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手小记：谨防恶狗
Lord of Wars里，他的弟弟在厨房贴了一个招牌：谨防恶狗。
他问：你这里没狗啊？弟弟说：我觉得我心里有只恶狗。
形形色色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之所以成功，是因为这些运动的倡导者
叫人去驯服心里的恶狗，让外在的那些恶狗自证，故而在道义上胜利了。
一旦在道义上胜利，在人性上胜利，践踏者就已经败了一大半了。
----《马马雅虎》黑三角
文过饰非
总有人以为我们对历史的重重修饰胜于以往，殊不知只要略微读读历朝历代换届前后的历史，就知道这是我们国家传承已久的“优良传统”。
说到这一点，人们总要提及孔子的《春秋》以及备受后世推崇的“春秋笔法”。孔子修史时所秉持的“为尊者讳（耻），为亲者讳（过），为贤者讳（疾）”（此语出自《公羊传·闵公元年》），成为了儒家文化的一个重要原则，同时，也为“平等”二字不能在中国生根发芽而埋下了草蛇灰线伏脉千里的种子。
清朝应该是一个篡改的高峰。看《明朝的那些事儿》的人都会注意到当年明月对清史的抱怨，很多明朝末年的史料被毁灭，随即史官编纂出洗得很彻底、符合统治者意志的清史，以至于后世无法还原历史真相。
有人在回答“为什么明朝太监不能废立皇帝”“太监这个想法是谁提出的”时都引用了同一段话：
新找到资料表明：满清编篡二十四史时，曾对金以来的史料进行过大量修改，又通过文字狱毁灭了大量民间的原始书籍，如部分永乐大典、天工开物、武经总要等都 失传了。又如污蔑明有十万太监（故宫总共才9999.5间房，去了皇室成员、宫女、办公室，根本不可能住下）、张献忠在四川杀人一亿（当时全中国才多少人 口？），以及清帝对史料记录的随意性（皇帝是绝对不能看实录的，更不能改，因为史笔如铁。第一个看实录的皇帝是李世民，李世民弑兄夺嫡，逼父退位，名不正 言不顺，所以他看了实录。但他毕竟不敢改，只是另找人大大的美化了他一番，因此二十五史里面独独唐史是两部，而且截然不同。第一个改的就是朱棣，朱棣靖难 起家，名和言比李世民还不如，所以他改了实录，亲生母亲不要，把马皇后当了亲妈，但他后面的明朝皇帝没有改的，倒不是不想，是不敢，一大帮文官死死的盯 着，随便说说也就算了，真要动了歪脑筋，给骂个狗血淋头绝不夸张。清朝就大大不同了，皇帝是主子，官员一律是奴才。看看《康熙大帝》，《雍正皇帝》一类的 书，皇帝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这个就不要记档了，那个就从档里抽出来吧。”这个档是什么？实录）。
所以说你可以认为某些传承是自近几百年来发生转折的，某些民族性的、潜伏的、恶的东西被清朝“发扬光大”而成为“传统”。
禁锢
禁锢，禁区，雷池。
祖宗历法，天条。
中国的历史这些字眼经常出现。
我就不再举例子了。
请搜索“祖宗之法不可改”，看看我们历朝历代有多少这样的例子。
这到底是历史深厚积淀所致，还是民族性格所致，未为可知。
连自诩代表最先进社会制度和生产力的我党，在从无到有的建立政党和国家的历程中，照理说应该毫无禁忌不会自缚手脚，但只需要看看《交锋》和《交锋三十年》就知道，不同派系人士在自己身上左一道右一道地设立了N多天条禁区原则，舍本逐末。从当年明月那里看到他引述一位政治家的话：“观点斗争是假的、方向斗争也是假的，只有权力斗争才是真的。”，但某些历史时刻还真不是这么解释的。
所以这里要感谢那些在那个岁月敢于破除这些天条蔑视禁区的人，如邓公，如薛暮桥，如袁庚，如左方。
谁改变谁?
一直以来都会注意到类似的逻辑：因为某某在对我们进行“洗脑”，所以我就如何如何；以及因为看到某某如何如何，所以我“再也”或“永远也不”如何如何了。我也一直认为这种人士的逻辑很混乱。
看过《万历十五年》的人们应该对万历皇帝的智力和掌控朝廷能力不会怀疑，也都知道后来发生了什么。
徽 宗初年，气象万千；青年皇帝，奋发有为。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和无穷希望。这一切是怎样发生变化的？又如何变化得面目全非，走上了完全相反的道路？宋徽宗赵 佶为什么在未来的岁月里整个变了一个人？与登极之初的他比较，怎么会变得让人根本就无法辨认？这实在是一个相当令人困惑的问题。
470年以后，一位大明天子万历皇帝也曾经发生过类似的变化。但是，万历皇帝的变化有明显的踪迹可以追寻。当时的首辅 张居正死后，万历皇帝突然发现，自己一向崇敬甚至敬畏的“师相”张居正，原来过着两面人的生活：在公众面前和私下里、当面所说的和背后所做的二者之间，有 着巨大的差距。于是，这位性格相当单纯、而且也还算富有才华的皇帝大受刺激，导致他由一个好学上进的青年，一步步变成中国历史上最糟糕的荒怠加贪婪的帝王 之一。
徽宗的猛然转身，也许无法解释，但万历呢，如果是看到一个外在的、从小影响到大的导师的黑暗面，就彻底改变了自己的行事原则、世界观和人生观，这万万不能认为是一种正常的人生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