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年,在纯文学作品发行疲软的时刻,一个年轻人的名字越来越“火”了起来。对于我们这些天降或自降大任的作家来说,他实在是一个顽童。
他的名言“过去作家中有许多流氓,现在的流氓中则有许多是作家”(大意)广为流传。他的另一句名言“青春好像一条河,流着流着成了浑汤子”,头半句似乎有点文雅,后半句却毫不客气地揶揄了“青春常在”“青春万岁”的浪漫与自恋。当他的一个人物津津有味地表白自己“像我这样诡计多端的人……”的时候,他完全消解了“诡计多端”四个字的贬义,而更像是一种自我卖弄和咀嚼。而当他的另一个人物问自己“是不是有点悲壮”的时候,这里的悲壮不再具有褒义,它实在是一个谑而不虐或谑而近虐(对那些时时摆出一副悲壮面孔的人来说)的笑话。
他拼命躲避庄严、神圣、伟大,也躲避他认为的酸溜溜的爱呀伤感呀什么的。
他的小说的题目《玩的就是心跳》《千万别把我当人》《过把瘾就死》《顽主》《我是你爸爸》以及电视剧题目《爱你没商量》,在悲壮的作家们的眼光里实在像是小流氓小痞子的语言,与文学的崇高性实在不搭界。与主旋律不搭界,与任何一篇社论不搭界。
他的第一人称的主人公与其朋友、哥们儿经常说谎,常有婚外的性关系,没有任何积极干社会主义的表现,而且常常牵连到一些犯罪或准犯罪案件中,受到警察、派出所、街道治安组织直到单位领导的怀疑审查,并且满嘴俚语、粗话、小流氓的“行话”直到脏话。(当然,他们也没有有意地干过任何反党反社会主义或严重违法乱纪的事。)
他指出“每个行当的人都有神化自己的本能冲动”,他宣称“其实一个元帅不过是一群平庸的士兵的平庸的头儿”,他明确地说:“我一向反感信念过于执着的人。”
当然,他就是王朔。
他不过三十三四岁,他一九七八年才开始发表第一篇小说,他的许多作品被改编为电影、电视剧,他参加并领衔编剧的《编辑部的故事》大获成功。许多书店也包括书摊上摆着他的作品,经营书刊的摊贩把写有他的名字的招贴悬挂起来,引人注目,招揽顾客。而且——这一点并非不重要,没有哪个单位给他发工资和提供医疗直至丧葬服务,我们的各级作家协会或文工团剧团的专业作家队伍中没有他的名字,对于我们的仍然是很可爱的铁饭碗铁交椅体制来说,他是一个零。
一面是群众以及某些传播媒介的自发地对他的宣传,一面是时而传出对王朔及王朔现象的批判已经列入大批判选题规划、某占有权威地位的报刊规定不准在版面上出现他的名字、某杂志被指示不可发表他的作品的消息,一些不断地对新时期的文学进行惊人的反思、发出严正的警告、声称要给文艺这个重灾区救灾的自以为是掌舵掌盘的人士面对小小的火火的王朔,夸也不是批也不是,轻也不是重也不是,盯着他不是闭上眼也不是,颇显出了几分尴尬。
这本身,已经显示了王朔的作用与意义了。
在王朔的初期的一些作品中,确实流露着一种玩世不恭的态度。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玩的就是心跳》的主人公,甚至对什么是已经发生或确实发生的,什么是仅仅在幻想中出现而不曾发生的也分不清了。对于他来说,人生的实在性已经是可疑的了,遑论文学?
已经有人著文批评王朔故作潇洒了。因为他更多地喜欢用一种满不在乎绝不认真的口气谈论自己的创作:“玩一部长篇”“哄读者笑笑”“骗几滴眼泪”之类。
“玩”当然不是一个很科学很准确更不是一个很有全面概括力的字眼。王朔等一些人有意识地与那种“高于生活”的文学、教师和志士的文学或者绅士与淑女的文学拉开距离,他们反感于那种随着风向改变、一忽儿这样一忽儿那样的咋咋呼呼,哭哭啼啼,装腔作势,危言耸听。他不相信那些一忽儿这样说一忽儿那样说的高调大话。他厌恶激情、狂热、执着、悲愤的装神弄鬼。他的一个人物说:我一点也不感动……类似的话我……听过不下一千遍……有一百次到两百次被感动过。这就像一个只会从空箱子往外掏鸭子的魔术师……不能回回都对他表示惊奇……过分的吹捧和寄予厚望……有强迫一个体弱的人挑重担子的嫌疑……造就一大批野心家和自大狂。(《动物凶猛》)
他和他的伙伴们的“玩文学”,恰恰是对横眉立目、高踞人上的救世文学的一种反动。他们恰似一个班上的不受老师待见的一些淘气的孩子。他们颇多智商,颇少调理,小小年纪把各种崇高的把戏看得很透很透。他们不想和老师的苦口婆心而又千篇一律、指手画脚的教育搭界。他们不想驱逐老师或从事任何与老师认真作对的行动,因为他们明白,换一个老师大致上也是一丘之貉。他们没有能力以更丰富的学识或更雄辩的语言去战胜老师,他们唯一的和平而又锐利的武器便是起哄,说一些尖酸刻薄或者边应付边耍笑的话,略有刺激,嘴头满足,维持大面,皆大欢喜。他们惟妙惟肖地模仿着老师亵渎着师道的尊严,他们故意犯规说一些刺话做一些小动作,他们的聪明已先洞悉老师的弱点,他们不断地用真真假假的招子欺骗老师使老师入套,然后他们挤挤眼,哄大家笑笑,并在被老师发现和训斥的时候坚持自己除了玩、逗笑外是这样善良和纯洁,绝无别的居心目的。他们显然得意于自己的成功。他们不满意乃至同样以嘲笑的口吻谈论那些认真地批评老师的人,在他们看来,那些人无非要取代现有的老师的位置,换一些词句,继续高高在上地对他们进行差不多同样的耳提面命的教育。他们差不多是同样的冥顽不灵与自以为是。
他的一个人物说,既然人人都自以为是,和平相处的唯一途径便是互相欺骗。是的,亵渎神圣是他们常用的一招。所以要讲什么“玩文学”,正是要捅破文学的时时绷得紧紧的外皮。他的一个人物把一起搓麻将牌说成过“组织生活”,还说什么“本党的宗旨一贯是……你是本党党员本党就将你开除出去,你不是……就将你发展进来——反正不能让你闲着”。(《玩的就是心跳》)这种大胆妄言和厚颜无耻几乎令人拍案:“是可忍孰不可忍!”但是我们必须公正地说,首先是生活亵渎了神圣。我们的政治运动一次又一次地与多么神圣的东西——主义、忠诚、党籍、称号直到生命——开了玩笑……是他们先残酷地“玩”了起来的!其次才有王朔。
多几个王朔也许能少几个高喊着“捍卫江青同志”去杀人与被杀的红卫兵。王朔的玩世言论尤其是红卫兵精神与样板戏精神的反动。陈建功早已提出“不要装孙子”(其实是装爸爸),王安忆也早已在创作中回避开价值判断的难题。然后王朔自然也是应运而生,他撕破了一些伪崇高的假面。
作家陈建功
而且他的语言鲜活上口,绝对的大白话,绝对的没有洋八股党八股与书生气。他的思想感情相当平民化,既不杨子荣也不座山雕,他与他的读者完全拉平,他不但不在读者面前升华,毋宁说,他见了读者有意识地弯下腰或屈腿下蹲,一副与“下层”的人贴得近近的样子。读他的作品你觉得轻松得如同吸一口香烟或者玩一圈麻将牌,没有营养,不十分符合卫生的原则与上级的号召,谈不上感动……但也多少满足了一下自己的个人兴趣,甚至多少尝到了一下触犯规矩与调皮的快乐,不再活得那么傻,那么累。
他不像有多少学问,但智商蛮高,十分机智,敢砍敢抡,而又适当搂着——不往枪口上碰。
他写了许多小人物的艰难困苦,却又都嘻嘻哈哈,鬼精鬼灵,自得其乐,基本上还是良民。他开了一些大话空话的玩笑,但他基本不写任何大人物(哪怕是一个团支部书记或者处长),或者写了也是他们的哥们儿他们的朋友,绝无任何不敬非礼。
他把各种语言——严肃的与调侃的,优雅的与粗鄙的,悲伤的与喜悦的——拉到同一条水平线上。他把各种人物(不管多么自命不凡),拉到同一条水平线上。他的人物说“我要做烈士”的时候与“千万别拿我当人”的时候几乎呈现出同样闪烁、自嘲而又和解加嬉笑。他的“元帅”与黑社会的“大哥大”没有什么原则区别,他公然宣布过。
《阳光灿烂的日子》剧照
主编 | 魏冰心
图片 | 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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