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孙郁
鲁迅疏远胡适重要的原因，是在知识分子角色的理解上有很大不同。前者要远离利害，那结果是不与权力者合作。后者则认为，要建立民主、自由制度，空而论道殊为可笑，不妨加入政府或帮助政府做事，所谓“好政府主义”的主张就是这样来的。
鲁迅与胡适在中国大陆是很热的人物。可惜两人的遗产被划在不同营垒里，左派视鲁夫子为精神的先驱，自由主义则认为他们在沿着胡适之路寻找未来。这其实是单值思维之见。
鲁迅与胡适的关系，不像人们形容的那么可怕。细细分析，他们确有不少交叉的地方。了解了他们的相似处，才知道他们分道扬镳的原因。
在新文化运动初期，鲁迅与胡适的许多观点惊人地相似。比如对白话文的态度，对儒学的理解，对人道主义艺术的思考，都有逻辑的相似性。胡适的《尝试集》，鲁迅的《呐喊》《彷徨》，都是开创新风之作，且白话文的使用都颇为自如，与旧的士大夫的遗产颇为隔膜了。
在他们之后，文学与学术，都与晚清学人有了界限，剔去了陈腐的东西，融入了西洋的鲜活的思想。此后中国文学有了新的元素，新文学以不可阻挡之势前行着。就贡献而言，他们都是彪炳史册的人物。
鲁迅留学日本，读了尼采之书，且受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诸人影响，思想有两种对立的元素并存。
一是人道的思想，科学的理念。这些是讲究确切性、绝对性的。其立人的理念就在这个层面上建立起来的。但另一方面，尼采、克尔恺郭尔、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传统，使他的认识论带有了非确切性、反本质主义的色调。这主要反映在文学文本的深层结构中。
新文化运动初期，在与保守群落论战的时候，鲁迅与胡适站在一起，用的也是绝对化的话语方式。进化论、改革的思路，都是一种本质主义思想的外化。新文学的建立，没有这样的意识是不行的。在这方面，胡适的基本理论框架和理性模型，颇为完整，也最有特色。说他是领军人物，确实实至名归。
如果不是因为政治原因和复杂的社会环境，他们的差异可能只在审美的层面上。后来的情况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鲁迅与胡适渐行渐远，为文化群落的分裂各助其力，无意中改变了历史的地图。
众所周知，鲁迅是章太炎的学生，章门弟子，多有狂士之风。在学问上，有六朝的味道，方法上则延续了清人的朴学传统。就是说，在学理上求精求深之余，趣味上有反士大夫的痕迹。章太炎写文章，词语不同于常人，陌生化的表达里蕴含着反流行的思想。
他们多为文章家。文章家，旧式的以桐城派为主，把思维变窄了。章门弟子是反桐城派的，往往走险境，不想在旧路徘徊。或者说，文章之道在另一个层面上，没有重复以往的滥调。在审美上，喜欢李贺、李商隐一类的人物。
可是胡适中规中矩，他虽然也远离桐城旧气，但在气韵上除了一泓清水的陈述外，跌宕起伏之音寥寥，章门弟子就看不上他了，以为缺少味道。而学术又不同佛学、禅宗等等，私下有些讥语。门户的事情，和真理可能很远，我们且不说它。
看鲁迅和胡适在《新青年》《语丝》上发表的文章，格局与气象之别是明显的。一个不太正经，一个过于正经。《狂人日记》把时空颠倒成混沌无序之所，灰暗的背景里流出的却是最本真的东西。
而胡适的《婚姻大事》《差不多先生传》，系正面的透视，理性清晰得似线条，繁而不乱。前者像天外来客，系超人方有的文本；后者则是儒者之声，乃万变不离其宗的思想者的独白。
胡适作品背后有自己的启蒙理念。作为一个文化的审视者，他对审视者自身是不太怀疑的，因为觉得自己找到了人间的方向感。但鲁迅以为，自己是一个黑暗里的人，还没有看见未来之路。即便后来同情苏联，迷惘的意识照例挥之不去。
就是说，对待自己是苛刻的。他瞧不起那个时期的学者、作家，认为他们没有清算自己的污浊的精神余绪，把自我的有限性里包含的问题遮掩了。从欧美留学回来的人，多有这样的问题，鲁迅将那些人的绅士气与士大夫气的东西是同样对待的。
《新青年》同人对彼此的审美差异还是能够理解、包容的。但他们后来的分歧与政治因素的出现有关。鲁迅疏远胡适重要的原因，是在知识分子角色的理解上有很大不同。
前者要远离利害，那结果是不与权力者合作。后者则认为，要建立民主、自由制度，空而论道殊为可笑，不妨加入政府或帮助政府做事，所谓“好政府主义”的主张就是这样来的。
鲁迅讥笑胡适与政府的暧昧关系，自有其道理。但社会进化也少不了胡适这类人。好在胡适还能进退自由，基本保持了人格的独立。在这个意义上说，他们只是择术不同罢了。
胡适对自己的学术要求和做人要求都很高，不仅有西方的标准，清代乾嘉学派的套路也有。许多人以现代孔夫子来喻之，多少有一点道理。
我们在他文本里感受到儒家中正之道，趣味里是古中国最为核心的东西。鲁迅面对己身则有拷问的意味，不断审视内心，并渴望旧我的消失。他认为自己有两种东西是不好的：一是旧文人气，士大夫的遗风残存在躯体里。这弊端在于留恋某些自我的东西，易出现以我为中心的自欺；二是受西方个人主义影响，黑暗的体验无法排除。他很想消除这些痼疾，却不得其法，于是有大的悲凉袭来，有挥之不去的苦楚。
所以，与其说他面对的是社会问题，不如说是在直视自己的问题。胡适没有这种自虐式的审视，心绪易在理性的安慰里平复。鲁迅对己严，无意中对人易见苛刻，他对胡适不改其道的怡然自乐，有误读也有中肯的评价。怡然自乐，就可能自恋，因此鲁迅对于胡适记日记的卖弄、做学术领袖的专心致志都不以为然。
胡适大胆的怀疑，小心的求证，乃科学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鲁迅作《中国小说史略》，未尝不是如此。
但鲁迅神往的是精神的自我历险，希望在不规则之旅中抵达精神的高地。这就与陀思妥耶夫斯基、克尔恺郭尔相遇了。这个存在哲学的话题，胡适几乎一无所知，或者说不感兴趣。
在作家中，胡适喜欢白居易、易卜生、托尔斯泰，因为这些人是确切性的、一看即明的存在，世界也在一个能够掌控的图式里。
与之相反，鲁迅认为人的精神有无限种可能，那些看似不存在的思想与精神隐含，恰恰可能左右这个世界。隐去的幽微的存在，只能以超逻辑的思维捕捉，否则将擦肩而过。鲁迅善于以不正经的方式嘲笑、揶揄自己和别人，胡适自然也成了其笔下的对象。
还有一个因素不能不提。晚年的鲁迅思想靠近苏俄，胡适则一直在美国文明中游动。前者在俄苏文化里浸泡，观点自然偏左。后者以美国为师，避免社会暴力冲动，无法与鲁迅为伍则是自然之事。
20世纪30年代后，左翼的旗手乃鲁迅，自由主义的代表是胡适。他们所思所想，各有自己的道理，其实也暗示着这样一种可能：中国的道路，是有不同的路向的。后来的历史显示，20世纪大多时段，中国在模仿苏俄的路；而80年代后，美国的元素增多。
现在的中国，看不到俄文，流行的是纽约的色彩和好莱坞的声音。而学术上，美国大学的精神基本把俄国大学理念替代了。
俄罗斯文学是宗教深处流出的声音，本身有斯拉夫文化的痛感之音，明暗飘忽不定里，有坚韧的东西。那些最美的诗文差不多都是在嘈杂、血色里喷射出来的。
中国的社会环境与俄国某些地方很像，压抑、单调、毁灭之意多多，只有穿越其间者，方有亮光的闪动。鲁迅是这样的穿越者，自己遍体鳞伤，样子是斗士型的，不免有地狱里的鬼气。
胡适乃美国现代实验主义的信徒，希望在清晰的地图里，规划前行的路。他在对西方思想的译介过程中，保持的是儒者的安宁与朴素，是一个远远观照病态社会的清醒的审视者。
他拒绝血腥、呐喊，把美国制度作为楷模，以理性之思处理文化难题与社会难题，这在那时候的中国不是能够人人理解的，而操作起来之难也可想而知。
在今天的中国有一个有趣的现象：学术界自由思想者的许多研究理路是从美国来的，而自由精神浓厚的作家喜欢的依然是陀思妥耶夫斯基、茨维塔耶娃、曼德尔斯塔姆、索尔仁尼琴、纳博科夫。
这可以证明历史母题的延续性。在摄取域外文化的历程里，俄国的魅力不减。他们的忧伤、绝望而带着期待的目光，依然可以点燃困苦里挣扎的人们。一个非常态的社会，是不能够以美国的理性之尺简单测量的。
乱世与嘈杂之世，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经验便更为有效。我们在当代阎连科、余华的小说里，感受到的一个事实是，在思想上欣赏美国式民主的两位作家，他们的表达却难以摆脱陀思妥耶夫斯基魔影的纠缠，往往在俄罗斯的忧患无序的时空中思考。同时，他们也成了鲁迅思想的继承者。
我觉得胡适与鲁迅系文化生态的两翼，有点像托尔斯泰与陀思妥耶夫斯基之间的差异。胡适与托尔斯泰都在可视层面操作自己的选择，朗然于尘世之间，显示圣洁之思。鲁迅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系生命与存在的残酷审判者，在幽暗和污浊里荡起涟漪，以非确切性与相对性系着可怜的人间世。
当然，两国的作家是没有可比性，胡适自然也无托尔斯泰的伟岸与宏大，鲁迅亦无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无调式的跳跃和惊世的咏叹。但他们都丰富了文学与文明之路。我们现在谈现代文化的流脉，是不能把他们割裂开来的。
民国的文化生态其实很脆弱，民间的声音不大，台阁间的文化积累又多不足。鲁迅以在野的方式去培育文学，弄翻译，做出版，搞创作，在缝隙里觅出路来。胡适从大学的顶层设计做起，把影响辐射到政府和知识阶层。
在野，就需非正经的文章，思想在权力者之外，任意而谈，无所顾忌。胡适知道野性存在的重要，但更顾及江山社稷之业，遂以民间身份参政议政，在政治中不忘民间的价值。但因为不得不与蒋介石应酬，思路就难免有非民间的因素，闻人的表演自不能免。
他自己虽保持立场不变，但方式就与传统文人有了重叠的地方。外人未必看到苦衷，遭到鲁迅的讽刺是必然的。
鲁迅在破中立，胡适在立中破。鲁迅悲苦、怨毒，峻急里有寒光闪闪；胡适在曲中有直，以改良的方式温和地告别旧路。前者选择的结果是革命，而后者的归宿乃改良、劝善。革命要大的磨难，历辛苦，受摧残，得烦恼；改良则是苦口婆心，屈尊俯首，如履薄冰。
这都是大难之事。做不到这两点的如周作人，不幸落水，成了民族罪人；钱玄同、刘半农只能在象牙塔里无声地叹息。不过鲁迅所理解的革命与胡适不同，非斯大林主义者也。而胡适的改良被鲁迅视为奴性之举，其实也未必搔到痒处。他们的不同，自己不能说清，我们这些后人要在理解的同时，替他们找到内在的原因。
所以，我觉得鲁迅与胡适，在危难的时代，各自担当起民族重任，实乃良知的两种表现。我们现在纪念五四的前辈，对此不能不重新审视，将之看成现代文化的一种共振。在共振里，中心地带是宁静者的时候居多，而边缘之所则有撕裂式的痉挛，有久久的回音。现代文化如果没有这两类人，我们的文学与学术将多么单调。
当代研究鲁迅、胡适的人，彼此不太接触，隔膜的地方导致了双方的对立。其实，把他们割裂起来，就简化了存在的丰富性。
五四那代人，他们焦虑地去思考解决着人的解放的问题，肯于牺牲自我。他们既整理国故，又译介域外作品。在古老的文化遗风中拓出新地，终于让现代性的艺术破土而出，实在是功德无量的事情。问题在于那路途如何去走。
鲁迅选择了战士的路，胡适则在保持人格独立的基础上，做政府的诤友。这两个选择，其实都很难，都要做常人难忍之事。鲁迅冒风险而解救他人于苦海，自己则孤苦无援。
胡适以学问的姿态和良知的表达，规劝蒋氏王朝改邪归正，自己则成了不受欢迎的异己者。他们的气量与胸怀，今人不易做到。研究他们的人，不学其人生境界，囿于恩怨、仇爱，与两位先贤比，我们的许多学者，境界不如他们不说，就智慧的走向而言，也没有他们的广博与深邃。
我个人觉得，我们今天面对鲁迅与胡适，应得其文学、学术的真髓而用之。我曾经引用高远东的话说，鲁迅是药，胡适是饭。这些都是不可或缺的。诊病者的话有苦味，但句句切中要害，不能不听。百姓要生存，寻常米饭更是须臾不能离开。
可惜，在战乱的时代，这两种人对话的可能性被战火、死亡所阻，鲁迅、胡适的传统成了对立的存在。我们这些后人，今天瞭望他们，尘雾已经消散，矗立在我们面前的是他们的整体性的时代精神版图。这成了我们民族记忆紧密相关的遗存。
许多年前我说过，在我们精神的地理上，既要有高山，也应有湖泊。有大漠惊沙，亦要有无际的绿洲。这些都是生态的一部分。今天，我依然这样看，丝毫没有什么变化。自然，他们的遗产也有诸多暗点和瑕疵，我们可能会挑出无数遗憾的所在。
可是总体而言，这两位思想者与先驱者，为我们奠定了现代文明的基石，许多基本文化元素都刻在他们的文本里。我们现在考虑中国问题，有时就不得不回到他们的原点上去，面对鲁迅、胡适所面临的问题。
这是我们的悲哀，也是我们的荣幸。在苦苦的跋涉里，有他们陪伴，我们不再孤独。
作者 | 孙郁（作家、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
来源 | 《语之可03：也无风雨也无晴》
胡适与鲁迅为什么有矛盾？
本文来自网络 原作者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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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是在现代文化史上有重大贡献的人物，同时也是开创性的人物。他是白话文运动的先锋，他的“易卜生主义”影响很大。在“五四”时期，鲁迅与胡适是同一营垒中的人。
大革命失败后，鲁迅对国民党的专制与屠杀给予激烈的批判，而胡适也对国民党钳制舆论、扼杀思想自由提出公开声讨，在这方面他们都是五四的传人。晚年的鲁迅倾向左翼，卷入左联的活动，胡适与国民党的关系更是千丝万缕，但他们都没有加入政党。
从思想气质上说，两人十分不同。 在学术上，胡适引入规范，告诉大家现代学术要按照什么方式和方法做，影响深远。鲁迅的学术研究充满洞见，但他更强调的是不断打破规范，总是怀疑这些极易体制化的知识具有压迫性。胡适是典型的现代化派，相信历史的进步，文章平易流畅，气质上是乐观的。
鲁迅与胡适一样对传统展开批评，但没有胡适的那种乐观气息和十分的自信。 原因大致有两点，一个是他在反对传统的时候，总是觉得自己的灵魂里也中了传统的毒，想要摆脱而不能，所以他的文化批评和文明批评的矛头所向也对着自己，只是别人不大察觉而已。鲁迅对传统的批评中有一种胡适所没有的切肤之痛。
另一个是他虽然以进化论的观念批判传统，但并不认为现代的国家比过去的国家更开明。大约是在1907年，鲁迅以西方为例说，君主专制打破了宗教专制，法国大革命打破了君主专制，倡导民主自由，实行多数统治，一人专制尚有反抗的余地，多数专制很可能比独夫专制还要恐怖。他赞成革命，赞成立宪制，但是他对这些所谓的“现代”从来不迷信。1929年，他对冯雪峰说，我也不要去你们未来的黄金世界，因为那里还会有将叛徒处刑的吧。他是在左翼对他的围剿中、也是在他对左翼的反抗中成为一个真正的左翼的。
1908年，鲁迅写了篇文章叫《破恶声论》。在这篇文章中，他说现在有两种“恶声”，一种说你现在要成为“世界人”，用现在的话说，都全球化了，还谈什么文化、民族或者其他的东西？另一种说你现在要成为“国民”，因为现在这个时代正是民族主义的时代。鲁迅说这两者都是“恶声”，因为这些说法中没有人的自觉、没有人自身的独特性，无非是鹦鹉学舌而已。他说这是“万喙同鸣”，用他晚年的一篇文章的题目就是“无声的中国”。“无声”不是没有声音，而是吵吵嚷嚷，都说差不多的、自以为绝对正确的话。这篇文章中有一个特别好的命题，叫做“伪士当去，迷信可存”，他说这是当务之急。“伪士”就是那些每天抱着自以为进步或先进的观念的人，办洋务、搞改良、谈民主、论立宪、搞共和，左的流行他就左，右的流行他便右，全球化来了他就成了“世界人”，在民族主义潮流中他成了“国民”。这些人是发不出自己声音的“伪士”。
他为什么又说“迷信可存”呢？迷信首先你要信，你不信不会迷，这里有一种对“真实感”的追求。没有这种真实感，一切都是虚无的。
鲁迅批评名教，反对传统，但他竟然对“迷信”有这样的理解，他对“鬼”的世界有着隐秘的迷恋。这些在胡适这样的典型的启蒙人物、现代化的倡导者身上大概是不会发生的。
我对“胡适还是鲁迅”的问题没有多少兴趣，因为这种二元对比本身多是将历史简化为一种单一立场和态度的产物。其实，他们还不如直截了当地问：到底是改良好，还是革命好？到底是站在左边，还是站在右边？
胡适是一个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一个现代化派，比较倾向于从国家的立场或智识阶级的立场来看这个社会，一点一滴地进步就好了。鲁迅有一种很深的“从下面”看问题的视角，他对阶级问题的兴趣大概与这种视角有很大的关系。
大家都知道胡适是一个相信一点一滴改变的改良主义者。鲁迅也赞成改良，但绝不排斥革命，也不排斥暴力革命。北伐的时候，鲁迅给许广平写信说，改革最快的还是“火与剑”，还说孙文所以不能成功，是因为他没有“党军”。但鲁迅所说的革命是一种真正的社会改造，而不是假借革命的名义的屠杀，先是老人杀青年，而后是青年也开始杀青年。他期待通过这样一种革命消灭各种压迫形式，但对此却从来没有奢望。他说的革命不是一场革命，而是“永远革命”。一个革命者必须是“永远失败的革命者”，因为那些叫嚷着革命成功的人很快就会蜕化为新的统治秩序的守护人。
从80年代后期开始，尤其是90年代，整个社会思潮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告别革命”这个命题有道理，今天不再存在产生20世纪革命的那种社会条件了。但“告别革命”的命题在许多人那里其实是一个“否定革命”的口号，除了否定全部的左翼传统之外，他们没有对革命得以产生的历史条件和思想前提给予认真的分析。以这样的方式肯定胡适，贬低鲁迅，其历史观上的肤浅是不可避免的。
鲁迅为什么跟胡适闹翻？
鲁迅与胡适的分道扬镳始于1925年。那时鲁迅开始由官场退向民间,而胡适则由书斋走向议政之路种对立的选择，构成了两人性格中的闪亮之点——一个充当了社会与政府的批评者，另一位成了现存政权的诤友。
但鲁迅的走向民间其实是站在了弱者的立场发言，他本身对世俗社会的厌恶，并不亚于对官场的冷视。同样的，胡适与现政权——无论是段祺瑞政府还是蒋介石集团，亦保留着相当大的独立性。他们似乎都感到主奴的关系，最容易在这两个团体中生成。鲁迅后来在“左联”中承受的压迫感，以及胡适在台湾受到右翼文人的攻击，其内心的焦虑与苦痛，从其文字中，多少可以感受到。
被淹没于自愿所选择的队伍里，且在那里挣扎着，苦求着，这正是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写真。我们从后来的学人、作家的目录(如巴金、季羡林、韦君宜等)，多少可体味到同样的主题。抵抗奴役而终被奴役，是近代以来的历史无奈。
参考资料：http://www.white-collar.net/wx_hsz/luxun/plzl/lx_22.htm
鲁迅为什么骂胡适？
原文网址：https://wenwen.sogou.com/z/q507782122.htm?ch=fromnewwenwen.pc
胡适与鲁迅的交往，始于1918年，他们同在北大，从相识到友好，是朋友。倡导新文化的过程中，他们很有共同语言，特别是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反对旧道德旧礼教，提倡科学与民主。他们密切配合，互相呼应。有时胡适首先发难，鲁迅紧紧跟上，有时两人同时从不同的角度和侧面，对某一问题作深入的论述。
从三十年代初，开始不时在文章中挖苦、漫骂胡适，以“正人君子”之名影射胡，极尽苛薄。例如，1931年鲁迅在《知难行难》一文中写道：“中国向来的老例，做皇帝做牢靠和做倒霉的时候，总要和文人学士扳一下子相好。做牢靠的时候是“偃武修文”，粉饰粉饰；做倒霉的时候是又以为他们真有“治国平天下”的大道……当“宣统皇帝”逊位逊到坐得无聊的时候，我们的胡适之博士曾经尽过这样的任务。见过以后，也奇怪，人们不知怎的先向；他们怎样的称呼，博士曰：“他叫我先生，我叫他皇上。”
关于清朝末代皇帝溥仪召见胡适是1922年5月的一个趣闻，溥仪宫里刚安电话，打着玩，打到胡适家召见胡适。胡适在1922年7月发表了《宣统与胡适》一文。其中说：“阳历5月17日清室宣统皇帝打电话来邀我进宫去谈谈。当时约定了5月30日（阴历端午前一日）去看他。30日上午，他派了一个太监来我家中接我。我们从神武门进宫，在养心殿见着清帝，我对他行了鞠躬礼，他请我坐，我就坐了……他称我‘先生’，我称他‘皇上’。我们谈的大概都是文学的事……他说他很赞成白话，他做旧诗，近来也试试作新诗。”溥仪要见见胡适，胡适就去了。今天看来，这算不得什么了不起的大事儿。而当时，却沸沸扬扬，议论纷纷，有的说“胡适要做帝师”。
害得胡后来解释说：“这位17岁的少年，处的境地很寂寞的，很可怜的！他在寂寞中，想寻找一个比较也可称得是一个少年人来谈谈，这也是人情上很平常的事，不料中国人脑筋里的帝王思想，还没有洗刷干净，所以这样本来很有人情味口的事，到了新闻记者的笔下，便成了一条怪异的新闻了。”没想到这些无聊的无稽之谈，成为鲁迅攻击胡的借口。
在鲁迅笔下，胡适整一个“叭儿狗”形象！1933年3月22日，据《申报·北平通讯》报道，胡适说：“（日本）只有一个方法可以征服中国，即悬崖勒马，彻底停止侵略中国，反过来征服中国民族的心。”
在不知报道的真假和不查这话在什么场合所说的情况下，鲁迅立即在《算账》、《关于中国的两三件事》等文章中臭骂胡适。他在用“何家干”笔名发表的《出卖灵魂的秘诀》中，用上了这样的语言：“胡适博士不愧为日本帝国主义的军师。但是，从中国小百姓方面说来，这却是出卖灵魂的唯一秘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