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劳动法规的抗压能力

提要：

金融危机就像一个大规模实验，让经济学家们得以研究在数十个实行不同劳动法规的国家中，哪些最能抗压，哪些不能。

当埃马纽埃尔•马克龙(Emmanuel Macron)最近在法国发起劳动力市场改革努力的时候，这位法国总统手里有一套非常宝贵的数据。

对劳动力市场经济学家来说，10年前开始的全球经济衰退就像是一个庞大的自然实验：数十个有着不同劳动法规的国家几乎同时受到几乎同样的冲击。这让经济学家们得以研究哪种类型的劳动力市场能够承受压力，哪些不能。

总部位于巴黎的发达国家俱乐部——经合组织(OECD)的劳动力市场经济学家安德烈亚•加内罗(Andrea Garnero)表示：“某些劳动力市场在危机前表现很好，但突然之间，他们差不多在一夜间受到这场危机的冲击，然后像纸牌屋一样倒下。”现在经济学家正从这场危机汲取新的教训，不仅关乎如何创造成功的劳动力市场，而且关乎应该如何定义“成功”。

他们的第一个结论是灵活性很重要。这一点非常正统：主流经济学家早就这么认为了。某些国家（尤其是南欧国家）在危机爆发后失业率升幅大得多，而回落的速度较慢。经合组织进行的分析显示，很多因素帮助解释了这种现象，包括冲击以及财政政策回应的规模和性质。

一、对正式工人的严格就业保护有弊端

然而，研究人员也得出结论称，“对正式工人的严格就业保护”使得雇主在复苏开始时不太愿意聘用长期员工，并促使他们聘用临时工人，从而加剧一个两级劳动力市场：核心级是受保护的核心工人，边缘级是工作不稳定的工人（往往较为年轻）。

二、集中或协同工资谈判也可以帮助劳动力市场更好地应对冲击

经合组织进一步得出的结论更令人意外。它发现，集中或协同工资谈判也可以帮助劳动力市场更好地应对冲击。实行协同谈判制度的国家缓解了失业率的上升，因为工会和雇主谈判削减工时，而不是裁员。在瑞典等国家，工时下降意味着工人收入减少，但在德国和日本等另外一些国家，工人们的收入得到特殊短期工作项目的补偿。

对政策制定者来说，这方面的教益更为微妙，因为社会谈判能否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工会和雇主能不能良好合作。

加内罗表示：“协同制度并不是在一夜之间就可以立法规定的：它是一种实践，它在很大程度上基于不成文的规则、历史发展以及社会伙伴之间的高度信任。”

在法国，马克龙正在谨慎推进：他的改革让雇主有更大的灵活性，可以在工作场所层面与工会或雇员达成一些特定的工作安排，但行业层面的集体谈判仍将很重要。

经合组织在集体谈判问题上的态度转变，反映了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的更广泛反思。

三、要更加关注不平等问题

民粹主义抬头——即使在失业率低的美国和英国也不例外——促使经济学家质疑他们此前是否过分关注就业数量，而对就业岗位的质量、包容性和公平性关注不够。

加内罗表示：“我们更加关注不平等问题，不仅是作为‘一项要付出的代价’，而且是作为可能使体系不可持续的一个问题。”

西班牙、葡萄牙和希腊等南欧国家在危机过后对劳动力市场进行了结构性改革，使其更加灵活，但代价是实际工资和生活水平遭受冲击。

ING银行的经济学家伯特•科林(Bert Colijn)表示：“这些措施，特别是在很难推行这类措施的危机时期出台的措施，可能在人们对全球化的感受上带来了更大问题。”

四、衡量劳动力市场成功的新指标

经合组织今年提出了一个衡量劳动力市场成功的新指标。它有9个单项指标：3个就业岗位数量指标、3个就业岗位质量指标，还有3个包容性指标。

新的排名似乎表明，不一定要在就业岗位的数量和质量之间进行取舍。冰岛、瑞典、挪威和丹麦的就业率很高，但在经合组织其他单项指标上的排名也很高。

今年10月，欧洲央行(ECB)行长马里奥•德拉吉(Mario Draghi)表示，“强调改革对经济增长的益处，还不足以让公众普遍接受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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