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限度过劳损害社会利益

言咏/文 一个年轻女孩的猝死演变成一个公共话题，因为她是互联网大厂的一名员工，死于加班之后的夜晚。她的不幸引起广泛共情。她是我们的缩影，她是社会的缩影，她是时代的缩影。

对互联网企业超负荷KPI以及996的争议是个老话题。其实这不是互联网圈所特有，不同行业不同公司或多或少都裹挟着它们的员工，为生存和发展加速奔跑。前不久曝光出一家公司给员工配备带监测功能的智能坐垫，收集的数据让人力部门对员工何时不在工位一目了然。我还听过一个真实的故事：两家合作公司周末开会商讨方案，一位女员工讲着讲着晕倒了，同事把她抬到沙发上，打了120。会议并没有中断，这一边，女员工在同事陪护下等待医生，那一边，换一个同事上去接着讲方案。这就是我们身处的现实，飞奔是常态，过劳是常态。

仅仅指责资方对劳动力的压榨过于简单化，很多时候，劳资双方既是矛盾体又是共同体，并不全然对立。对于公司而言，付出了人力成本，希望获取最大收益，这是顺其逐利天性的，更何况在残酷竞争中不拼就死。对于个体而言，很多人在选择接受offer时，就默认了超负荷工作状态。可以说，高薪、期权、职业发展等因素让他们在权衡之后愿意让渡部分休息权。

但这并不意味着，快马扬鞭可以没有底线。超限度的过劳，损害的是人的身心健康，汇聚在一起则是国民身心健康。企业当然不能让人力资源极尽所用到如此程度。这是企业当有的社会责任。当突破了某个界限后，即便企业在盈利，社会已经亏钱了，因为企业把其部分成本转嫁给了社会，比如社保、医疗、国民健康等。作为理性个体，即便最初默许让渡部分休息权，也是有限度的，没有人愿意以健康甚至生命为代价。当企业的要求超过了员工承受度时，作为个体，他们有没有足够强大的力量与企业博弈？这是一个问题。很多人会说，可以辞职啊。但某种程度上辞职是无奈、无力的选择，对个体而言，过往付出都成为沉没成本。除了转身离开，还有没有其他方式可以保障个体的权利？

兜底的当然首先是法律，既超然于劳资双方之外，又具有强制性。在中国，《劳动法》里有相关条款，规定了延长工作时长的最高限度：每日不超过3小时，每月不超过36小时，保障每周至少休息一日。但现实问题是，法律的落实并不严格，基于GDP以及税收的因素，监管部门没有足够的动力去监管；企业也有很多擦边球可打，比如，企业不鼓励加班，甚至严格审批加班的需求，但给出的KPI让员工不延长工作时间又达不到，如果把工作带回家里熬夜做，算不算加班呢？如果通过微信、钉钉等即时沟通软件模糊公私边界，让工作无限度地侵入私人生活，算不算加班呢？《劳动法》规定，如果用人单位违法延长劳动者工作时间，将被劳动行政部门给予警告，责令改正，并可以处以罚款。但这个条款不痛不痒，尤其是对于资本雄厚的“大厂”来说，违法成本和利益相比，太低。

社会力量也可以形成一种制约力。不管是相关社会组织博弈的行动，还是社会舆的压力，公众意识的共识。如果说“以命换钱”过劳的生存状态是现实缩影的话，那么需要追问的是，为什么是这样？有多少人对这种扭曲的状态是漠然的，接受的？我们可以说“不”吗？我们真的是迫不得已必须被裹挟吗？一个或许可以类比的是例子是当下的教育。几乎所有人都认为教育装备竞赛的现状从价值观的角度是非正常的、弊大于利，但几乎所有人，从功利的角度又都选择参与其中，理由几乎一致：没办法，大家都这样，你不参与就落后了。但是，别忘了，每个人都是被现实生态裹挟，但每个人又都是现实生态的搭建者。很多扭曲的东西，当我们习惯了，默认了，就会成为常态，还被当作正常。

不简单地指责资方，并不意味着认同当下普遍的超限度过劳状态是正常的。相反，这是中国目前发展阶段中需要面对的重要问题，成因复杂，因而解题也无法一蹴而就，但我们无法回避。如果大部分人必须在超负荷运转下才能生存下来，那么这样的社会是紧绷的，也是易断裂的。长此以往，人们失去的是幸福感、是健康甚至创造力和生命力。这对于一个社会来说，是巨大的损失，对企业长远的未来来说，或许也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