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恨年华速，偏希春早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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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与人】

付如初/文

“承继绝学唯一有望之人”

有一个现象说来有趣，几乎没有中国人不知道屈原，但他光耀千古的天才之作《离骚》，却没有多少当代的读者读过全文，即便是大学中文系毕业的。经典并非总是与世推移、活在读者重读中的，也有一种是令普通人望而却步、只能活在学者研究中的。所以，以研究《楚辞》闻名的学者，不为普通人所知也在情理之中。

之所以这么说，其实主要是在为自己找托词——在读到汤炳正的散文集《听罢溪声数落梅》之前，我并不知道这个学者，也并不知道他原是章太炎先生的高足，鲁迅的师弟。在各有建树的同门师兄弟中，他被章先生嘉许为“承继绝学唯一有望之人”，也是代表同门在章太炎先生葬礼上讲话的人。这些师兄弟包括黄侃、钱玄同、朱希祖、汪东、许寿裳、沈兼士、刘文典、吴承仕、顾颉刚、傅斯年、姜亮夫等等。而在汤炳正眼里，章太炎是“有革命业绩的学问家”，与鲁迅所说，“有学问的革命家”侧重不同。

鲁迅受业于章太炎，主要是在东渡日本时期。他的两篇回忆文章《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写于一九三六年章太炎去世不久；而汤炳正受业于章太炎，是他退居苏州，创办“章氏国学讲习会”期间，两篇回忆文章中，《章太炎先生之日常生活》写于一九三六年章太炎去世后两天，《忆太炎先生》则写于五十四年之后的一九九零年。

如果说鲁迅是章太炎社会理想和革命精神的传承人之一，那汤炳正先生则是他“经学和小学”功业的传承人之一。两个人的回忆，各有侧重，似乎是在有意互补，呈现先生身兼革命家和学术传播者的两种形象；也在呈现先生在广为人知的革命者、学问家公众形象之外的日常形象。他扶掖后学的为师风范和不拘小节的寒士风骨在汤炳正的笔下更为惹眼。

在鲁迅先生的回忆里，太炎先生驳斥康有为、为邹容《革命军》作序令人“感动”；东渡日本之后主持《民报》，和保皇党斗争，“所向披靡，令人神往”；大诟袁世凯包藏祸心、七被追捕、三入牢狱的“革命之志，终不屈挠”。鲁迅以为，这样的章太炎才是“并世无第二人”，才是“先哲的精神，后生的典范”。尽管排满之志得伸之后的历史一波三折，先生的抱负“失却实地，仅垂空文”，理想变成了“高妙的幻想”，但这是“白圭之玷”，并不影响他的功业与形象。至于他退居书斋，“用自己所手造的和别人所帮造的墙，和时代隔绝”，甚至在手定的《章氏丛书》中都剔除了“战斗的文章”，委实让人遗憾。鲁迅以为，章先生的战斗精神，比他的“经学和小学”，更值得传承下去。

在汤炳正先生的回忆里，革命者章太炎虽退居书斋，退居国学，专心授业，但无改报国之心和匹夫之志，时局变幻和造化弄人也并未让他消极苦闷。“一二九”运动中，他积极表态，支持学生爱国；上海赴京请愿的学生路过苏州，他讲话支持，物质慰劳。日常中的章太炎，挂邹容画像沐手焚香，将大是大非分歧融于日常，带着几分书生意气的可爱：康有为尊北碑，先生则倡法帖；康有为喜欢用羊毫笔，先生就用狼毫笔。他治学勤奋有恒，扶掖后学宽松民主；他远政要，亲青年，演讲茶话间，对继往开来者寄予厚望。尤其对“经学和小学”的重视和传承，对治学方法和理路的强调，也是他健行士大夫志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书中写到南屏山下章太炎墓前，“章太炎之墓”五个字恰是他自己手书，以示与袁氏逆流抗争到底的浩然慷慨。这浩然慷慨或许可以被后世看作他的“盖棺论定”吧。

汤炳正的回忆，从日常角度切入，在执尊师重道的弟子之礼之外，并不回避客观评价和历史争议。同时，因为日常亲炙较多，他的文章中兼及章夫人汤国梨和几位后人，以及一代大师去世之后的诸多身后事。

对历史人物的了解和研究而言，日常形象最难得，最见性情，也最容易让后世读者感同身受，从“人之常情”中体会历史人物在令人高山仰止之外的亲和力。当然，以鲁迅之大才，行文之通达、见识之超拔，胜于汤，也是自然而然的事。不过，对完善章先生之经历、人格，认识章先生之地位而言，二位弟子的文章则各有千秋。

“九一八”之后，汤炳正在北京见过鲁迅一面。他在《从鲁迅先生的“像”说起》一篇中，写到各种鲁迅“像”的艺术变形之外，他的直接印象：鲁迅先生“温和、沉挚而冷静，目光慈祥却透露出一股敏锐的光芒，好像任何东西在它的射击下都要‘入石三寸’。他在谈话时，虽然涉及极可憎恨的事，也不会使你感到有种‘风云变色’之势；他的愤怒是‘内蕴’的而不是‘外露’的。”

多年之后，他在给孙儿汤序波的信中，教诲他学写散文，仍在强调要读鲁迅：“首先学他观察问题的深刻性，其次是表现形式的多样性，再其次是语言运用上的精炼透辟，色彩鲜明。总之，学写散文，第一步的要求是观察事物，有独到的（深刻的）看法，其次再考虑用什么样的形式和什么样的语言来表达。”

可见，无论在治学研究上，汤炳正取得了什么样的成就，如何被恩师嘉许，仅就写文章而言，他对鲁迅的钦服是显而易见的。或者说，同是章先生的弟子，所谓“立德、立功、立言”的揣摩本是一体的，对太炎先生的治学思想和家国情怀的继承也是一体的，这一点只需看看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体会一下汤炳正散文中流露出来的家国怀抱，即可明了。只是因个人性情不同，略有侧重而已。

沧桑忆旧

散文的一大功能，就是亲历者在回忆中补充历史叙事的空疏，也检视自己人生来路上的欢喜歌哭，给后人以共情和共鸣。好的散文，为艺术，也为人生；为历史，也为未来；为自己，也为苍生。所以，散文中，回忆题材最多。但其实回忆文章并不好写，写得情理兼备、公私兼顾，也并不容易。汤炳正以大学新闻系毕业的学业背景，以自己在章门受教，在声韵学、文字学、楚辞学研究方面的种种造诣，以及三十年代初在北京、抗战期间在山东家乡、在四川成都，以及建国后在贵州、四川等大学任教，“文革”期间被冲击的万般苦闷愁苦的阅历，写成《听罢溪声数落梅》的25篇散文和多篇序跋、书信，让人得以了解“学者散文”的另一重要收获，也了解一个专业领域声名赫赫、普通读者群中响应寥寥的大学问家和大散文家的一生。这样的一生，自然也是历史的又一份旁证。

所以，散文之大，并不在题材，而在气象。所谓书斋虽小，格局不小；书生虽弱，文道合一的家国情怀却刚健有力。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之所以会有“学者散文”出现并形成热度，实际上并非市场炒作的某著名作家为代表，如今看来，以历史的断章行民族主义的空洞抒情，其实是与严谨中正、克制守诚、外圆内方的学者精神相背离的。“学者散文”的真正代表，反而应是那批真正阅历丰富、学识渊博的学者、作家，他们在博识和才情的基础上，“融合情趣、智慧和学问的文章”（余光中 《剪掉散文的辫子》）。孙犁、杨绛、季羡林、张中行等，均是其中的佼佼者。他们的散文，是书生亲历历史的波谲云诡之后，由书而人生、而人格的进一步思考和完善，是给情理文章增加知识见识、文化厚度、思想深度和人生境界的附加值。汤炳正的散文应在此序列之中。

无论是《失落的童心》《海滨拾趣》中的童年意趣，还是《关于“书”的故事》《无名书屋话沧桑》中的书斋沧桑；无论是求学北京，采访赛金花之后，写下《彩云曲》，还是在章太炎去世之后，与诸位同门艰难赓续“章氏国学讲习会”；无论是写抗战爆发，困守家乡小岛的《“孤岛”三五事》，还是写太平洋战争爆发，四处求职奔波的《海岳烟尘记》；无论是写“文革”期间重病缠身的《“劳改犯”的自白》《万里桥畔养疴记》，还是写矢志求学问道的《治学曝言》《自述治学之甘苦》，汤先生都在追求一种以文章涵养精神，以问学怀抱天下的境界。他践行沉静从容、温暖平和、洒脱质朴的表达风范和“辩而不华，质而不俚”的行文风格。

实际上，学者散文的魅力也不外于此，在寻常和不寻常的经历中，写出腹有诗书的别样智慧，写出学术训练之下的思想韵味，写出起承转合间的“文气”，写出“过枝接叶处”的闲适明雅，更写出潜心治学的质实中正和为人为文的雅美浩然。所有的练达和洞明，都在美和善的统摄下，变成“真”。其中《失落的童心》《海滨拾趣》《追记“花溪小憩”》等皆为上品。

此外，汤先生在散文中穿插旧体诗的写法尤为惹眼，从中既可看出他扎实的旧学功底，也可见出其深厚的文字、文体修养。他幼年读私塾间曾写下：“牧童牛背稳，沧海一扁舟。”在贵州大学任教时，他写下：“蝉翼纱窗静里开，麟山一角画中来。踟蹰已忘心头事，听罢溪声数落梅。”慨叹时光流逝时，他写下：“老来常恨年华速，岁岁偏希春早来。正是情怀两难遣，梅香送暖到幽斋。”在与友人书信往来、寻访屈原故里、写下屈原小传的过程中，更是每每都用古体诗表达自己的心得和忧思。至于他在知识界初亮相的《彩云曲》，更是长达一百二十六句的七律古诗，发表在当时颇有影响力的《大公报》上。

作为被“五四”的文化激进主义扫进垃圾堆的文体，旧体诗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时候曾被文学史书写者重新讨论，由此，文体革新的话题，也带上了传统失落、文学表情达意的深度和汉语的含蓄蕴藉之美失落的遗憾。试想，如果鲁迅的创作版图中少了61首旧体诗，聂绀弩和启功的创作历程中少了旧体诗对特殊年代的记录和刻画，汤炳正的散文中少了旧体诗抒情表意的以一当十，那读者的阅读该丢失多少兴味，又该错过多少历史和人生的信息量！如今看来，这种失落更加不可挽回——汉语之美的日益丢失，当下各种文体的写作中，语言问题日益显著等等，或许都跟这种传统的失落有关系。

以文代史

汤炳正将自己的散文比作红茶或者苦丁茶，浓郁中有些苦涩。世事变迁、人生多舛，好比红茶的发酵过程，而苦涩中回甘大概是88年的生命长度给他的最终感受吧。他生前没有自传，这些晚年间陆续写成的散文，涵盖了他从求学到治学的生命轨迹，也涵盖了一个普通个体在战争烽火、时代变迁中的人生驿旅，当然，更从深层次展现了一个天赋才华的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在问道求学的过程中，或主动或被动地“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的心路历程。或许，选择《楚辞》和屈原作为终生学术志业，恰恰表达了汤先生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他的《屈里寻踪》《屈原》，对历史掌故、学术动态信手拈来，却并不掉书袋，反而是平白如话地写出了个人的研究心得，厘清了学术误区。这种“有我”却不“唯我”的治学态度，正是得益于让他感念的、章太炎先生的学术民主思想，也更源自于他对研究对象的敬畏、尊重和准确地把握。

读这部散文集，恰似了解汤炳正的一生：闲适与震荡相交错，人生与书斋相砥砺，意趣和日常相磨合。也恰似完整了解他这个人，尤其是他的治学历程。他出生于山东荣成的海岛，受过一些私塾教育，走上学术的启蒙者是就读于北京大学的远亲、元史大家柯劭忞的学生姜忠奎。九一八事变过去不久，他到北京民国大学新闻系就读，感受北京作为新旧思想激荡的中心，对年轻人产生的影响，更感受知识界的抗日风潮。

期间，他受刘半农《赛金花本事》和夏衍的话剧《赛金花》的影响，采访赛金花本人，写下长篇七律《彩云曲》。大学毕业后进一步问教于章太炎。抗战期间，先苦闷困守于家乡，后流落到当时西南的五大文化中心之一，俗有“小南京”之称的贵阳。那时候，贵阳的文教界有谢六逸、王驾吾、姚奠中、张汝舟、蹇先艾等等同侪相扶，也有马思聪公演等文化氛围之熏陶。此时，他开始对《楚辞》发生浓烈兴趣。建国后，他到四川任教，“文革”期间，下决心研究屈原和《楚辞》，写下《〈屈原列传〉新探》，由此经历“两度抄家，三次‘劳改’”，在四川成都的万里桥畔度过艰难岁月。

因为那一代知识分子往往是以“圣人”标准自我要求的，即要博于诗书，察于礼乐，详于万物，他们往往性格上长于隐忍，表达上追求含蓄蕴藉。因而他的散文每每总是表达快乐时明丽畅快，表达苦闷时暗流涌动。他自述治学态度是“面对谬说勇开顶风船”，然而面对“文革十年”对学术生命的掐断，他却只能以阿Q自嘲。偶尔直白流露的遗憾和无辜之感，确如茶之苦涩，总是与自省自查和点滴快乐的寻踪联系在一起，体现传统教育留给他们的，在苦难中依旧刚健有为、驰而不息、怨而不怒的气度和胸怀。他说：“人生，苦难的生活最难忘，快乐的生活也难忘，而在苦难中寻找快乐的生活更难忘。”

他不涉政治，专心问学，因而所有的苦难和快乐都靠学术化解；同时，因为担任大学老师和屈原研究会会长等社会职务，他的学问又或主动或被动地深深融于社会、融于生活，所以，他的散文都与生活本身有关，与人有关。

散文集中，汤先生没有单独的篇目写到自己的情感和家庭，但读者却能从不同篇章散落的细节中，找到他情感生活、知音唱和的蛛丝马迹，也能借此了解，在学术作为生命价值支撑之外，家庭生活的和美亦是他穿过苦闷岁月的巨大支撑。

在《追记花溪小憩》中，他写与离婚刚一年的潘君芷云，相携游溪，突逢山雨，二人共撑一伞，并有诗词唱和。之后在《万里桥畔养疴记》中，读者才知潘芷云已是老伴，二人相濡以沫，度过艰难岁月。到《〈渊研楼酬唱集〉序》《〈湘西民歌集〉序》中，他又从山歌搜集的角度，讲述湘西妹子潘芷云，在山歌世界里长大，日常生活中也常哼山歌，到晚年开始收集整理山歌。二人以此为“闺阁之乐”，并进而有大量诗词唱和。由此，汤先生深入理解了《诗经》国风中的内容，并非通常理解的政治内容的微言大义，而是确如朱熹所说，是“男女相悦”之词。同时，他直陈自己和夫人的诗歌主张，反对堆砌典故，推崇钟嵘的“直寻”之美。在这样的细节中，我们发现了一个美好的女性，虽然没有一篇是专门为她而写，但她的美好、乐观、才情却已经跃然纸上。让人可惜的是，他们建国之初整理的《湘西民歌集》，投稿后在“文革”中散佚，只留下了曾发表在《人民文学》杂志上的序让人体会湘西之美。

汤先生说：“我一生中在自己所选择的人生道路上，对顺境中的愉快自然是做得到的，而对逆境中的挫折要做到豁达乐观，还是很吃力的。”尽管如此，也毕竟做到了学业、事业的自得其乐，尤其晚年，更是渐入佳境。因此，他说：“憧憬着美丽春光的早日到来，我还是至老不衰的。”

或许，无论是治学还是为人，都需要“听罢溪声数落梅”的自洽，需要“常恨年华速，偏希春早来”的达观。也正因为如此，汤先生的这些散文才不断以各种形式再版，在他1998年与世长辞之后的二十多年间，依然会有众多年轻的读者借着这些散文了解他、了解他那一代人，由此了解历史的另外一个侧面和另外一些细节，更重要的是，了解一种生活态度和人生境界。对读者而言，借文学涵养人生，才是阅读的真正旨归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