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汉代，下海经商做买卖是件很有前途的工作，因为汉代商人的地位很高。
据《后汉书》记载，有人做生意没几个月就发了大财，“不盈数月辄致丰积”。于是当时不但出现过罗裒这样“訾至钜万”的富商，连东汉王朝的建立者刘秀早年也都做过生意。
做生意，当然得有本钱。如果经济条件不允许怎么办？可以像韩康一样，背着篓筐进山采药，然后到长安出售。他卖药竟卖出了名气，据说概不还价达三十多年。
还有一个搞钱渠道就是养羊。西汉时有个叫卜式的牧羊人，十年间羊价翻了十倍。这是因为，汉代的人们喜食羊肉，羊的销路不成问题。
即使是上面的路子都走不通，也不要小瞧古人的商业头脑和风险意识。早在西汉前期，商贩合伙做生意会订立契约，分摊风险和收益。因此，本金不够就合伙，也是一个选择。
接下来的问题当然是去哪里做买卖和做什么买卖。第一个问题显然比较简单，两汉四百年的先后两座京城——长安与洛阳，无不是生意人的好去处。
据考古发掘，西汉长安城周围长近二十三公里，规模之大，超过同时代的罗马城三倍以上。
按照《两都赋》的说法，在这座大都市里，街道四通八达，房屋成千上万。超级市场就有九个，同类的货物集中在专门的地方贩卖。市场中，人们熙熙攘攘，川流不息，连转身的余地都没有。
洛阳的情况也差不多，九大市场一起开放，街道店铺，秩序井然。市场中间，高高耸立着有五层的旗亭——那是当时的城管和工商办公的地方。市场中汇集着来自国内外的各种商品，顾客络绎不绝。
除了两都之外，成都、临淄这样的地方都市里也设有官办市场。不仅如此，汉代还有自发形成的私市。一般设置在人口比较集中的交通要道上，定期举行，自聚自散。总而言之，在汉代当商人，根本不缺去处。
至于在汉代能够做什么买卖，其实跟今天也差不多，无非奇货可居。汉朝疆域幅员广阔，各地物产迥然不同。
比如甘肃、四川一带出产朱砂和牦牛尾，长江中下游出产象牙和楠木，河北山东一带有鱼、盐和皮袄，中原一带主产各种纺织品。
有道是“物以稀为贵”，这种物产的差别，就反映在各地的物价上。比如，一种丝织品一匹在内地的均价是五百钱，可要是放在河西走廊售卖，可卖到一千四百钱，几乎是内地市场价的三倍。
在精明的商人眼里，这就是商机。与此同时，汉朝的大一统局面，也让商人可以将这样美妙构想付诸实施。
当时，整个帝国之内辟有广阔的大道，即所谓驰道。驰道由长安到各郡国，四通八达。从西南部的益州（四川盆地与云贵高原），可以安稳地抵达长安。而在长安的城楼上，可以远眺前往邯郸（今河北）的大道。
由于交通空前便利，运输成本大大降低，那句带有告诫性质的谚语“百里不贩樵，千里不贩籴”也过时了。
从出土汉简的来看，一些农作物、肉类、家畜家禽、布匹、衣物、鞋帽、药材都已成为商品交易的对象。很多土特产竟被运到千里之外。
在汉代，做买卖是个体力活，考验吃苦耐劳的精神，万一要是碰上兵马乱世，有可能连小命都不保。
但是富贵险中求，只要经商成功，没有官职俸禄或爵位封地收入也能过上优越的生活。
这就是司马迁在《史记》里记载的无官爵而有财富之平民——“素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