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明亮：我是一个庶民

     早兩個周，蔡明亮定下要來廣州辦展覽的時候，書店的朋友盡責地當了內應，早早通報給我風聲。我的答復不置可否，去或不去大抵隨緣。臨近講座日，有朋友說想去，便打聽了是否還有位置。刷臉每次都是人情債，但即使座位爆滿還是成功拿到兩個媒體席位。於是，今晚趕完稿子，幾乎是踩點進場。

     方所難得地啟用中心區大場地，跟上次劉慈欣來一樣的佈局。外圍稀稀落落站了一圈人，目光聚集處是淺黃色燈光定點的舞台中央。一張平常的椅子，一張平常的木桌，擺著他的新書。等人來。

     八點未到，一個光頭擠過外圍人群進入會場，後面是方所大佬毛繼鴻。啊，蔡明亮。我對同行的友人說。等他在舞台中間坐定，才看清他的打扮。頭頂算是光著，毛髮短短冒出一層，像g剛被割草機鏟過的青草地。深藍色棉質上衣，下面是同樣深色的長褲。腳底踩著一雙黑色人字拖，慢慢悠悠地翹起二郎腿，帶笑卻沉默。他舉著話筒，微微轉頭掃了一圈，一兩分鐘內沒吐出一個字。現場像在進行不知何時會結束的空鏡頭，沒人來喊卡。

     終究還是臺上這位導演自己打碎了沉默，第一句是“說什麼呢？”聲音是輕的，柔柔的尾音帶著台灣慣有的神氣。夢與回憶，和他的電影。他從3歲講起，說外公從廣州去了香港，再輾轉到馬來西亞。3歲開始，外公外婆便每天帶著他去看電影。七點檔歸外婆，牽著小小的他，走十幾分鐘就到戲院，回來再跟著外公去看九點檔。那是電影的黃金年代，港片在各家戲院輪流上檔，兩天一部新片，從不喘息。小小的蔡明亮眼中，那些門口高高燈火輝煌的戲院，像香火鼎盛的廟宇，每天好多人固定去朝拜。3歲到12歲，蔡明亮泡在光影里，成長為少年。

     當他到台灣念大學，台灣的電影消亡在一夕之間，巨星林青霞出走。他仍記得，曾在亞洲華人圈呼風喚雨的台灣電影極盛轉極衰，言情片拍爛了，武俠片拍俗了。當香港無線的電視劇《楚留香》開始播放，進電影院看台灣武俠片的人少了許多。沒生意，倒閉是鐵定的，台灣的電影院一家一家關門，最後淪為大型超商里娛樂項目的備選方案之一。蔡明亮家鄉林立的戲院也盡數關門，有些只留下空殼，裡面換成賣塑料水桶的店家。

      再後來，蔡明亮自己成了導演。一個浸淫在商業片中的人，選了完全不同的道路。他迷戀的是作者論，是將自己的人生跟感悟用影像表達，每部戲都是自己的孩子，是他手工的成果。他似乎是個匠人，堅持手作的电影，讲自己的人生感悟。灯光里他仰着脸，回忆自己拍摄《不散》时，就窝在一家将拆的戏院。他要求摄像师对着空无一人的戏院座位，拍一个三分钟的长镜头，35厘米的胶片不发一言地往前走着，四处寂静。那个长镜头最终拍了七分钟，因为他一直没有喊卡，直到胶片用完。他说看着几百个空座位，突然一张张脸从虚空中升起，有三岁的自己，外公外婆，朋友恋人，都坐在那里看电影。那一刻，他差点哭泣，终于明白不是影院离开了他们，而是他们离开了影院，抛弃了它。无言的长镜头，有五分钟被保留在《不散》里，另一导演说看时从头哭到尾，大概哭的高潮就在这五分钟空无。

      这条路子显然不适宜娱乐至死的时代，即便在威尼斯赢得三百个观众起立鼓掌，但在台湾连一家院线都不肯给他的电影一个档期。蔡明亮两万台币一天的价格租下百人席位的小影院，预售五天只卖出五张。他必须屈服于现实，抵抗时代的办法是亲自上街卖票。也许是西门町，也许是忠孝东路，这位导演揣着票，带着演员上街卖票。计量成果很简单，第一天他卖出300张，那就是三场。这样的行为，即使在那天的讲座依然出现。他从裤兜里掏出一沓展览票时，全场都笑了。

     我在舞台的左侧，看着这个在聚光灯中心的导演，觉得他的路走得既顺遂又心酸。顺遂是他自己说的，艺术片最难的是找投资，每次都票房滑铁卢，却还是一部一部接着拍。蔡明亮说他生平从来顺势而为，这话倒有点张无忌的意思，那些投到他怀里的资金不是天上掉的金馅饼，应该来自某些真正爱电影的人吧。心酸是每次怎么努力都只能卖出一万多张票。他似乎已经接受了这样的现实，提起自己二十多年前拍的电影在美国上映，调侃盗版商说怎么不发行二十年后第一次发行也可以啊。

    去听讲座的前几天，某个工作日早上，我刚睡醒，就有娱乐记者的朋友在微信上跟我讨论如今的电影市场。七月历来是国产片的黄金期，因为保护政策没有进口大片会上档。但占据今年七月的，尽数是惨不忍睹的烂片。郭敬明的抄袭大战跟电影宣传几乎在同步，但粉丝们显然是不理会的，于是微博上一水小时代4是业界良心啊哭惨啊。我跟那记者说想不明白这些人看电影的脑回路，即使把电影仅看成娱樂，也不該為爛片買單。

      圈錢的粉絲電影，誰都能來執掌導筒，趙薇開啟青春片時代，一波一波便湧上來賺輪快錢。陳凱歌也終於丢失了第五代導演的新衣，整個七月新片大概只有《大聖歸來》算是值得支持，但仍夠不到好片的門檻。我那位想當導演的朋友，希望你仍堅持初心，做手藝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