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终总结：《秦腔与丝路文化》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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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离上一本书，已有四、五个年头。

人生无常，韶华易逝。这五年间，有许多计划中的事情要做，可是忽然就生病了。

按我的计划，是有一个要把秦腔问题再继续探讨的，正好，刘祯老师从北京打来电话，问有没有兴趣做一个地方戏与中国文化的课题，他并不知我病，我也没有告诉他。这个课题是求之不得的事情，于是，就十分乐意的接受了。

那时在病的初期，我想自己可以一天一天慢慢的做，因为手头积攒的资料够多了，而且身边有许多的朋友与我常探讨这些问题，总是乐观的心境。纲目很快就写出来，自己就循着这个线慢慢构思。

大意是，把“秦腔”两个字的含义一定要回到原点。众所周知，秦腔首见于明末清初的南方，是外部对流传到当地一种戏班所唱戏曲的印象。它既然是那个时代的叫法，那么它就指称的是那个时代的事实，是源于陕西的这种戏剧在流播过程中必然存在的现象。中间虽然经过坎坷，最大的是来自官方不断的禁演，所以，它转变过不少，发生过不少变化。它的传播之路实际也是交流之路，时至今日，有时也分辨不清究竟谁是谁的。同理，在秦腔的发生地区，也是如此，有外面的戏剧进来，他们相互吸收融汇，也有变化在内。包容性正是戏曲的最大的特征。所以，于我来说，考察陕西内部戏曲的流动、变化，也是整体把握分析中国戏曲史的一个办法。

不过，限于我的业余的身份，日常工作又忙，身体不好，所以，只有慢慢的循着自己读书所来的思路去发现。把这一点滴记下来，就是这本书。其间错漏、间断、不连贯当是自然，敬请读到的人谅解并指出来，以待今后的改进。

纲目在生病期间即拟好，直到身体度过难关，也赶上出版社催稿，即与刘祯老师沟通。刘老师一方面叮嘱注意身体，一方面指出问题所在。特别惊异的是，在谈好这件事情之后，江苏人民出版社张延安先生立即就寄来合同。这下，就不得不又重新修订纲目，重新起步了。

万事开头难，写引言的部分，颇为艰辛，正是三夏酷热，单位、家里来回奔波，在路上便行便思，三易其稿，终成目前这一版。虽不满意，无奈时间紧蹙，又不能凝滞于此，只有继续前行。以待时日，再做新订。引言之后，下来写作相当顺畅，一日不多，两三千字，然后歇息。就这样，断续三月，基本告成。

特别致谢的是台湾戏曲学者施德玉教授，蒙她引见，拜会享誉两岸的戏曲史学大家曾永义先生。约八年之前，公事跨海去台湾，春日里抵达台北的时候，街道绿意盎然、花香扑鼻，车人井然有序，打探问路，人皆彬彬有礼，颇有古风。与施德玉教授早相识于刘祯老师主持的地方戏与昆曲学术会议，斯时已熟读其大作《中国地方小戏之研究》，幸得花开时节又逢君。她亦顺遂我愿，引路拜会曾先生及戏曲音乐博士吕锤宽先生。电话中她笑意盈盈地告诉我大佬们答应一见，不容我表达兴奋与谢意，她更详尽指明如何搭乘捷运，哪一站倒车、哪一站下，上来后什么方位走多少米，进台大一个偏的小门，不厌其烦。我记得清清楚楚，自己踏着夜色，从街边一个侧门走进了台湾大学校园内，夜晚的灯火中，似乎在桐花掩映的小径上，逆着三三两两而出的学生阵，浅浅地到了鹿鸣宴。施教授门口等着，领着穿过喧闹的大堂，进入一个安静的小间，四五人围坐，曾先生居上。曾先生关于戏曲源流新论的书，摩挲至散，启益良深。也因而有这本书中关于板腔体戏曲形成的重新细致爬梳，多得益于曾先生书中著名的“八问”，更得益于施德玉教授《板腔体与曲牌体》的新著，吕锤宽先生关于西秦戏与台湾北管的文章，令人浮想联翩，茅塞顿开。多年以后才想起鹿鸣堂问学的那个春风沉醉的夜晚竟成本书最早的溯源。该是多么的感谢！

2010年底，参加中国艺术研究院“地方戏昆腔学术会议”，左二即施德玉教授

自己辛苦不说，还连累家人，尤其妻子，陪我到乡下考察，好在关中地方狭长，东西相贯也才八百里，交通方便，一两日路程而已。要感谢的人很多，感恩父母，其间母亲生病也仅是看望而不是陪同，多谢弟弟一家；感谢华阴张富强先生、党安华先生以及敬如老师的杨甫勋、王忠亮老先生，没有他们的帮助，我对老腔终会如世人一般浅尝辄止；感谢刘祯老师，当书稿完成时再去省图核对文献，才发现《中国民间目连文化》又出增订版，惊喜的是附有大量目连戏资料图片，径自为用；感谢何桑大姐，是她特准我进入神秘而宝藏一般的陕西省艺术研究所资料室查阅有关资料；感谢兄弟一般情谊的同事赵景辉，一起奔波在陕西省诸多考古工地的日子殊难忘怀；感谢兰州王萍教授、年轻有为的传媒老总董朝池不辞辛苦制作部分图片等等，最后要感谢者，当属身边其他亲人、同学、同事、朋友，以及无数的不相识的、帮助我度过难关的人。这本小书，也是奉献给你们的！

2018年11月21，小雪前一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