底层的力量

有一天,我躺在阳光下的草丛,看见一只蝼蚁背负着比它大好几倍的食物,艰难地往一个不知名的地方爬去。我的脑海立马弹射出小武的身影。他身材单薄,有一张稚气未脱的脸,在商城踉跄地挑着担子晃过人群。他才16岁,是山城最小的棒棒。

山城有很多棒棒。他们时常用一根挑棒和一捆绳子,带着货物爬坡上坎,卖着苦力。小武是众多棒棒的一个缩影。他一会儿坐在道路的护栏上,一会站立在人群密集的场所,目光四处逡巡,像伸长脖子觅食的鸟儿。路人好奇犹如我的好奇,你是哪的呀?这么小怎么不读书?家里有谁?这种悲悯的情怀万年不灭,答案之于我,之于大众似乎并不重要,包括他是不是叫小武。他白天骑着自行车出现在解放碑下,晚上回到双碑,并且不断的重复。日子在山城辗转。

我没去过重庆,也不认识小武。媒体的力量异常强大,把他的生活,还有更多人的生活推到了我面前。我认识了老黄,一个从业22年的棒棒,住在自力巷53号。为了赚二十块钱,老黄徒手在厕所下水道里捞铁勺。当一只手从虚掩着的门递给他钱时,我有着上前揍那人的冲动。老黄憨笑的样子让我很憋屈,理却不糙。咱棒棒干的就是叫一些人瞧不起的活,脸长在别人的头上,自己凭气力挣钱,心安就好。他走进了人群,牵着我的视线,让我看到城市里更多悬着沉默冷峻的脸。他所处的自力巷与繁华的解放碑只有几步之遥。他叫唐永柏,我习惯称呼他老唐,75岁,从业15年。他的眼睛有些花,头发斑白,脊背弯曲,挑着货物时像一张弓。他笑的时候,露出黑乎乎的牙床,容易让人感伤。他年轻时当过生产队会计,60岁那年从遂宁到重庆,成为山城棒棒军的一员。目前,老人最大的愿望就是能多攒点钱,回老家治好自己的病、养老。他提着棒棒,穿梭在解放碑霓虹灯下,暗淡的身形,像一个淡去的时代背影。

我知道山城的繁华,是棒棒们肩挑出来的繁华。高峰期,棒棒军高于50万。他们穿街过巷,挑砖拉瓦运货,出入我们的日常。他们是山城的父亲和儿子。他们让更多胃里面有了粮食。如今淡去,我们唏嘘,又不得不叹服时代进步。众多棒棒已经转身,成为搬运公司的员工,有的走进车间成了企业工人,进入体制的成了公务员。我咬着一根草茎在想,有一天,小武也许会进入学校,在太阳下书声琅琅。这是我想见到的!

从草地起来,已经是三点多的光景。阳光真的很好,暖暖的照着,身体有些燥热。我想到校外走走,去看看那个卖煎饼的汉子来了没有。

他姓余,余什么记不清了,比我长个四五岁,是个健谈的人。我时常与他攀谈,才知道他活着多么不容易。余老哥十五岁时跟着村里人去了温州,做过鞋匠、当过粉刷工、摆过地摊,四十多岁开始干着卖煎饼的营生。他自己挣钱娶媳妇,自己盖了房子,一个人挣六口人的口粮。偏偏天公不厚,第一个孩子却是痴儿,对谁都叫爸爸,二十多岁还需要大人料理。余老哥常年奔走各大医院,一个百二十斤的汉子,瘦到100斤之下。但是他的脸上总是堆着笑,一张圆脸被热气熏的发红。他对我说,人总得活下去啊。他时常对我打着招呼,你没课了。手却没闲着,捏着面团,抟起饼馅,拍成饼状,嗤拉――饼下了油锅。

最使我难忘的是他抛下摊位帮我找小孩的事。那天,同事老王开了一个玩笑,把我周岁大的女儿藏匿起来。一时我和妻子慌乱了手脚,问门口的大爷,看见我女儿吗?没有。问路边带着小孩的妇人,婶子,看到我女儿吗?没有啊!我脑袋嗡嗡作响,各种失踪婴儿的影像在脑海快闪。我焦灼地骑车去路边打探,还是未果。我的眼泪快要涌出来了。正当我失望地回到学校,老王在走廊哈哈在笑,才知道是一个玩笑。抱着孩子,我的内心有种说不出的滋味。妻子拍着胸脯,吓死我了!那个卖煎饼的,还丢下摊位帮我们一路好找!

我走到那个摊位,油烟从一辆电瓶三轮车中飘逸出来,散发香味。他正在抟着面团,忙碌而有节奏。老哥,谢谢了。哪里。小孩没事就好。

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各种精英阶层相加还不及9%。社会产值由大部分民众创造。他们混迹于工厂、乡村、小城镇。他们是工人、农民、手工业者和各种服务生。他们平凡卑微但并不渺小,像一棵小草一样伫立。他们的生命如细流一般蜿蜒,却又如洪流一样激荡。他们是社会发展的永恒力量。

下午,阳光灿烂。我走出校外,走到余老哥身边,只为微笑地说一声,你来了。

                                      2018年11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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