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是什么？对这个问题的探讨成书的大概有：Michael Joseph Oakeshott的What is History?，Eric Voegelin的What is History?，Juliet Gardiner等人的What is History?，Edward Hallett Carr的What is History?等。其中，最为著名的无疑是卡尔的著作。作为一名业余的历史学家，现实主义国际关系学之父，卡尔对“历史是什么”这个宏观问题的见解不可谓不深刻，读这种看似晦涩难懂的史学理论性著作，对于我而言则是一种精神上的洗礼，它引发了我对以下三个问题的思考：（1）历史的动与静的互动两重性；（2）历史的主观性与客观性；（3）历史学家与历史事实之间的关系。这三个问题或许有前人专门思考过，但这并不妨碍后人再次思考它们的独立性。
凡对某个问题进行思考，都会不同程度的产生某种偏见的倾向，对于历史而言，偏见更是显得尤为重要。钱锺书先生在其散文《一个偏见》里说：“偏见可以说是思想的放假”，这里明显带有一种思想自娱的意味，并不能完全等同于对历史思想的偏见。卡尔倒是认为，对于历史的偏见，即是“最有责任感的历史学家的决定——最清醒地意识到他正在做什么的历史学家的决定——也是一种观点的决定”，（同上，P6）这里所谓的“偏见”其实指的是一种必然的态度倾向。历史最为公平之处在于它能够温和的让后人评说而始终保持沉默，卡尔认为，既然偏见是不可避免的，那么，选择一种更加视野开阔的历史观来叙述历史，便是一种“最好的偏见”，他说“最好的偏见是一种国际的偏见，而不是民族的偏见”，作为一名资深的国际关系学的学者来说，这种以一种国际性的视野来观察历史是无可厚非的。但对于我而言，选择一种尚有自知之明的偏见来思考上述三个问题，则是一种量力而行了。
一、历史的动与静的互动两重性
历史，顾名思义，是已经逝去了的人或物，具有不可再生性。因此，如果没有一定的实时（或事后）记载，便成为了一种“永恒”的过去，“克莉奥”（历史女神）也就不复存在了。但是，历史又有一种集体的自觉，即天然存在着两种历史——运动的历史与静止的历史。
历史毕竟是人类集体书写的，无论是实在的遗迹还是抽象的思想，这两种历史载体无疑都打上了所有人的印记，从纵向的时间轴来看，人类在创造各自历史的同时，也 在无形的被各自的历史所创造着，小到单一的个体，会有生老病死，大到一个时代的群体，会有新陈代谢，物转星移，这些无疑都在渐渐地走向历史的深处而成为 “永恒”。从这个意义上而言，历史是永远在运动着的。但是，历史还有另外一层意义上的运动，即作为一种文本历史的运动。从“历史”的字义上看，象形的“历”，即 = （林，山野）+ （止，行进），表示人穿过丛林，而“史”， 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说：“史，记事者也；从又持中，中，正也。”由此可见，“历史”产生之初就具有了运动的含义。而当历史本身（非字词意义上的历史）作为一种文本呈现在世人面前时，则又有了另外一层意义，即“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柯林武德)。 凯瑟琳·莫兰在论历史时说：“我总认为，要是说历史是枯燥无味的，那就怪了，因为大多数历史是编造出来的”。所有文本形式的历史都是历史学家思想观念（或者说是历史思想的偏见）的结晶，纯粹客观的历史是几乎不存在的（关于这一点，将在“历史的主观性与客观性”一节中详述），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而言，“一千个历史学家，就有一千个历史文本”。
如果说，运动的历史是绝对的，那么，静止的历史就是相对的。这里所说的“静止的历史”，是指已经过去的事实，它是一种更加广义的历史定义（就笔者所掌握的历史定义来看，约有六种：一是指过去的人和事，是人类活动的连续记载；二是指已过去的事实；三是指经历，底细；四是指自然界和社会的发展进程，沿革，来历；五是指以过去的经历和事迹的痕迹；六是指历史学科）。比如：历史遗迹、历史文献以及尚未被考古发现的遗迹或文献等。静止的历史代表的是一种永恒的历史存在，无论它是否在人类的群体记忆中留下映像，关键是它只要发生了，就成了一种静止的状态。这本是无需赘言的，但问题是静止的历史何以是相对的？我以为 凡是被发现了的、现存可见的历史，都应该是运动的，这也就是克罗齐所说的：“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初衷所在吧。相反，对于那些尚未被发现（或被集体所认同）的“历史”，便具有了一种相对性。随着集体性的遗忘与回忆的交替演进，这种相对性便会应运而生了。
二、历史的主观性与客观性
历史是一种客观的存在，还是一种主观的产物？换句话说，历史到底是不是一门科学？何兆武先生在他的《对历史学的若干反思》一文中指出：“历史（学）比科学即多了点什么，又少了点什么（此是针对观念史家柏里的名言：“历史学是科学，不多也不少”而言的），历史学既有其科学的一面, 又有其非科学的一面。”他认为，“历史事实一旦如此就永远如此而无可更改,但历史学(即对历史事实的理解和诠释)却必然不断地在更新。”如果这个说法是成立，那么，这里的“历史”其实采用的是上述第二种定义，即过去了的事实，无关乎是否对事实进行了记载。但是，这里并没有涉及到对历史的叙述类别进行区分。
“客观的历史并不存在”， 只能无限地接近于客观，历史并不能全景式的客观展现，但可以以片断序列性的状态进行客观叙述。以一场战争为例，我们只能客观地描述它发生的“要素”（战争 时间、地点、参战双方、结果等），若将它们串连起来，就必定要依赖史家的主观了，这里的“主观”包括：对战争过程的全景式描述，对战争结果的价值判断与情感倾向以及记载这场战争的文本表述等等。因此，我认为逾接近于简单的“历史要素”的历史，则逾接近于历史的客观本质，除此之外的“历史”种种，只能在态度上 做到的“如笔直书”了。其实，对于历史（学）而言，无论是利奥波德·冯·兰克（Leopold von Ranke）所倡导的 “客观主义”，还是陈寅恪先生所谓的“了解之同情”，都只能是一种态度上的客观，而非存在性的客观。这种客观是可以通过一定的科学方法实现的，例如：通过“小学”（按：语言文字学）等对史料进行考辩，通过技术统计对历史数据进行梳理，通过科学仪器对历史进行断代等。
三、历史学家与历史事实之间的关系
历史学家是历史学的代言人，也是历史的创造者。卡尔在《维多利亚时代的历史》一文中说道：“假如历史学家制造历史，同样真实的是历史一直在制造历史学家……” 诚然，广义上的历史无疑是人类集体创造的，但文本的历史（对历史的连续性记载）则必然是历史学家所创造的。这里便自然会产生一个问题：既然历史的全貌不可能被完全客观的呈现，而历史学家又不可能像小说家那样对既定的史事进行漫天的杜撰，那么，历史学家与历史事实之间的关系究竟是什么？对于这个问题，卡尔的回答是：“历史哲学家忙于提出问题而不是回答问题。”同样的，他还认为：“作为历史学家不能判断，只能解释。”其实，这两个回答在态度上几乎是一致的，即史学家的功用在于能够对既定事实进行理性的反思，而非进行一种可能性的假设，这才是历史之为历史的意义所在。
作为“独断之学”（按：指有识断且精审的“一家之言”） 的历史（学），一定有其学科的独特之处。我认为作为学科的历史，其最大的特色在于——研究者在态度上的绝对理性，这种理性不同于哲学上的理性，它更关注的 是对过去了的事实的一种无限还原，而不是对根本问题的根本思考，虽然这必然也是理性的。因此，绝对的理性思考是历史学家必备的一种研究态度，但其研究结果则必然是相对理性的。除此之外，由于历史的不可再生性与不可复制性，这就在无形中要求历史学家必须要有基于事实（理性）基础之上一种想象的能力。这种想象力是能够使客观的历史得以尽量还原成文本的必要条件，如果没有了这种想象，历史则很难全景式的展现于现实之中，最多也不过是以一种片段无序地模式支离破碎的堆放在现实空间的一角罢了。
结 语
历史，诚如胡适先生所言的：是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它对于发生过的一切总是能够一如既往的包孕其中。历史需要不断的进行反思，否定与“自否定”是人类社会向上不止的源泉，从这个意义上而言，历史无意是发展进步的，不止于物质文明，更在于它的精神遗产。历史学家是历史最好的宠儿，是理性的态度赋予了历史学家冷眼观世的能力，并能够尽量做到不为时代的局限所动。
本文分别从“历史的动与静的互动两重性；历史的主观性与客观性；历史学家与历史事实之间的关系”这三个方面漫谈了一下自己对历史的一点引玉之见，权当是在情人节之际对自我的一次思维体操吧，所谓：“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