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月底的一天，大晴天，下午两点钟， 正是一天中最热的时候。华山北站广场上的大理石地面反射着白晃晃的、令人生畏的日光。一小排出租车挤在广场边，乱哄哄地拉着客。
毒日头底下很热。旅舍老板叫来接我的车却迟迟没有出现。看到我一个人拖着行李箱站在广场上，几个出租车司机立刻拥了上了，一刻不停地试图向我拉生意。即使在我给旅舍老板打电话的时候，他们也没有停下。我耐着性子等了两三分钟，终于还是跟旅舍老板打电话取消了叫车，上了一个一直在奋力地拉生意的出租车司机的车。
“你到玉泉院，三十块钱哈。”上车之后，他说。
“打表吧。”我说。讨价还价不是我的强项。我事先查过，知道从华山北站到玉泉院，打表的话大概是二十元钱，如果不打表，也是给司机二十元。
“你要打表？行！不过我们可得先说好了阿，是你要打表的，到时候表上打出来多少钱，你就处按多少钱付，一分都不能少阿。”
“行。就这样。打表吧。” 他的话中隐隐带着的威胁的意思，我感到了不安。但我没再多说什么，只是默默从口袋里掏出手机，打开了地图。
出租车一路向西南方向开到华阴市中心附近。去玉泉院，要继续向南开。我看了看地图上显示的路，只有太华南路一条路是继续向南开的。于是在接近太华南路的路口时，我问了一句。
“师傅，我们是从太华南路拐进去向南走吗?”
“不走太华南路。太华南路在修路。”
“啊？那从哪儿过？”
“我们要走的这个路阿，是无名路。没有名字的。”
我看了一眼地图，下一个能往南开的路口在十公里之外。想起他之前说的话，我立刻觉得坐不住了。于是我说：“如果这样的话，我不过去了。请您停车吧，我现在付钱下车。”
“你这个人。跟你说太华南路在修路，过不去了。你非要从那过，进去了卡在那里怎么办？”
“我不去玉泉院了。就到这儿。请你停车。”我坚持说。
“你这个人这么难说话。我不载你了，我也不收你钱了，我把你拉回火车站，我不收你钱了。”他听起来是急了。说话间，他把车掉过了头。
接下来的一百米路，对话的内容就是反复的 “请你停车”，“我把你拉回火车站，不收你钱”，“请你停车”，“回火车站，不收你钱”……
直到我最终拉下脸来，大声说，“你停车，就这里停，再不停我就报警了。”
车终于停了。
“八块钱。” 他沉着脸说。我递给他钱。他利索地收了，没有再多说什么。然后他下了车，打开后备箱，帮我把行李拿了出来，合上后备箱，又很快地回到车上，关上车门，开走了。他的动作很急，不过也并不粗暴。
我又是一个人了，拖着行李箱，站在六月底中午的大太阳下，莫名觉得有点喜感。
华阴的出租车挺多。站在十字路口没多久，一辆出租从马路对侧开过。我挥挥手。出租车在马路对面靠边停下。司机从车窗里探出头来，五六十岁的样子，黝黑精瘦。他向我招了招手，用浓重的方言口音大声喊了一句什么。我没有听清楚，不过还是明白了他是叫我到马路对侧去上车。
虽然不明白在这条既没有任何标志和画线、也几乎没有往来车辆的马路上为什么不方便掉头，我还是拖着我的行李箱过了马路。
上一次打车的经历带来了不信任和谨慎。上车前，我从打开的车窗口问司机，“到玉泉院打表大概多少钱？”
“十块钱左右。”
这个价格很对。我点点头， 上了车。
车发动了。一个急转弯掉过了头，一路向南飞驰而去。
司机开始跟我攀谈起来：“从市区到玉泉院，是十块钱左右。去北站，也是十块钱，打表不打表，都是这个价钱……”
他说话时带着浓重的方言口音（或许他说的根本就是方言），听起来质朴老实。他的神情也毫无疑问是和善的。这让我渐渐感到安心起来。
“刚刚我从华山北站打车到玉泉院。那个司机说要三十块钱，还要绕路。”我对他说，“我说要报警，才好不容易才下了车。”
“那都是那些小娃娃干的事情。绕来绕去也就多个几块钱，没的意思。”他笑笑，从后视镜看着我，问：“你是怎么发现他给你绕路的？”
我说我看手机地图。 他爽朗地大笑着说：“你倒是聪明。胆子也挺大。”停了一下，他又问：“那从车站到这里他收了你多少钱？”
“按打表算的，八块钱。”
“那你倒也没亏。”他接着问，“你这个时候去玉泉院，晚上是住在那边？”
“是。”
“那边不好。条件不好。” 他笑笑，眼角绽出几道深深的皱纹，“你是怎么找到那边的？”
“在网上订的。”我告诉他。
“那边不好。那边周围什么都没有。不过网上订的，你肯定已经付了钱的？要不是先付了钱，你也不要住那边。”
我笑笑，说我是第一次来不了解情况，而且我只是在那里睡几个小时，凌晨就上山。住在山脚下，夜里上山比较方便。
“不过你们学生娃娃住在那边的倒是也很多。”他想了想又说。
一路就这么聊着，临下车，他看一眼计程表，说：“十块七毛。你要没有钱就给十块。要有钱给十一块也行。”
我递给他十二块钱，说谢谢。他收了钱，说不要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