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命和独轮车是联系在一起的。在那个时代，乡村里每个男人的命、每个家庭的命都是和独轮车联系在一起的。
那架独轮车就竖起在街门后，那是它惯常的姿态，随时准备出发的样子。木头的车盘、底座、横梁、把手，橡胶的轮胎，还有帆布的板带，挂在两个把手间。它静立的样子也像没有停下劳作，好像车把被抬起、轱辘在转起，好像车身在负重……
我记事起，我们的五口之家就一直处在还债的状态中。房子是买的搬到外地的本家亲戚的。那本家亲戚相信我们家的人品，开始的几年让我们借住，后来算做了一千三百块钱。我们的家和人就笼在这个天文数字下，每年还。
每个年末，我看到做生产队记账员的父亲和队长、副队长凑在一起，仔细地查看记录每个人一年中“出工”的纸页，拨拉着算盘。他们把眼睛靠近了那些数字，把纸张翻来翻去，把算盘拨得噼里啪啦地响，仿佛这样做那纸里或是算盘里会生出一些意外的希望。但一年的劳作除却分得些粮草外，生产队剩不下多少钱。常常细细地算下来后，父亲全年推了独轮车的辛苦并没有让家里分到一分钱。全家叹气，父亲就在年来前铺一张信纸，抬笔写信给远方的亲戚，艰涩地说明一年的收成，说明来年再还钱的期冀。
房屋已经破旧，院子凹凸不平。父亲就在每个早晨生产队集体上工前先推着独轮车到山里铲土、到河里拉石头。土推回来填了院子，院子就一点点地向外延伸、向上高起，有了祖母种下的树、隔出的菜园子，有了母亲撒下的花种、开出的花。石头垒起院墙，就有了属于我们自己家的独立空间，有了院门。可那扯南扯北垒成的东山墙用的都是父亲推着独轮车到山里、河里各处找寻遇到就捡来的碎石，大小不一、形状不整，只随石头的形状垛起，中间没着一点灰浆。墙体上石头凸起、凹进，歪歪扭扭地立着，经过这里的人就要小心着。如果下起大雨来，好容易能在家里歇着的父亲耳朵就竖着，听雨声、听雷声，还要听墙在雨水浸泡中发出的怪异声响，一旦“哗啦哗啦”的石头碰撞声传来，父亲就吆喝一声“倒了！”，套上雨衣冲出去……雨过后就又是搬石头、垒墙头……
房子实在没法再住，下了心力推倒重盖是在七三年。趁农闲，没钱请别人，只好让祖母的侄子们，我们唤做叔叔，大爷的来帮忙，用上父亲独轮车连年累月推回来积攒出的石料、土、灰，盖几间瓦房。大爷、叔叔们除了是很好的庄稼手，又是乡间很好的泥瓦匠、木匠，从地基到屋舍、从院墙到屋瓦、到几件必须的家具都是他们抽出成片的或是短暂的农闲时间盖盖停停中完成的。父亲就推着独轮车按他们的要求运送石料、木料，扛着铁锨铲起这一堆、那一堆递过去，当着自家的小工。盖盖停停，东拼西凑，房屋就在这些和泥土为生的人的手中慢慢地立起来。
家里的生活更困顿，但依旧是要还钱，再加上一家人吃穿用的压力都覆在独轮车的轱辘上。
经常的，父亲用气管子给车轱辘打气。两只脚从两侧踩住气管子的脚踏板，双腿微弯，膝盖夹住气筒，双手摁住手柄，上下拉。两只肩膀耸起、又沉下去……他用右手的大拇指和食指扣搭起来弹向鼓起的车轱辘，检验气输入的程度……
鼓足气的独轮车推到大队部进行的冬季“战山河”场地中。那场地设在村南的一片平地里。被叫做“大寨田”的那片地的周边插了红的、黄的旗子，全村的男人都调度到了这里，愣是把沙地陪了土，把高坡铲了平，整出一大片开阔的土地来。小孩子偷偷地从家里跑出来，躲在远处直直地看。独轮车在田地里来来回回，铁锨和镢头抡起、铲下，冬天的冷被一片蒸腾的热笼着……父亲连着几天都在那片离家不远的田地里，推他的独轮车。
春天农事不忙时，村里就把人们集中到了往南的深山里，放炮打石头。总是不能等到太阳出来，独轮车的队伍就出发了。山太远，小孩子去不了，就每天呆在村头等着听炮声，等着看各自的父亲推着大块的花岗岩石条，在村南面的山坡上露了头，下了那面长坡，趟过南河，蹒跚着步子，运到村里的场院上。
有几年春节前，大队部找到了到烟台修路的活儿。卡车装了人、装了施工用的农具运过去，父亲的独轮车就在远方的工地上一干十天、二十天，挖沟、铺路，不停歇地运送，然后带回从自己嘴里省下的几块黄色“窝窝头”，看着我们吃下。
大部分的时间父亲的独轮车就在环绕着村庄的生产队的那些地头里压过，在旧的、新的车辙里重复着那些固定的劳作。到村北面的大片平地去，经过“天天桥”的上坡、下坡，父亲推的是玉米、小麦和黄豆；往南，爬上坡顶的山地、下到幽深的沟壑，父亲推着的是地瓜和花生。父亲和他的独轮车每天都循环在这样的往复中。他的车上载着的东西总是最满、最沉，总是透过车两面堆起的物品只能看到前面一点的路况。小麦捆摞了又摞、玉米杆垛了又垛，花生和地瓜盛满的筐篓上又绑上膨胀着的麻袋，靠板处再加上篓子…这样，他才蹲下、握杆、起身，挪动着脚步，找好车子与身体的平衡点，半伏着身体、起步……
每天的日子都离不开独轮车。
我们还小，母亲总有她忙着的那部分农活，祖母已走向年迈，干着家里的活。撑起整个家的所有东西的运送都靠那独轮车，所有独轮车推送的过程都靠父亲。父亲就和独轮车一起一趟一趟的，和土地的耕耘、播种、收获打着交道。打麦场的夜晚，麦子脱粒后分给各家，装进麻袋，父亲往没有能力干活的这家那家的亲戚家送，最后推的才是自己家的。在最末的一车麦子推回家前，父亲总要走到场院头上玉米杆搭成的窝棚里坐一会。汽灯挑在窝棚顶，守夜人躺着，抽一袋烟，父亲和他聊着……往回推那一车麦子时就是漆黑的路。分地瓜的山岗上，父亲和母亲也是在上十里山路的往返中，把收获推给三爷爷家、大奶奶家，然后才是一趟、两趟的推回自己家。最后的一趟，父亲推车、母亲拉车、一直留在山上“看堆儿”的我提着汽灯照路。旷大的山野里，只有我们家的独轮车轱辘“吱扭吱扭”的声响和一家三口脚步磨地的“沙沙”声音交合。空山、独灯、独轮车……
地分到了自家，分到了我们这个有着三个女孩子的家里。兴奋之余，父亲在尽着他体力可能达到的极限经营那土地。
下长坡地路上，有时父亲会把独轮车顺着坡度
清晨的阳光拉着斜线，我睁开的眼睛望向院中。我不是被阳光唤醒的，而是被大粪的味道刺醒的。院子西侧贴着猪圈的半个院子已经被猪粪占满，一铁锨一铁锨的猪粪还在从猪圈里撩出来。我爬起来，捂住鼻子去看猪圈里的情形。
猪圈里猪的黑色粪便已见底，父亲穿着长的水鞋正在里面做最后的清理。我知道，为庄稼能吃上天然的肥料，父亲三点多钟又起床了。圈内已经干净，父亲把铁锨扔出，跳出猪圈，把独轮车上绑了铁质的翻斗，开始一锨锨的把粪铲到车斗里，然后推出街门，推到山上的地里，一趟一趟，不歇下。
一直到七八年，生产队里推地瓜粉、卖多余的粮，家里面母亲带着我们姊妹三个钩花编，所有的“工分”换算后，年终时终于分到了几十块钱。祖母、父母亲凑在一起点数着全家的收入，几分、几毛、几块钱地数，然后寄钱、还钱。漫漫十年的还钱度，最后那一笔四百块钱还是有了音讯的祖父从台湾寄回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