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城同志生存样本调查


如今这个时代,任何群体都能通过便捷的方式找到相互连接,但现实本身的断裂感,又将人推向了更深的孤独。本期推送,我们寻访到了三位生活在小城中的同志,相比大城市性少数群体,他们更隐蔽,更难以直面自己。与此同时,三个完全不同的人生切面,却共享着同一种生存困境。 (为保护被采访者隐私,文中名字皆为化名)

小城同志生存样本调查_第1张图片



亚东
亚东起先不同意和我见面。拜托了很久他才答应,条件是由他来指定见面的时间和地点,他想确保万无一失。这是自我保护机制,他说。 亚东提出八点半要在步行街的一家酒吧碰头。酒吧店面很小,只有五个圆桌和一个长长的吧台。因为来得早,客人不多,除我之外只有一对外国情侣,他们聊一会儿天就会把鼻子和鼻子碰在一起,琐碎得聊着今天教学过程中遇到的事情。
亚东终于来了。落座之后微微把外套的拉链往下拉了拉,象征性地抖了两下肩膀,像是要把从门外带进来的冷气抖掉。
亚东是“别人家的孩子”。他从小学习就好,重点中学的初中部和高中部连着组成了他的青春期,每次家人聚会亲戚们都会提到亚东,提到他中考拿到663的高分进入尖子班;提到他没有任何所谓同龄人的坏习惯;也提到当他的父母会异常安心。他的生活像是台仪器,所有齿轮都咬合得刚好。除了高考。
他模拟考成绩很好,虽然上不了清北,但绝大多数的985院校都可供他随意选择。但他失败了。他形容高考是场心态赌局,临考前越听到周围人的夸赞就越不稳定。这种自信心的折损让他放弃复读,选择了一所省内院校的冷门专业。“你后悔吗?”我小心翼翼地问到。
“后悔。但更讨厌高考前的状态,我没办法重来一次。”他回答我的时候会瞥向旁桌那对外国情侣。
亚东在高中知晓了自己只对男生有兴趣,所以一门心思想着离开家乡。高考结束后他就会自由,当时的他是这样想的,所以每晚回家后还会偷偷爬起来做多余的试卷习题。这是连他爸妈都不知道的秘密。
认识他的人都觉得会读书是亚东的天赋,但他其实一直都在暗自发力,所有人都不会了解他在高中到底吃了多少苦。说完这个,亚东整个人便松懈下来,像是卸掉了什么东西一样,半瘫坐在椅子靠背上。 后来,他研究生考进了北京的一所知名高校。从录取通知书到硕士毕业证书,两年多时间,除了读书,一有时间他便钻进北京大街小巷的酒吧里,躺在音乐和昏暗灯光里。
喝酒、聊天、在绿化带里狂吐、一夜情,像在发泄人生前二十二年所遭受的罪。“当时也谈过几个,不合适。”亚东手指一直搓着气泡水的玻璃杯壁,他慢慢地抬起头,盯着那对情侣出了神,过了好一会儿才缓过来,长叹了口气。 亚东也尝试过留在北京,但他能没成功。虽然进了家口碑不错的公司,但新人薪酬普遍不高,他过得很苦。这种苦和高中经受的苦不一样,高中的苦可以望得到头,始终有希望曙光在前,半推半就也熬过去了;工作的苦像是一片海,把亚东一遍一遍地冲刷、腌渍,他被压力定格在地铁车厢和公司不断上升的电梯间里。
那段时间亚东经常照镜子,他能感受到自己的活力正在快速地流失。镜子里自己的皮肤暗沉、松弛,在做表情的时候几根鱼尾纹也爬上了他的脸,发际线好像在后退,也好像没有。去了医院,医生说正常,不明显,让他回家后多吃点黑芝麻。 在北京最难熬的夜里,恰巧家里来了电话。妈妈告诉亚东家里在小城西边的高新区付了套房子的首付,将来给他结婚用。于是他便打定主意要回来,连夜写好辞呈,第二天一早就发到了上司邮箱里。
他像一只越过北京寒冷冬天的候鸟,重新迁徙回了生养他的黄河边上。 回到老家,六月到九月是亚东最忙的四个月。他说一年中的事情要在这段时间处理好,剩下的时间里就会很轻松。
他供职于教育局,很多人会在六月起涌入他的家门,带来礼物,水果和营养品是最多的。孩子们需要升学,家长们需要面子,无论是中考体育还是高考填报志愿,“好学生”亚东对于他们来说都是一种绝对信仰。
“但最近几年来的人明显少了”,学生档案自从由纸质的变为电脑归档后,在应试过程中可人为干预的环节少了,亚东家就自然冷清下来。

隔壁桌的情侣起身离开,店里的顾客只剩下我和亚东二人。在聊到未来时,得过且过是亚东最常用的词语。他说他对于自己的后半生也没有任何野心,老老实实工作,还完房贷,年纪再大点找个差不多的女人结婚,生一个或者两个孩子,糊弄过去就算完满。“形婚吗?”,我问他。
“有合适的可以。如果没有,就找个普通人。”他说出来没有迟疑,这是已经计划好的事情。 和亚东继续聊了一会,便彼此告别,我向他道谢的声音淹没在酒吧电视播放的足球联赛的欢呼声中。


阿龙
阿龙在城南转盘处等我,他已经到了。

这附近没有划定行车道,人和车矛盾地交叉,再错开,垃圾也是随意地堆在路边。出租车在人群中间闪躲,我看司机开得实在太过困难,掏出了钱,让他靠边停车。
“我在你对面,你抬头。”阿龙发来微信。
视线穿过转盘,落在对角线的街面上。他向我招招手,示意我过去。阿龙很年轻,脖子上挂着条金链子,半截小腿都被袜子包裹着。他之前说过自己是一名白袜控,觉得白袜很性感。
阿龙把采访地点定在了家里,他告诉我在那里才最放松,说话也可以毫不避讳。

去他家的路很绕,在无数个左转右转后,终于到了楼下。单元楼很旧,是很早之前本地的淮海厂给职工建的。上个世纪三座兵工厂在长治扎根,带给这个城市无穷的工业活力,也给生活在当地的人们以希望。因为岗位急需人来填补,当时大半个城市的人都涌进工厂。工业化的号角吹响了,他们开始在车间中叮叮当当地流汗,也把自己叮叮当当地锤进了钢铁的熔炉里。

台阶是这座旧楼的器官,也衰竭得严重,有的地方断裂了,露出嚯嚯的口子。楼洞拥挤,一层当中住着三户人家。不到一平方的台子上衔接着三张铁门,如果有人同时开关门,门和门必定会拍在一起,打上一架。
四楼到了,阿龙把防盗门打开,做了个“请”的手势。
他家的装潢很有趣,储物空间都巧妙地隐藏了起来,墙面白绿撞色。“我设计的,还不错吧。”他接了杯水递过来。
“可你不是学机电的吗?”
阿龙说这个破专业就是教人怎么当焊工的,他父母替他报的,他们希望阿龙毕业之后回来,接替他们在淮海厂的工作,继续把自己奉献给钢铁。
我已经从他的语气中听出了对这个专业的不耐烦。“那你想学什么?”
“设计这方面的吧。大一暑假看了几本室内设计的书,就重新把家翻修了一下。”他说到这里颇为自得,下巴扬得老高,止不住笑。
阿龙马上升大四,脑袋里却没有装多少关于焊接的知识,他不喜欢,也没兴趣学,关于未来,他没抱太大期望,“只好回来,待在厂里。”
“你的设计呢?”我问他。“不重要了吧。偶尔看看就行。”他说话的时候很平淡,没有错愕与失望夹杂在里面。
电视和音响的夹缝中立着一把马头琴,琴头上的木质马头微张着嘴巴,正对着我。
“你的琴吗?”我用手指指那头木马。
“小学时候的事了。我爸逼我学,我学不下去。我和那琴相互折磨了三年。初中学习压力重,琴也就不拉了。”他看了马头琴一眼,“其实我还给我初恋男友拉过一次。他说很难听。”
阿龙和他的初恋男友在学校贴吧认识,见面后两人的感情被对方点燃了。爱火烧了两年,这两年发生过很多故事,阿龙不愿意讲给我听。高考结束后,他们两人分了手。阿龙懊恼,跑到西街在腰上扎了文身,L'amour est mort(真爱已死),还在最末加了一个破碎的心。他把上衣撩开一点,让我看,文身的颜色有点淡了,墨在皮下氤氲开来,字都散了,有一种廉价感。
二十岁正是荷尔蒙最为密集的时刻,但他在家对于恋爱的事情闭口不谈。阿龙的母亲多次试探也都失了手,他在这方面很警觉。
阿龙第一次感知到自己的性向是在小学五年级,他很喜欢和男同学一起上厕所,腻在一起。上了初中,学校生活陡然凛冽了起来,为了保护自己,阿龙把性取向封禁了起来,变得敏感,多虑。“一个人走可是很孤独的。”他低低说道。
我们又继续地聊了一会,他的手机响了,是他姑姑,让他赶紧到家里吃饭。
“我爸妈出差都怕我找男生回家,让我姑盯着我。每天她最起码给我打五个电话让我去她家。”阿龙喝了一口水,站了起来。“走,我送你出去吧。你肯定会迷路的。”
我们下楼,穿过小吃街,街边圆桌上坐着三座工厂的职工。还碰到了阿龙他爸的几个同事,他们招呼阿龙过去喝酒,阿龙笑了笑,朝他们挥挥手。“这三个厂怎么样了?”我问他。
“不行了,打出来钢铁一直过剩。最近几年都在大裁员,剩下的都是骨干,但工资越来越少。不过不会倒下的,整个片区都是工厂的人。只要他们不走,厂子就倒不了。”


胖叔
胖叔的店在西客运站的背面,挺好找的。我九点登门,他在后厨洗菜。
看我来了,先和我打了个招呼,他便把我身后的卷帘门又拉了起来。
一片黑暗。胖叔按开了灯,又打开电扇。我坐下一抬头,灶王爷就在盯着我看,手上捧着一方盆盂,里面冒出金元宝。这灶王爷雕像没神韵,木木的,又被浸泡在红色的电子光当中,反倒有些瘆人。

“想吃点啥?我给你做。”胖叔一边说一边又进了厨房。他是开饭店的,在客运站这边有一家门店,尽管是背面,但生意还是很满。手脚麻利帮了他很大的忙,他炒菜比一般人快。时间一长,来的人也多了。

店里有八张桌子,两边靠墙各四张。吧台前堆了很多未拆封的啤酒箱,和台子的高度码齐,没有收银机,也没有张贴二维码,只有一个含着塑料金钱的蟾蜍摆在台上。胖叔不会用电子设备,让年轻的店员教他怎么注册微信都占用了一个上午,他觉得还不如多炒几个菜挣钱。
“店员们一般什么时候来呢?”
“说不准。最迟十点半就都来了。”他只负责厨房这一部分,张罗和结账归那两个年轻的服务员。胖叔很内敛,是他那个时代独有的羞赧。他生于1967年,今年正好五十三岁。
他是长子县人,长治下面的一个小县城。因为母亲很能生养,他有三个兄弟,三个姐妹,他被夹在整个家族的中间。家里穷,没有一个孩子把小学读完。胖叔算有点手艺活儿,会炒菜,便来了城市中,在这儿站稳。其他的兄弟姐妹都在县里,潦草地过着生活。
饭店每个月带给他的净收入有七千余元。他很满足,每月七千让他在整个家族面前都有话语权。但凡亲戚在钱上出了差错,都会来找他。哪怕先前借款没还清的人再登门,他还是会借给他们。

他发觉自己是同性恋的时候已经组成了家庭。女儿十岁,胖叔却自己陷入了风波。一面假惺惺地哄老婆,带女儿,另一面他又不断偷看街上年轻的男孩儿,觊觎那些肉体。
“我整夜都睡不着啊,在想这个事。自从怀上女儿,我们就再也没有过性生活了。”他给了自己十一年的思考时间,一直在琢磨。终于,答案还是被敲定了下来。十一年真的太漫长了,他实在耗不起了,他的老婆也耗不起了。他需要认同自己,而他老婆需要真相。
他老婆知道之后很平静,但俩人立了规矩,女儿十八岁前他们还是夫妻。一个家庭为了高考,提前八年就开始步棋。胖叔跟我说,女儿学业为重,什么事都不可以影响到她。如果断了孩子的未来,为人父的他将一辈子活在内疚当中。
“那你自己呢?”
他先是顿了半天,“和女儿比起来,不算什么。”
等女儿高考完,成绩一出,夫妻俩去民政离了婚。那一年,女儿去了北京读大学。那一年,胖叔四十三岁。
离婚以后,他只和一个男人接触过。虽然只是一夜情,但胖叔很感谢那位先生。“有些事情体验过了就算了。”他把剁好的鸡塞入冷藏柜里。他经常在说话途中用“算了”,喜欢躲避,也是那个时代粘贴给他的标签。
这次轮到鱼了。胖叔把鱼从残冰中捞出,一手提着尾巴,一手勾着嘴,在水槽上抖。冰渣掉了,鱼也被甩到了案板上。
“有人在我跟前我紧张,都忘了热汤。”他从角落里拉起个不锈钢的桶,直接开火煲了去。“不用重新煮吗?”,“你们这外行人不懂。汤水就得用旧的才有味。”他又回到案板前,准备刮鳞。
汗从他皮肤渗出来,他拿毛巾擦擦。毛巾的汗液味道很大,我转身出了厨房,又坐回到桌前。他其实很警惕,一直埋头做他的鱼,对于我的问题也是避重就轻,有一搭没一搭地答。
直到十点一刻,我们都没有再说话。他投身于饭菜的准备工作,我也只能看他在厨房中来回转身。“我该走了。你们店员差不多要来了。”
胖叔在围裙上抹了两下手,走到柜台前,故意抬头看了一会儿墙上的表。“啊,这就要走了啊,那下次你来的时候我做饭给你吃。”边说边打开了铁皮卷帘门。
胖叔之前说过,这座城市中百分之六十的同志年龄都在40岁以上。年轻人都跑到大城市去了,只有逢年过节软件上才会出现新人。 “既然有这个需求缺口,你们中年群体内部为什么不自我满足呢?” “互相看不上眼。” 在这座被大山包裹紧实的城市中,大多数中年同志拥有家庭。他们都陷入自我认知的泥沼当中,同时也是怯懦的。由于年龄限制,很少会有同类人主动在社交媒体上搭讪中年群体,他们只好利用金钱交易来填补自己的性需求。 胖叔说以后要让店一直开下去,有可能的话把旁边两家也盘下来,扩大面积。前妻没有收入,每月接济着点,日子也就这样持续下去。女儿在北京也有了工作,稳定下来。她有时会给胖叔打个电话,报报平安。 胖叔不想让女儿结婚太早,他想让她找到真正相爱的人再托付,有个美满婚姻。
九月底,这座城市已经彻底凉了下来,树外圈的一层叶子开始发黄,有种向内蔓延的颓败气势。站在任何一个空旷的地方往山的方向望去都会被钢铁厂的巨大烟囱所吸引,它喷出浓烈的烟,几乎要把整座城市吞下。

采访、撰文 范铮
中国第一批外企白领,后来过得怎么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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