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坦福大学教授威廉·戴蒙通过研究发现，现代教育越来越成为一种泛职业教育。
孩子们在各种威逼利诱和一个个阶段性目标的驱使下努力，被强行拖着向前走，长此以往，他们会逐渐丧失自己的内在动力。可以说这是一种对学习的内在动力实施系统化阉割的教育。
在这种类绩效主义的教育中，大家只注重阶段性目标，而忽略了教育的本质是要给孩子注入一种整体的内在使命感和动力源。
一个人上学期间，是形成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关键阶段。在这个阶段，如果我们是在一场场考试的驱动下学习，被一个个阶段性的外在目标来驱使自己向前，那么这种外在的压力和阶段性目标会自动抑制我们内在驱动力和终极目标的形成。
换言之，受教育者的学习动机都变成了外驱式的“要我学习”，而不是内驱式的“我要学习”。
一旦我们告别考试的年龄，进入阶段性目标不明确，需要自己为自己设定目标的年龄，我们就会陷入一种巨大的迷惘和绝望。
当不再面对非常明确的奖惩时，我们就不知道该怎么走了，这就是中年危机的重要心理来源。
几年前我看到过一个调查报告，这个报告显示，大学一个班里最终在社会上取得成就的人，往往都是读书时排在10——15名的学生。而那些曾经排在前几名的尖子生，最终往往泯然众人。
一个经常在班里拿第一的学生，一般而言对于成绩和名次会特别敏感。一旦有一次不是第一，就会承受巨大压力。
这种压力一方面来源于老师和父母，一方面来源于之前的好成绩。而一旦他又考了一个好成绩，瞬间又会赢得父母和老师的赞许，自己也觉得很荣耀。
所以，大部分排名靠前的尖子生，都是在这种很明显的奖励和惩罚的双重驱动下努力的。
他们的生活模式逐渐变成了一种答题模式。他们的前进，是通过一个个摆在面前的难题和身后各种各样的压力驱使的，一旦身后的威胁和压力消失，他们就走不动了，因为这样的生活模式早就阉割掉了他们的内驱力。
相较而言，排在10到15名的学生，在受教育阶段往往不被那么明显的阶段性目标驱使。家长不会给他们特别大的压力，老师也不会特意去鼓励他们。他们学习的动力不是因为别人给予的奖励或者惩罚，而是因为他们自己想学。
在这种条件下，他们更有可能获得一种内在的动力，或者更有机会受一种长远目标的驱使。
经营企业也有类似的情况。它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一个是打乒乓球阶段，一个是打高尔夫球阶段。
在打乒乓球阶段，或许每一秒都会有一个明显的问题摆在管理者眼前，管理者需要做的是尽可能解决眼下的问题。很多管理者在这个阶段往往还能够胜任。
但是由于这些管理者习惯于见招拆招，长期受阶段性目标的驱使，所以他们很容易忽视长远性目标。一旦企业外部压力稍微好转，坏消息也就接踵而至。
当企业老板不是要解决摆在眼前的难题，而是需要自己给自己出题的时候，他们就会不知所措，因为他的思维和行为模式是答题模式。
这就是打高尔夫球阶段：没有人面对面跟你对抗，你必须自己选择路径和方法，整个比赛过程中，都没有人给你出难题，只有到最后阶段，你才会知道自己是输还是赢。
所以，在打高尔夫球阶段，很多企业老板会感觉很迷惘。
这种因为经常被外在压力驱使，而丧失内在动力的现象，在心理学上有一个专门的概念，叫做“外源性抑制”。
举个例子。有些人习惯开车后，连离家300米的超市都恨不得开车过去。这就像美国哲学家爱默生说的：
文明人发明了马车，他们的双脚不再矫健，笔记本在伤害我们的记忆，图书馆在摧毁我们的智慧。
所谓外源性抑制，也就是麦克卢汉说的“无痛截肢”现象。因为对于外在工具的依赖，我们的某些身体器官和机能在不知不觉中被损害或切除。
但是由于这些工具的存在给了我们诸多好处，我们又难以察觉自己缺少了什么。我们在这种不知不觉的状态下，变成了一个“残疾人”。
为人父母，我们都希望让自己的孩子上最好的学校，接受最好的教育。但是，我们心目中所谓最好的学校，往往就是那些给学生提出的阶段性目标最为明确的学校。
那些我们觉着不好的学校，也不过是我们认为考核不明确，管理不严格，老师不会花心思去对学生进行巧妙的奖励和威胁的学校。
我们会想当然地以为，如果自己的孩子在这样的学校接受教育，将来一定不会有出息。但是一则网上关于高考的段子或许能给我们一个不一样的视角。
这个段子是：
高考结束了，那些考上大学的学生一定要和那些没考上大学的学生搞好关系，因为将来你们可能会到他们的公司去上班。
这只是一个用来博人一笑的段子，但是其中却包含着这样一个道理——那些阶段性目标完成不好的人，未必就是整体目标完成不好的人。
相反，他们在被忽略、嘲讽和打击的过程中，很可能培养出一种内在驱动力，他们的内心会有一个长期的目标在潜滋暗长。
他们的答题能力或许一般，但是他们从小就学会了给自己出题。这些在阶段性目标面前失败过的人，或许将来会赢在长远目标上。
为人父母的我们应该反省一下，在我们一心想着给孩子提供最好教育的同时，我们是不是在不知不觉中给孩子上了一个套，挖了一个巨大而看不见的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