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改27年，他终于能为自己正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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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庭818次。
判决书长1213页。
审判时间持续2年半。
即东京审判。
历史上规模最大、历时最长、留下档案最浩瀚的一场审判。
电影《东京审判》中，对于东条英机等25名战犯是否该判处绞刑，十一国法官对量刑意见分歧很大。
最后，表决结果以6比5的微弱优势，将七名首犯送上了绞刑架。
宣判结果对全世界都意义非凡。
当历史的容颜逐渐走远，关于历史的记忆不容忘却。
将战犯送上历史绞刑架，17位中国代表团成员是重要的历史见证人。
而前几天，最后一位健在的中方见证人，高文彬，在上海去世。
如果不是东京审判，高文彬先生也许会被人们遗忘。
但这场历史审判注定成为整个民族心头的烙印。
每一位亲历者都值得被铭记，被书写。
2
1947年，东京，《日日新闻》报纸刊登了一载有两名日本军官，展开了一场“百人斩杀人竞赛”的报道。
攻入南京时，他们中一个杀了105名中国人，另一个杀了106名。
这场“竞赛”被日本媒体大肆宣扬，并留下了一张著名的合影。两人并肩跨立，军刀拄地。
这张照片冷酷残忍的形象，成了日本侵略者最典型的标志，也成了一个挥之不去的梦魇，深植在中国人的心头。
悲愤至极的高文彬，立即把这份报纸复印3份，一份留在检察处办公室，另外两份递交给国民政府。
中方立即向盟军总部提出抓捕罪犯。经过半年多艰苦搜寻，盟军最终在两人家乡日本崎玉县发现隐姓埋名的他们。
杀人狂已然成为头裹白布，在街边设摊的小商贩。
在东京审判上，中国势单力薄，一场力量悬殊的博弈，似乎不友好地宣判了结局。
中国代表团仅派出17人，参加法庭审判的中方人员没有超过10人。而苏联代表团有70多人，美国代表团人数过百。
日本28名甲级战犯的辩护律师竟多达112人。
这两个刽子手死一百遍也无法偿还他们的罪恶，两人在法庭上百般抵赖，拒不认罪。
但确凿的证据不容他们狡辩，最终被判处死刑。
日军战犯向井敏明、野田岩和田中军吉（由左至右）
残雪初晴，南京市万人空巷，从市内通往雨花台刑场的道路上站满了中国军民。
211个冤魂和30万南京大屠杀死难者终于可以瞑目了。
如今，南京大屠杀死难同胞纪念馆中，悬挂有高文彬的大幅照片，表彰他在揭露日军南京大屠杀中提供的重要证据。
高文彬先生晚年，多次呼吁建立“东京审判纪念馆”。
铭记这段历史的意义，不是仇恨，而是中国之所以成为现在的中国，正是从这些历史中走过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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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远在东京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成立，举世瞩目的东京审判正式开始。
恰逢中国检察官向哲濬到上海招英语翻译，高文彬经母校教授推荐，参加了测试。
高文彬踌躇满志，成功通过测试，这一刻他的报国梦终于可以实现了。
起初要做的工作十分琐碎，主要是签收庭审记录，每天一位美国少尉会把庭审记录送来。
中国作为战争中受害时间最长、牺牲最大的战胜国，占了审判的大部分比重，涉及的55项罪行中，有44项与中国相关。
意味着高文彬负责的庭审记录浩繁。
两年下来，他经受了800本庭审记录。他精心把每若干本装订成一册，打印好日期，工整地贴在书脊。
整整装了两大木箱，上面一字一句都是泣血的历史。
当时的审判是对外开放的。而国际法庭门口有一间小屋，民众可以买旁听券旁听。
南京大屠杀是东京审判的重要部分，旁听者特别多。日本民众了解了南京大屠杀真相后，十分震惊。
这显然跟军方在日本国内宣扬的版本大相径庭。
事实昭然那一刻，不少日本民众幡然悔悟。
以至于审判退庭时，高文彬碰到日本听众，他们都低着头，不敢正视中国人。
因为良心受到强烈谴责而无地自容，这也为历史赢得了最大程度的正视和尊重。
审判结束后，两大箱庭审记录要运回上海，这可难坏了高文彬。
当时的飞机太小，根本无法运载，他便改乘坐“美琪将军号”轮船从横滨到上海，行程时间增加了几十倍，也在所不惜。
这些证据其实是一式两份，多出来的那份是高文彬特别要求的。他每收一份，便要求多给一本作纪念。
这么重要的历史资料一定要让更多的人看到，更多的人记得。
几十万人的流血牺牲、八百多天的法庭审判，不该就此沉没在历史中。
4
对于日寇的痛恨，没有谁比亲历这场战争的人更有发言权。
高文彬正是其中一位受害者，更是一位强烈的爱国者。
1922年12月，高文彬出生在上海的一户普通家庭。
和那个年代的许多年轻人一样，高文彬在炮火中度过了艰辛的少年时代。
学生时代，他一腔热血，满腹才华。
“我们不敢高喊爱国口号，但没有人不痛恨侵略者。”
当时他就读的学校要经过一个日本兵营，为了表达憎恨，宁肯多走远路绕开，也不愿看到日寇为虎作伥的盘踞在身边。
1937年，“八·一三”战事爆发，高文彬一家居住的老宅被炮火炸毁。
一夜之间，全部家产荡然无存，来不及心碎，一家子匆忙逃难到英租界，过上颠沛流离的生活。
但高文彬坚持不中断学业，以优异成绩直升东吴大学法学院。
在20世纪初叶，它被称为世界上最优秀的“比较法”学院之一，即课程一半是大陆法，一半是英美法。
值得注意的是，学校英美法课程皆沿用英美原版教材，对学生的资质考验极大。
严校出英才，这里曾培养出数百位学术精英，金庸先生也是其中之一。
高文彬在法学院成绩优异，毕业获得法学学士学位后，这位24岁的年轻人迎来了人生的重大机缘。
年轻气盛的高文彬，眼睛里揉不得沙子。
任职上海市地方法院刑庭书记官，只干了两月就决意辞职。
又到上海市老闸区公所任职户政股长，不久又愤而辞职。
乌烟瘴气、腐败堕落的官场黑暗，令高文彬失望和窒息。
学习法律是为了在这种尔虞我诈的职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潦草度日吗？
理想中的法学，在现实中竟然找不到一处干净的落脚点，高文彬陷入挣扎。
随后机缘巧合得到了参与东京审判的重要机会。
这几乎成为他一生的转折。
5
但世事难料。
新中国成立后，东吴法学院毕业的这一批风云人物多半去了台湾。
留在大陆的，却几乎都做着与法律无关的事，英语教师，或者劳改犯。
高文彬的人生至暗时刻也在这里。
他在鄱阳湖修大堤，一修就是二十七年，每天挑土几十趟，累得连早晨上工的击锣声都听不见。
那时的他经常给家里写信，家里偶尔会寄点英文的书或杂志。高文彬不喜欢喝酒打牌，还是喜欢看看书。
在当时，组织里也没有人懂英语，有人就问高文彬这是什么杂志，高文彬直说进步的东西，他坚持学习和阅读，把唯一可读的英文版《毛主席语录》读了无数遍。
1979年，高文彬终于回到上海,就职于上海海运学院（现为上海海事大学）。
他担任国际法学教师，主讲国际法、国际私法、海洋法等。
在勤勉的工作下，1986年被提升为教授。
1997年，75岁高龄的高文彬开始参与《元照英美法词典》编纂工作，主要负责以A、D、H为首的词条的校订。
北京方面把经过英中对译的初稿送到高文彬家里，而后定期把校订后的稿子取回。
这是一项精细、繁重却没有报酬的工作。
请他审阅的初稿都是手写稿，看起来颇费劲，但他一丝不苟地对每一条目进行审定，边勘误边对照，有出错的地方，就修正抄写后贴到样稿上。
他家里的保姆都说“他现在成日成夜不睡觉！有的时候睡了，还要起来看这本书那本书。”
废寝忘食，期间因过于劳累而中风，出院后，又继续投入到编撰工作中。
最终，在缺少经费、办公场所简陋的条件下，高老与同仁们一起克服重重困难，经过十余年细致认真的编撰。
2003年，这部词典一经出版得到海内外学术界的一致认可。词典的扉页上，记录下了高文彬的名字，时年高老已经85岁。
6
用高文彬先生的话说，他这一生主要就做了两件事：
一是参与了东京审判；
二是参与审订了《元照英美法大词典》。
但仅仅这两件事，已经足以让高文彬先生的名字高悬在抗日历史中。
养天地正气，法古今完人，这十个字概括了高文彬伟岸的一生，和他对历史不断追溯、铭记，付出的重大努力。
今天我们在悼念高文彬先生，也是纪念那段让人无法遗忘的艰难岁月。
没有历史，便没有今天和未来。
铭记是我们每一个人能做到的最大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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