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精神焦虑者的自救——读弗洛姆《为自己的人》4

在本书的第二章第三节中，弗洛姆将人做为一门科学进行了阐述。首先他先否定了两种假设，即人性是固定不变的和人性的无限可塑性。就像是数学概念中的零和无穷大，他们都只能是理想情况下的假定，但我们都知道理想情况是不存在的。所以人即不是木头，也不是橡皮泥；即不是社会秩序的傀儡，也不是文化形态的复制品。对于不良的社会和文化形态人会奋起反抗，同样人对于那些不那么令人满意的环境也会学着去适应。在这种适应的过程中，人形成了一定的精神和情感反应，这种反应是人本性特质的结果。

对于这一适应所导致的结果，弗洛姆也举例进行了说明：人可以使自己适应奴役，但他是靠降低他的智力素质和道德素质来适应的；人自身能适应充满不信任和敌意的文化，但他对这种适应的反应是变得软弱和缺乏独创性；人自身能适应需要压抑性要求的文化环境，但在实现这种反应中，正如弗洛伊德所指出的那样，人发生了神经症。人自身几乎能适应任何文化形态，但同样，这些文化形态与他的本性冲突，他产生了精神和情感上的紊乱，这些紊乱最终迫使他改变这些环境，因为他不能改变自己的本性。 

这里我想借由一本小说来谈谈我对这段话的理解。茨威格有一本小说叫做《象棋的故事》，讲述了纳粹法西斯对人精神的折磨及摧残。 小说中的B博士在德国法西斯吞并奥地利时，遭暗算被囚于大旅馆徒有四壁的单间内，无比空虚孤寂中靠一本偷来的棋谱培养了象棋才能。但这种没有棋盘、没有对手的长期自我对弈使得他精神分裂乃至疯狂。

B博士长期被囚禁在空无一物的旅馆单间里，空虚每一秒中都在折磨着他，终于在有一次提审时他偷到了一本棋谱，这使他如获至宝，并开启了他的自我下棋之路。“我心里思忖，也许我可以在我的囚室里设计出一张棋盘，然后试着，照棋谱把这些棋局下一遍。好像是上天的恩赐，我的床单碰巧是大方格的。要是好好地叠一叠，最后可以弄出六十四个方格来。于是我先把书藏在褥子底下，把书上的第一页撕下来。然后我就开始用我省下来的面包瓤来捏王啊、后啊以及其他等等棋子，不言而喻，模样是十分可笑，极不完美的。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最后我总算可以在方格的床单上按照棋谱上标明的位置把棋子重新摆起来。我用灰土把一半棋子弄得颜色深一些，以示和另一半棋于有所区别。可是，当我第一次试图把整个一盘棋按照棋谱下一遍时，我完全失败了。开头几天，我老是下着下着就乱套了。我不得不五次、十次、二十次地一再把同一盘棋从头下起。可是世界上有谁像我这个虚无的奴隶这样拥有那么多未加利用同时又毫无用处的时间呢？谁又拥有那么多难以估量的贪欲和耐心呢？六天之后，我已经把这盘棋一步不差地下完了。再过八天，我甚至连床单上都不用摆棋子，就能把棋谱上标的这盘棋的棋子的位置想像出来。再过八天我连床单都用不着了；书上原来的那些抽象的符号在我脑子里自动地转化成形象的具体位置。”

这段描述可以让我们深刻的了解到人在面对恶劣环境时会发挥其全部的聪明才智以适应，这种适应是为了活下去，但适应也会带来后遗症。我们再看看小说中的另一段描述。

“起先我还心平气和、深思熟虑地进行思考，在两盘棋之间我还安排些休息时间，歇一歇，松口气；但是渐渐地，我那激动的神经不容我再等。白子我刚走一步，黑子我就已经起劲地抢着走了。一盘棋刚下完，我就向我自己挑战，下另一盘，因为每一盘棋下棋的两个我总有一个我被另一个我所战胜，于是便要求再杀一盘报仇雪恨。我永远也说不清楚，连说个大概也不行，我在囚室里的最后几个月里，由于这种疯狂的贪得无厌的情绪，我对我自己究竟下了多少盘棋——也许上千盘，说不定更多些。这是一种我自己也无法抵御的风魔，从早到晚我什么也不想，尽想着象、卒、车、王、将死和移位。我整个的身心都被逼到这些小方格里去了。下棋的乐趣变成了下棋的热情，变成一种癖好，变成一种激烈的狂怒，它不仅在我醒着的时候纠缠着我，渐渐地，也侵入到我的睡梦之中。我脑子里只能想棋，只能思考棋子的运动，象棋的问题。有时我醒过来，额上汗津津的，我发现，我甚至在睡梦中大概也在下意识地下棋，要是我梦见人，那么这些人也跟车、象一样地移动，也跳着马步或进或退。”

从B博士精神的变化我们看到了这种适应对人的伤害极大。“人自身几乎能适应任何文化形态，但同样，这些文化形态与他的本性冲突，他产生了精神和情感上的紊乱，这些紊乱最终迫使他改变这些环境，因为他不能改变自己的本性。”弗洛姆的这句话也做出了很明确的解释。

人不是一张能任凭文化涂写的白纸；他是一个富有活力和特殊结构的实体。当他自身在适应时，他是以特殊的、确定的方式反应外在环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