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封建历史上有个奇特的规律：那些在政权生死存亡之际，挺身而出、挽狂澜于既倒的能臣，大多没什么好下场，比如北宋的寇准、明朝的于谦。
以寇准为例，当辽国挟连胜之威大举压上、宋朝主降派鼓动南迁之际，他力排众议、说服宋真宗御驾亲征，以顽强的斗志、正确的战术扭转了局面，为其后的百年安定奠定了基础。如果没有寇准，北宋变成南宋的一幕，也需要提早百年上演。
然而这样的国之栋梁，随后却被一贬再贬，最终凄凉的死在蛮荒之地。好在这是关照文官的宋朝，换作其它朝代，寇准也许早就人头落地了。
那么，寇准之所以落得如此田地，是跟于谦一样纯属被人迫害吗？并不是，有句恶俗但无比贴切的名言可以解释寇准此番遭遇的原因：性格决定命运。
“北宋没血性”，这话不完全正确，在初期，为了改变王朝的天生战略劣势，赵氏皇帝多次尝试夺回幽云十六州，只可惜力有不逮。
公元979年，宋太宗赵光义平定北汉后，急于完成一统中原的大业，未经休整就立即转兵攻辽，试图攻敌不备、一举夺下地位关键的幽州（即辽国的南京）。
宋军初期进展顺利，多个敌方守将投降；但随后辽景宗派精骑反击，宋军三面受敌、全线溃退，死者万余人，宋太宗乘驴车狼狈逃窜。
此战标志着长期以来宋军高歌猛进的势头被终结。但宋朝并没有就此善罢甘休。公元982年，辽景宗驾崩，宋太宗计划趁着辽圣宗年幼、局面不稳的机会，再次对幽州发起冲击，但不曾想却败给了一个女人：辽国萧太后带着圣宗亲自督战，在岐沟关（河北省涿州）大败宋军，随后更是发动全线反击，败潘美、擒杨业，夺下了蔚州、寰州等地。
此役北宋血亏，不仅未能夺下寸地，反而丢地、花钱、又输人，损兵折将不说，五代十国以来中原军队的气势也就此一落千丈，北方边境的战争主动权彻底交给了契丹人。
自此之后，宋军精锐尽失、士气低落，北宋朝廷恐辽情绪严重，辽国则趁机持续随转守为攻。
公元986年，辽军南下，耶律休哥进攻瀛州，宋军在君子馆大败、死伤数万；接下来的三年里，辽军乘胜高歌猛进，不仅拿下深州、祁州、涿州、祁州，甚至逐渐深入到青、淄、齐、潍等十多个州。契丹骑兵所过之处，北宋百姓被杀、财富被掠、房屋被毁，北方地区苦不堪言。
到了公元1004年，辽国萧太后更是带着辽圣宗御驾亲征，他们率兵20万，这架势显然是试图彻底击垮宋朝、问鼎中原。
但此时北宋朝廷主政的是名相寇准。与后世两宋宰相偏文弱的风格不同，他显得有些“非主流”：不仅具备较高军事素质，而且胆色、战略眼光都极为优秀。面对前些年辽国在战场上的高歌猛进，寇准敏锐的判断出，对方的野心一定会被刺激，从而会采取更加激进的军事行动，因此他早就探得先机，请求“练师命将，简骁锐据要害以备之”，各方面做好了戒备工作。
因此，当辽国大举进攻时，与朝野上下人心惶惶的情形不同，对此早有准备的寇准显得镇定自若，边境的告急文书一天五封，他却“饮笑自如”，宛如定海神针。
果不其然，初期多头并进的辽国大军，并没达成预想中“摧枯拉朽、所到即破”的战果，反而在进攻威虏军、顺安军、北平寨、定州、瀛州的过程中屡屡受挫。但随后他们在打下祁州后合兵一处，集结力量全力南攻，顺利杀到澶州（今河南濮阳），对这一中原重镇实施三面包围。
而当“契丹围瀛州，直犯贝、魏”的消息传到开封时，北宋朝野“中外震骇”，那些投降派们纷纷进言，要么主张像当初的司马氏那样南迁金陵，要么建议学习李隆基西幸巴蜀；众说纷纭，宋真宗也迷惑不定、犹豫不决，最后只好请教寇准。
寇准早已对当前的局势进行了分析，他认为，敌人大军远道而来，不可能一直保持强势；而宋军虽形势不利，但面对大敌斗志顽强，若“坚守以老其师”，胜算颇高；相反，如果朝廷仓皇南逃，朝野则将人心崩溃，敌人乘势深入，大宋半壁江山不保。
最终，宋真宗被的决心被调动，率领朝中文武御驾北上。不过在抵近澶渊时，众人惧怕契丹的强盛气势，主张隔着黄河给宋军鼓劲，宋真宗本人也几乎掉了链子。但在寇准、高琼的坚持下，宋真宗不得已渡河，并且登上澶州北城门楼督战。
眼见皇帝亲临前线，宋军士气大振、契丹人则猝不及防：“远近望见御盖，踊跃欢呼，声闻数十里。契丹相视惊愕，不能成列”，集中在澶州附近的大宋军民多达几十万，胜利的天平逐渐向北宋一方倾斜。
随后，寇准获得了前线军事指挥权，他“承制专决、号令明肃”，士卒喜悦，宋军愈战愈勇，没多久射死了辽军大将萧挞览，辽军士气遭受重挫，失去亲人的萧太后等人则痛哭不已、“辍朝五日”。
没多久，进退维谷、前后受敌的契丹人主动求和；虽然寇准希望扩大战果，进而胁迫辽国退还幽州，但宋真宗本人急于求和，双方达成了“澶渊之盟”，从此进入了长达约百年的和平时期。
寇准在这次军事危机中的作用，与明代北京保卫战中的于谦颇有几分相似。两者都是在形势危急、投降言论尘嚣其上的环境下，力排众议主张强硬对敌，最终扭转了局面。
但和于谦不同的是，澶渊之战还未结束，寇准已经招来了统治者的怀疑。
宋真宗之所以在占净优势的情况下急于和辽国议和，所谓的厌战只是部分原因，朝廷中盛传寇准要拥兵自重，这才击中了帝王内心中最敏感的点。而面对“准幸兵以自取重”的谣言，寇准也无法坚持，只好顺从了宋真宗的意见，但即使如此，他还是经过自己的争取，大幅降低了北宋的议和成本。
澶州保卫战，北宋虽没能战胜辽国，但也一举扭转了前期的被动挨打局面。“河北罢兵，准之力也”，寇准作为头号功臣，此时也达到了个人事业的巅峰期。
但人性中有一项根深蒂固的缺陷：在危难时，我们欢迎、渴求英雄；但危机一过，人们立马会忘记对方的功劳，执着于嫉妒乃至仇视对方的成功与声望。这就是“大名不可久荷，大功不可久任，大权不可久执，大威不可久居”的背后逻辑。
这也是一些能臣在立下不世功勋后刻意收敛、甚至急流勇退的内在考虑，比如再造大唐的郭子仪。但大部分人最终都在各方的猜忌乃至排挤下难以善终，人性丑恶固然是主要原因，当事者本人实际上也有一定的责任，比如寇准。
寇准性格强硬，原本就看不惯官场的那一套，他平日里就“用人不以次，同列颇不悦”，即：提拔官员不遵循先来后到规则，而是根据自己的判断/喜好来大刀阔斧提拔后进，已经引起了大家的强烈不满。
而在战后，被视为英雄的寇准声望日隆，宋真宗表面上对他也是感恩戴德、越发委以重任；但寇准并没有意识到潜在的危险，他甚至颇为得意“准颇自矜澶渊之功”，这就让他的政敌抓到了攻击点。
比如王钦若就以“澶渊之举是城下之盟”为由，将这一战略成功描绘成耻辱；而寇准将其视为个人的功绩，等于是以牺牲皇帝、朝廷的尊严为代价孤注一掷，替自己脸上贴金。于是宋真宗“顾准浸衰”，下一年就免掉了寇准的相位，降职为刑部尚书。此时这些人也许完全忘了，当初如果没有寇准，契丹人不可能低头和谈；更何况，澶渊之盟可是在他们自己的坚持下达成的。
除了功劳被人嫉妒外，局势稳定下来后，寇准的性格缺陷也逐渐暴露，无形中让那些身怀不忿的同僚找到了攻击点。比如他疾恶如仇，对寻常人而言这也许是个优点，但在关系错综复杂、利益纠葛不清的官场中，这种性格不仅不利于解决现实问题，反而会培植更多的敌人。
加上他气量狭小、过分专权、争强好胜，逐渐沦为了众矢之的。比如，他曾因与张逊互相弹劾以致罢官邓州；他曾在被罢相后官复原职，但其后因无谓的小事得罪了丁谓，陷入了对方处心积虑的阴谋中，最终再度被贬、逐出京城。
宋真宗本人其实也长期不肯任命寇准为相，理由是“患其刚直难独任”。客观而言，这一担心并非没有道理，宰辅之职至关重要，个人能否办事是一方面，能否处理各方面的关系、调动各方的积极性才更关键。寇准确实有才，但他的性格并不适合担任宰相，甚至待在朝廷中枢也极为困难。这就是残酷的现实。
后来丁谓大权在握，对寇准丁一贬再贬。曾经力挽狂澜、解决大宋的功臣就这样难得善终。这本质上是封建政治特性的悲剧，固然有政敌、小人排挤的原因，也有宋真宗本人的考虑，毕竟皇权向来忌惮相权，更何况这位皇帝天性犹豫多疑。而在这种复杂局面下，寇准本人的性格缺陷，更是将自己推向了不利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