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乐府《饮马长城窟行》中是这样吟唱的：
青青河边草，绵绵思远道。
远道不可思，宿昔梦见之。
梦见在我傍，忽觉在他乡。
他乡各异县，展转不可见。
枯桑知天风，海水知天寒。
入门各自媚，谁肯相为言。
客从远方来，遗我双鲤鱼。
呼儿烹鲤鱼，中有尺素书。
长跪读素书，书中竟何如。
上有加餐食，下有长相忆。
诗中有“尺素”一词，尺素，绢也。古人为书，多书于绢！古时人筚路蓝缕以启山林之时，游走在异域他乡，得见家乡人与书信并非易事。即便是偶尔得之，在感怀身世的同时，也有同病相怜之感！
在《左传》的世界中漫游，书信当然也少不了！这些书信中包含诸侯之间的书信往来，也同样有臣僚之间的书信往来。普通百姓生活中的书信内容在《左传》中是见不到的。《左传》中记录的这些书信多与生死存亡、身家性命攸关，在这些书牍尺素中我们能看到的内容不亚于两军对垒之时的刀光剑影。
例如这篇《郑子家告赵宣子》：晋侯合诸侯于扈，平宋也。于是晋侯不见郑伯，以为贰于楚也。郑子家使执讯而与之书，以告赵宣子曰：
“寡君即位三年，召蔡侯而与之事君。九月，蔡侯入于敝邑以行，敝邑以侯宣多之难，寡君是以不得与蔡侯偕，十一月，克减侯宣多而随蔡侯以朝于执事。十二年六月，归生佐寡君之嫡夷，以请陈侯于楚而朝诸君。十四年七月寡君又朝，以蒇陈事。十五年五月，陈侯自敝邑往朝于君。往年正月，烛之武往朝夷也。八月，寡君又往朝。以陈蔡之密迩于楚，而不敢贰焉，则敝邑之故也。虽敝邑之事君，何以不免？在位之中，一朝于襄，而再见于君，夷与孤之二三臣，相及于绛。虽我小国，则蔑以过之矣。今大国曰：‘尔未逞吾志。’ 敝邑有亡，无以加焉。古人有言曰：‘畏首畏尾，身其余几？’又曰：‘鹿死不择音。’ 小国之事大国也，德，则其人也；不德，则其鹿也。铤而走险，急何能择？命之罔极，亦知亡矣。将悉敝赋以待于鯈，唯执事命之。文公二年，朝于齐；四年，为齐侵蔡，亦获成于楚。居大国之间而从于强令，岂有罪也？大国若弗图，无所逃命。”
晋巩朔行成于郑，赵穿、公婿池为质焉。
在面对晋侯（晋灵公）合诸侯之力大军压境之际，郑国对于自己处在晋楚夹缝之中的处境做了明确的说明。否则不论是晋还是楚，郑国都无法凭借自己的力量获得安生。在晋与楚两大势力夹击之下。郑国也就是依赖如子家所言的实情，在两大国之间求得生存。而郑国的地理位置又决定了它必须在大国博弈中左挡右突。这一点尤其在晋楚争霸中原伯主时表现的特别明显。
再例如《巫臣遗子反书》，这封书信在《左传》中笔墨较少，但是也就是这封书信决定了楚国的命运走向。这份书信记载在《左传 成公七年》：
楚将子反怨巫臣,灭其族,巫臣怒,遗子反书曰：“必令子疲于奔命！”
对于阅读《左传》的读者而言，《巫臣遗子反书》不是一封重量级的书信，但是楚国的命运却是从这封书信开始走向衰落的。而巫臣不仅仅实现了“疲于奔命”的事实，同时也让楚国重臣子反劳尔无功。巫臣在这封书信中将国仇家恨一并囊括其中，并让后世的楚国人吃尽苦头！但是子反在收到巫臣的这封书信时，并未全盘认识站在对面的这个人。在整部《左传》中，原本是楚国大夫的申公巫臣可以说是处在神鬼之间的一个人。从春秋战国的地图上可以看到，因为这一个人，晋、楚、吴三国之间的争斗多半来自他的筹划。而巫臣做此筹划之时，无非只是想让子反身败而已。但在史实中具体呈现的却是吴、楚之间的国家角力。另外值得一书的是，吴、楚之间的角力发生在巫臣死后。在我们熟悉的汉语中有“死诸葛走生仲达”这样的成语，其实类似的场景早已有案例。
在《巫臣遗子反书》之后，巫臣“乃请使吴，令其子为吴行人，教吴乘车用兵。吴晋始通，约伐楚"。（《史记 晋世家》)
在《左传》记载的言论和书信中，尤其是书信部分，从现代的角度来看，已经不仅仅只是一封书信那样简单。在那些言辞激烈的书信中，既有国破家亡的发端，也有奋起抵抗的决绝，同时还有共同坚守的行事准则。也正因为有了这些书信流传下来，我们才得以看到一个人与另外一个人是如何在天下大势的种种变迁中做出个人的选择。而这些选择又将种种变迁要么增强，要么减弱。也就是在这些书信中，我们也才可以看到强者缘何强，弱者何其弱。
在几封书信往来之际，分分合合，一会聚，一会散。攸尔聚成塔，霎那散成沙。
《左传》中的行文是缓慢且平静的。只有在文字聚拢之后讲述的故事中这种激烈和冲突才猛烈的碰撞起来。而读者所能做的只是不断的阅读。并将得知在“后果”中寻找是哪一个“前因”的缘起。
从学术的角度来看，《左传》是一部记录史实的书。但这本书从出现的人物来讲，《左传》也还是记录春秋贵族言行事迹之书。随着《左传》一篇一篇读下来，其人物身上的贵族气质也逐渐的递减。正如春秋五霸当中的宋襄公位居五霸排序的中间。虽然在我们的眼中，宋襄公的所做所为贻笑天下。但是若从宋襄公争霸的种种言行上来看，他仍然不失坚守贵族准则行事实在难能可贵！通读《左传》之后，面对各诸侯的荒唐事、残暴事。宋襄公与此等鼠辈比较起来，其实是一个具有”唐吉珂德式”的形象。
也正因为有了《左传》的记载，也得以让我们知道我们的祖先身上的贵族气质的展现形式该当如何？也同样在《左传》的记载中，春秋时代的气质与秦汉时代的气质到底有哪些不同。在“归于一”这个议题之下，春秋时代所有的努力都是向这个方向挺进着。而在此道路之后，是兵祸、凶年和连绵不休的争斗和智慧积累。
从《左传》所开启的中国历史传统与文化传统中，《左传》应该是第一部也是最后一部忠实记录贵族事迹的史书。到了秦汉之际，中国历史上的贵族才彻底的退出了。正如有人这样评价秦汉之际的陈胜吴广------“自古乱亡之祸，不起于四夷，而起于小民。秦之强盛，兼并六国，卒之扰乱天下者，非六国也，乃陈胜、吴广一二小民也。”所以也可以这样说，秦汉之变不仅仅是朝代更替的问题，也同时是不同的人走上历史的分界线。从这个角度来看，《左传》讲述了分界线那一边所有的故事！
如果细看春秋时代的地理图形，倒是让我想起了在中国地理中不得不提的一个划分：胡焕庸线。这条地理分界线也同时成为“珲春-腾冲线”。由中国地理学家胡焕庸（1901-1998）在1935年提出的划分我国人口密度的对比线。而春秋时代纷乱繁杂的种种，正是绝大部分发生在“胡焕庸线”的右边。这算是一个题外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