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3 贾谊与晁错

3.贾谊与晁错

汉兴之后，百废待兴。为了快速恢复生产，减税成了帝国选择的重要政策。

上于是约法省禁，轻田租，十五而税一，量吏禄，度官用，以赋于民。

汉高帝一方面下令减少支出，一方面将田租水平从过去的十一税一降低到十五税一，使生产快速回复。到了文帝时期，由于经济再度活跃，社会上奢靡之风开始抬头。此时的帝国，虽然经济上已早非建国初期可比，但经济底子毕竟还很薄弱，针对社会上的“背本趋末”之风，有识之士提出了自己的建议。贾谊就是其一。

贾谊可谓是汉初到武帝初年帝国臣工中最具才华的一个，其生平与本文关系不大，不在赘述。贾谊在给汉文帝的奏章中分析了帝国面临的各类潜在风险，主要是由于疆土广阔，而可能面临的内忧外患。

即不幸有方二三千里之旱，国胡以相恤？卒然边境有急，数十百万之众，国胡以馈之？

因灾害带来的粮食减产和外族入侵将给帝国的统治带来极大威胁。而要使得帝国可以“富安天下”，只有一个办法：

夫积贮者，天下之大命也。

换言之，只有财政实力提升了，物资储备丰富了，社会才能稳定。从历史经验上看，导致一个政权瓦解的原因有很多，但直接原因往往则是财政的崩坏。以汉帝国而言，如果饥荒或者外患十分严重，帝国的财力无法支撑赈灾和御寇，那么帝国的统治就要结束了。贾谊给汉文帝的上疏就是后世赫赫有名的《论积贮疏》。文帝还是重视贾谊的主张的，贾谊定策之后，另一位汉初的政治家对如何进行积贮上疏文帝，这个人就是晁错。

晁错在奏章中提出，帝国应负担起社会生产发展的责任来。

圣王在上而民不冻饥者，非能耕而食之，织而衣之也，为开其资财之道也。

一个“开”字说出了晁错的心里话：政府面对经济发展，不能听之任之，而应该有所作为。而帝国此时，“地有遗利，民有余力，生谷之土未尽垦，山泽之利未尽出也，游食之民未尽归农”，资源配置远未达到帕雷托最优，所以应当进行改革。改革的具体措施和目的是：

明主知其然也，故务民于农桑，薄赋敛，广畜积，以实仓廪，备水旱，故民可得而有也。

晁错还指出，当前帝国财税政策施行中存在一些问题。首先是民众的税负仍然处于较高水平。

今农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能耕者不过百亩，百亩之收不过百石。

虽然“税”的负担降低到了十五税一，但“赋”的负担仍然较重。加之人均耕地由于人口增长，比李悝时期还减少了，农民生活日益贫困。

其次是商人对农民的剥削。

有者半贾而卖，亡者取倍称之息，于是有卖田宅、鬻子孙以偿责者矣。而商贾大者积贮倍息，小者坐列贩卖，操其奇赢，日游都市，乘上之急，所卖必倍。故其男不耕耘，女不蚕织，衣必文采，食必梁肉；亡农夫之苦，有仟佰之得。因其富厚，交通王侯，为过吏势，以利相倾；千里游遨，冠盖相望，乘坚策肥，履丝曳缟。此商人所以兼并农人，农人所以流亡者也。

在高利贷者和商人的双重盘剥之下，农民生活贫困。而商人，特别是大商人，生活奢侈，给社会表现出不符合帝国长远利益的价值观。帝国素来对商人这种“末业”之人是歧视的，但如今

今法律贱商人，商人已富贵矣；尊农夫，农夫已贫贱矣。故俗之所贵，主之所贱也；吏之所卑，法之所尊也。上下相反，好恶乖迕，而欲国富法立，不可得也。

社会上的风气和帝国的提倡完全背离，久而久之，将动摇帝国统治的道德基础。

但晁错也没有对上述问题提出根本的解决之道。如今的帝国，外患有匈奴，内患有吴王，一着不慎则满盘皆输，高帝庶子出身的文帝，也将面临即位以来最大的政治危机。晁错提出了一项短视但对缓解帝国当下矛盾较为有利的政策：输粟拜爵。

输粟拜爵包括两部分：一是赏功，二是免罪。赏功即可向边疆输送粮草者，可以得到最高为左庶长的爵位。秦汉二十等爵制度下，左庶长之上，就是彻侯，即后世所说的列侯。而依汉高帝和功臣们的白马之盟，“非刘不王，无功不侯”，左庶长已经是和平时期非宗室非继承可以得到的最高爵位。免罪则是可以通过输粟的方式减免罪责。如晁错所言：

爵者，上之所擅，出于口而亡穷；粟者，民之所种，生于地而不乏。夫得高爵与免罪，人之所甚欲也。

输粟拜爵的实质就是用帝国绝对无限的政治权利购买民间相对无限的粮食。这和如今纳税大户当政协委员其实并无本质上的不同。而且，既然粮食而非珠玉可以换来爵位、免除罪罚，那么，也会在社会上引导民众更加重视农业生产。奢华的生活可以由“末业”而来，但政治上的特权只能靠农业的产出换得。

输粟拜爵令经汉文帝颁布之后，效果还是相当不错的。晁错又上奏，认为既然帝国的粮食压力得以缓解，那么不如配合以对农业的减税政策，进一步减轻农民负担，鼓励生产。之后，对农民在文帝十二年当年的田税进行减半征收，即在原来十五税一的基础上按照三十税一进行收缴。后来，田税又临时性地全部免除。

但文帝减税、免税政策都只是暂时性的措施，到了汉景帝二年，帝国才将减税政策制度化，颁布了三十税一的政策。此外，帝国又修订了卖爵令。这一切，在前文都有记述，此处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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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明前，于琅勃拉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