
《财经国家周刊》： 实验了20年，你觉得民间的这种实验对教育体制改革能起多大的作用？
朱永新： 我写了一本书，书名就叫《新教育为中国教育探路》。我们的一个想法其实就是我们先为中国教育去蹚出一条路。比如说课程做一些探索，文化构建做一些探索，教师的养成做一些探索，其实我们一直在做这样的事。我们自己的梦想就是要成为中国素质教育的一面旗帜。
从80年代就开始讲素质教育，直到今天依然好像还是素质教育轰轰烈烈，应试教育还是扎扎实实。
但是，我们做的基本上既能解决好素质，又能解决好应试的问题。 所以我们经常说“我们不追求分数，但是我们不害怕考试”， 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好的教育应该有的样子。
当然，从整体上来说，未来还是需要整个制度层面的变革。其实我对未来学校的研究也是出于这个考虑。过去新教育一直是在课程、在现有的框架下去思考教育问题，但是我们发现，只有跳出现在的教育体系，去构建一个新的结构性的变化，教育才有真正的希望。
今天教育的模样，是明天中国的模样。
我期待新教育实验做成百年老店。中国教育有弊端，但怒目金刚式的斥责和鞭挞，虽痛快但无济于事。对于中国教育而言，最需要的是行动与建设。只有行动与建设，才是真正深刻而富有颠覆性的批判与重构。唯有行动才能抵达理想之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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