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大嫣儿妈咪【原创】
新年第一天，去了电影院。
看了《你好，李焕英》。
没悬念，没出息，没底线，口罩全哭湿了。
新年第二天，因为这部电影，开始如饥似渴地阅读牛年第一本书，有斐阁出版的《ジェンダー論を掴む》（抓住gender论）。
因为，我想要知道，为什么自己会被贾玲的这部封“神”之作感动，这个催泪弹般的电影究竟动了我们哪根隐藏的神经。
1.我们都是被规定出来的
张小斐饰演的年轻时的李焕英，和我妈妈好像啊，瘦瘦的，笑起来暖暖的。当然，我还记得我的妈妈一笑，有两个酒窝。
我的妈妈可美了。
从我记事起，她就是我的妈妈。
正如贾玲所说，“妈妈”对于我们孩子而言，她们的自我认同里是妈妈，但其实对于她们的个体而言，正确地来讲，她们最应该是她们自己。
因此，才有了这部电影《你好，李焕英》，而不是《HI，MOM》。
人类语言在最初时期将“性别”的下位词语简单而粗暴地分成“男性”和“女性”，但是事实却并不是非“男”即“女”。
随着时代和科技的进步，我们知道“性别”的多样以及每个人对自我“性别认同”的组合也是千变万化的。
但是，不可否认，我们的生活因为语言的分类和惯性认识的简单粗暴，在一部分社会运转的场合中，确实显得有点方便。
同理，“妈妈”，这个角色，又在“女性”这个单词的下位语分类中，被规定出了巨大的意义。
如同“在孩提时代，商场里售卖的男孩衣服是蓝色的，女孩儿衣服是粉色的一样”，“妈妈”这个角色也在规定中告诉我们一个常识，她应该是牺牲的、伟大的、温柔的、爱我的，甚至是电影里反映出来的那种轻微却无法抵挡的意象，妈妈是为“我”缝缝补补，绣出可爱的小动物的治愈“我”的人。
可是，掐指一算，我们闯入现代文明的分工协作其实都还没有100年，贾玲创作视角下的“妈妈”形象，不过是现代文明教会我们这两三代人的一种对性别中的“女性”的“妈妈”这个单词中的“应然像”的规定而已。
所以，妈妈，不仅仅是“妈妈”，只是在面对“孩子”时，她们的“自我认同”被开启成“现代文明视角下”的“妈妈”而已。
2.1981年的李焕英
如果说“性别”是社会的·文化的属性，那么随着社会和文化的发展，Gender视角里的女性在社会中的作用也必然是不断发展变化的。
电影里，贾玲穿越回1981年，给我们展示出的是，那个时间那个地点围度里的李焕英和她周围的女性们在社会上是怎样的。
在教育上，大多数人应该没有读过太多的书。印象深刻的是，优越地位的男性“沈光林”都开始唱《万里长城永不倒》了，而那个飙一口东北话的俄罗斯大妞“老毛子”却还在为吃什么发愁。
教育格差从来都不仅仅是一个时代的问题，而是每个时代，对女性都或多或少有问题。
在工作上，化工厂里的女孩们大多是以普通工人的面貌出现的，女性基本上是小小螺丝钉。所谓一定要去参加排球赛的“好事儿”也是女性要借助自己的性别优势，通过和地位优越的男性“相亲”为跳板，获得身份升级。
1981年的“琴姨”王琳为什么要持续和李焕英对立形成戏剧张力？因为她要达成目的，就需要让自己通过“女性”这个角色在各项比拼胜出，包括重头戏的排球赛。
在生活中，出场人物的女性们都全心全意地“饰演”好自己的“Gender角色”。
什么是“Gender角色”呢？
有着令人治愈的温暖微笑、红格裙子里温柔的李焕英、扎着两个小辫子端着饭碗傻傻地看电视的包姨、被鬼剃头不敢让人看到秃头的汉子式娇羞的演绎者“王云”、没买着电视喉咙嘶哑整天和李焕英比美比所有迎战到底的“琴姨”，这些女性人物的登场，让我们看到了1981年的“Gender角色”里的女性，她们有觉醒，全心全意地饰演着属于那个时代的女性元素，她们有血有肉，栩栩如生。
3.变化着的“女性”
贾玲回忆里的李焕英给了我们最扎心的反省的同时，我想这部电影这么好看，也是因为这两个对比强烈的女儿和妈妈的女性身份和角色的不同。
白色卫衣破洞牛仔裤的贾晓玲，代表了现在时点的女性意象。的确良衬衫素色裙的年轻李焕英，则代表了1981年的女性意象。
白色卫衣加破洞牛仔裤可以说是我们这个时代最普通不过的城市流行装扮了，它代表着表达中性、表达叛逆、甚至是通过破洞姿态的不同表达独树一帜的自由的代名词。
1981年的“的确良”放到现在，确实是时尚界的“含媚与娇羞”，的确靓啊，在李焕英的1981，和现时点的破洞牛仔裤有着异曲同工的效果。
只不过，对比来看1981年的女性们的穿着更多是保守和含蓄。
其次，贾晓玲的穿越，让我们看到了她用一个具有煽动力和组织力的形象，主导了“购买电视机”、“参加排球比赛”、“约会厂长儿子”等一系列大型事件，和那个时代的李焕英以及李焕英的朋友们对比起来，女性对社会生活的参与度、对自我进路的把控度、对自我感觉的明确度有着惊人的觉醒和进步。
所以，时代的发展也在不断地“变化着”女性。
4.“妈妈”这个概念
去年看《史记》，今年看《ジェンダーを掴む》。在不可思议的电影中，让我对这两本书的不同维度有了一个连接性的节点。
中国人讲究“礼”，西方人讲究“identity”。
中国人自古以来，通过礼仪将人和人之间的“羁绊”连接起来。比如，过年你问我好我也问你好，你给我压岁钱我也给你压岁钱，我们都有亲戚叫一大姨二大舅三大爷四大妈等等，我们通过各种形式的慰问和交流彼此确认存在和推进，即便不是马上，但是也会通过“礼”这种仪式确认社会行动规范。当然，“礼”最早只是源于祭祀流程，但是现在却发展至生活的各个角落，俗称“秩序美”。
而西方人一般则要通过“identity”来确认自己的存在，也就是对于“我”而言，别人对“我”的“identity”构筑起了什么作用，“我”的“identity”又如何对别人乃至社会产生影响。
“礼”更多地重视流程过程，“identity”更多地确认自我意识形态、那个“我”的感受。
那么，这跟《你好，李焕英》有什么关系呢？
妈妈和女儿，在中国的“礼”中的“羁绊”来说，是一种秩序关系，我们讲“百善孝为先”，这种文化形态下讲究的是赡养回报等概念。
因此，贾玲电影里的“想给妈妈找快乐”符合了中国传统文化习惯中的“以礼回报”的概念，而电影里两位身份地位不同的女性符合我们“审礼”视角下的社会文化惯性，弹动了隐藏在中国人DNA里的那根弦。
从西方研究中的“identity”来说，李焕英的妈妈角色是在对贾晓玲时完成的，贾晓玲让她构筑了“妈妈”这个属于女性的角色。进而，将这个角色展现给周遭的人，从而完成对社会影响的确认。粗浅地说，我觉得这是一个结果作用。从这一层面上，这部电影在结果呈现的交代上，也是成功的。
所以，电影里“妈妈”这个概念，在过程和结果的解读中，挺丰满。
5.女性之间的缘分
我妈妈将近六十了，我女儿要八岁了。
我想这是我为电影流泪缺一不可的条件。
过去的九年里，我体会了一个女性在自己的成长环境中为了和女儿共处如何做着改变，从而深刻地理解了我的妈妈作为女性如何为我做过哪些改变。
这是我能够共情于这部电影最直接的原因。
女性天然区别于男性，在社会生活中又因文化的惯性独特于男性。男女性别差异的区分尽管过于简单粗暴，但是当一个人被认为成女性，又在女性的分支下扮演着“妈妈”的角色时，我想“她”和社会分工以及和社会关系的葛藤又多了几分复杂。
我的妈妈是女性，我是女性；
我的女儿是女性，我作为妈妈是女性；
我想这种缘分让我们应该充分认识到我们应该能慢慢在一个深度的意识里理解对方，以达成“礼”的过程和“identity”构建的帮助，从而完成“社会性别”里我们想要实现的分工。
这种缘分不仅仅停留在感动里，更应该发展到进步和互助里。
最后，我想说，了解性别差异和女性，《ジェンダー論を掴む》是一本还不错的书。所谓女性，在这个社会中的作用是什么，在家庭、劳动、教育、政治、全球化当中扮演着怎样的角色。希望以后的两性研究中，能够为“妈妈”这个概念单独开辟钻研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