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大午：大午集团的“另类奖罚”之四——轻对错，重是非

“对错问题”要轻处理，而“是非问题”则要小题大做、绝不放过。

演讲：孙大午（河北大午集团创始人、监事长）

整理：李松 责任编辑：李靖

大午集团提倡——“对错问题”要轻处理，甚至可以忽略不计；“是非问题”要小题大做，绝不放过。

对错问题——轻处理

“对错”是能力问题，如果我们把对错看得太重，就没人敢干事儿了。“敢干”要优于“会干”。

实际上，我们常常很难去评判一件事的对错。比如说，同样买一支笔，有的人买十块钱的，有的人可能会买八块钱的。我们能说买得贵，就错了吗？买得贵，可能质量好，从这方面说，他又是对的，所以对错问题很难界定。

即便能判断他有责任、有失误，也要轻处理，或者是忽略不计。

比如，我们集团讲确权、分权、限权。所谓确权，就是“在其位、谋其政，有其权”。“有其权”，不仅是有干事儿的权力，还有犯错误的权力。

因为“对错”是个常态，没有人想做错事，但一个人不可能永远做正确的事。如果能做到大错误不犯，小错不断，同时又能逐渐地积累经验，走向少犯错误，就很不错了。所以，我们不能要求员工只做正确的事情，只要在人家的权力范围之内，就得允许人家犯错误，得给他交学费。

比如我们学校，招生态势很好。前两年，初中计划一年招生1400人，做决策时，很多高层领导建议给每位学生涨2000块钱学费。但中学校长作为学校的一把手，担心招不够学生，不同意涨钱。当然，这也是他的权力，最终也没涨。后来，初中三天就有1600人交费了。我们可以想想，每个学生一年差2000块钱，三年的损失就近千万了。这个决策算重大失误了吧？

孙萌是集团的董事长，分管着学校，我问他怎么看，他说：“这不叫个事儿。”

我说：“那就对了，让学生家长占了便宜，有什么不好？”

对于这样的事情，能说多挣钱就对，少挣钱就错了吗？万一真招不上学生来，我们要去追究谁呢？所以这种对错，我们可以忽略不计。

再比如说，饲料公司秋天存了3万吨玉米，一般第二年春天就该卖掉，但他们考虑当时正在打“中美贸易战”，一旦“粮食封锁”，这批玉米就会涨价。他们想多赚钱，就没处理。结果第二年秋天，新的玉米也下来了，价格也降下来了。

那么，我们也得考虑，饲料厂的存储成本、人工成本、财务成本（占款）都在增加。最后，处理这3万吨玉米时，损失了六七百万。

像这样的事情，我们怎么去处理？就得是轻对错。饲料公司是个大公司，其实小单位处理类似的事情，道理也是一样的。也就是说，我们要重人、轻物。人是很宝贵的，不能轻易地处理人，尤其是在对错问题上，更得轻处理，甚至是忽略不计。

是非问题——绝不放过

那么，什么是“是非”呢？“是非”指的就是人心。比如，我们有个业务员坐公交车，他花了两块钱，回来报了三块，多报了一块，这就不允许了。显然，这是品德问题，就不能放过了，要登“公司简报”，对他进行处罚了。

再扩开说，我们有一名老员工，是食品公司容城专卖店的经理，她已经在集团干了14年，而且跟我们的高层干部还有亲属关系。她在管理过程中，经常亏库，亏库的钱还总让库管员承担。库管员的心理不平衡，就开始监督这个经理。

有一次，这个经理卖了一只20块钱的烤鸡，她用自己的手机收款后，没有交公。怎么处罚的呢？通报、批评、谈话，根据公司规定罚款5倍（100元），这个事儿就处理了。实际上，这样处理太轻了，直接导致后来出现的问题越来越多，越来越大。库管员与这个经理的矛盾也越来越深。

偏偏后来又出现了一件事情。有位客人买了两只临近到期的烤鸡，吃了一只觉得有点变质，就来退货。营业员一查，发现没有销售记录。这个客人就拿出手机给营业员看，说我把钱转给你们这儿的人了。营业员一看，又是这个经理收的钱。因为有证据，这个经理无法辩驳，公司要求她把事儿说清楚，她说，“我没有按财务制度及时交款，我忘了……”。

那么，在她看来，违背财务制度就不是“人品问题”，而是“对错问题”，显然她在避重就轻。这个问题她认识不上去，只好让她去停职检查，但工资照发。后来，她还是认识不上去，就将此事拿到了食品公司的领导小组会上公开讨论、处理了。经过三个多月的举证、博弈、谈话，领导小组判定这个经理就是贪污，就是人品问题，给予辞退。

这个经理在公司干了14年，还差一年就可以享受集团的退休（养）待遇了。她找到了高层的亲戚，甚至找到了我。但事情一旦公开，领导小组成员都认为是她的错，高层能够袒护吗？那只有辞退了。这就是重是非了，如果我们不重是非，就无法凝聚人心。

实际上，社会上的很多企业都挣钱，但最后都倒在了“人心”上，也就说人们贪污腐败，跑冒滴漏太严重。所以我们说，对于“是非问题”，要小题大做，绝不放过。

遵循心底的“是非”——从道不从君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里，早就有“从道不从君”的说法。古代有气节的士大夫，不仅忠诚于君王，更忠诚于道义。如果君王的所作所为偏离了道义，他们是不会跟着君王走的。也就是说，他们不袒护君王，更不为本人牟利，而是为了国家和百姓的利益维护道义。

“从道”就是遵从心里的是非。也就是说，我们要遵从道义，遵守道德，要对事不对人——从道而不从君。比如说，我们医院讲“病人进门，医院全责”。那么，遇到没身份证、没钱、没家属陪同的病人，你救不救？

去年我们医院就收了一个出车祸的“三无病人”。当时我们的急救室就有争议，说这种情况需要送到保定市去。我们的主治医生看了说，“如果送到保定市，这个病人可能到中途就不行了”。

后来，我们救活了他。第二天，病人家属就找过来了，很感谢我们。

医生就是看病的，不是挣钱的。医生没必要去审查该不该救治病人，而是要根据自身的能力评估能不能治好这个病，有把握就治；没把握治，召集外边的专家也得治。

后来，我给医院拨了500万，设立了“医患矛盾基金”。以后不止这些“三无病人”，即使是一些穷人看不起病、报销不了，也得给人家看。我经常给医院说——你们挣了钱，我并不认为是荣耀，我可能认为是耻辱；你赔了钱，赢得了口碑，恰恰是我的荣誉！

医生敢打主意去救治“三无病人”，就是“从道而不从君”。也就是说，在一个企业里，员工要对事儿负责，领导的话只有指导性的意见，不是指示，更不是命令。所以我们要知道，“从道而不从君”是对自己的良知负责，对事儿负责——这是我们所提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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