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东野圭吾《只差一个谎言》

文/书山花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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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是东野圭吾笔下的警探,汤川是物理学家,破案技术“高大上”,神乎其神,而加贺很平凡,却可以从案情的蛛丝马迹、扎实的调查和缜密的思考与推测中,还原作案现场,揭示案件真相。

《只差一个谎言》是“加贺探案集”的第6部作品,由包括《只差一个谎言》在内如《冰凉的灼热》《第二个梦想》《失控的计算》《朋友的忠告》等以警探加贺为主要人物的各自独立的五个故事组成。

下面就选择其中的三个,对内容稍加介绍,并说说自己的点滴看法。

《只差一个谎言》阐释的主题是“为了掩盖谎言,就必须制造更大的谎言”。

美千代在十五年前演出《一千零一夜》时弄虚作假,而该证据即《一千零一夜》的底稿被受了伤的芭蕾舞演员早川发现,她以此向美千代敲诈。可早川拿了钱后却留下了证据的复印件,为防止东窗事发,住在早川上一楼层的美千代就趁其练习而以猝不及防之势将早川从高楼推下,制造成自杀或意外坠落的假象。

加贺利用其心虚的特点,指出阳台的花盆留有嫌疑人的痕迹,可借助警犬找到嫌疑人,美千代就承认在早川搬来时曾帮她搬过那个花盆,而实际上“早川小姐搬家的时候,这里并没有这个东西,您也不可能碰过它。可您却声称碰过它。这是为什么呢?”是因为美千代担心与其事后暴露碰过花盆的事实,不如事先就说出来,才不会显得可疑。

“只差一个谎言”,它会把真相显现出来:“为了将您逼到绝境,我们必须让您再撒一个谎”。

这体现了加贺善于抓住嫌疑人的心理,用机智而成功破案的能力。

《第二个梦想》写的是家庭教育的悲剧。真智子在会计事务所工作,同时每周三次在舞蹈学校教课。做舞蹈演员,是她的第二梦想,而第一梦想是成为体操的奥运会选手。第一梦想,她不敢跟人讲,因为这跟她现在的工作压根儿无关,但却是她最深挚的梦想。

幸好这梦在女儿理砂身上看到了希望。理砂具有天才般的运动神经,她有着一等一的平衡感、柔韧性和瞬间爆发力。于是真智子决意让女儿走向体操选手的道路。

可是这得不到丈夫的支持,他认为理砂可以像一般孩子那样获得普通的成长,没有必要冒如此的危险。丈夫的反对,无法浇灭真智子内心激起的热情之火。她为实现这一梦想愿意舍弃一切,很自然的,她异常投入,包括一切的时间和精力,甚至牺牲和丈夫相处的时间。久而久之,家庭出现危机,丈夫有了外遇,她也不加理会,反而觉得从此不必再为丈夫操心了。

后来他们离婚了。理砂就成为她活下去的理由,她获得魔鬼妈妈的名声,“只要事关体操,她对一切都不会妥协”。

这样的生活持续了五年。

一个叫毛利周介的离异单身男子走进了她的生活。起初是因为买实用生活品——因为毛利是商场负责外销人员。后来接触久了,关系就复杂了。

然而这违背了真智子“要不惜牺牲一切支持理砂”的承诺,理砂就趁毛利在真智子家床上打盹的时候,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将绳子缠在他的脖子上,并将多出来的部分绕过某个牢固的东西,然后拿住绳子的两端走到阳台,在确定没有目击者之后,拿着绳子跳了下去,将毛利杀死了。

真智子说:“那孩子太想实现梦想了。”理砂所以如此,难道不是真智子教育和熏陶的结果吗?

《第二个梦想》让人看到了:破碎的家庭,扭曲的灵魂,可怕的执念,可惨的结局。

《失控的计算》写的是无爱的婚姻,挣脱笼子时的撕咬。奈央子和隆昌是经过朋友介绍认识的,尽管她对隆昌有好感,但说不上喜欢,可在隆昌的持续追求,身边人的不停劝说,以及自己年龄的考虑,并抱着“结婚以后或许会喜欢上对方的”想法,最后,奈央子还是接受了隆昌的求婚,他们结婚了。

一结婚,奈央子就后悔了。她被困死在家的这个笼子里,隆昌对她外出一步,也为感到不满,对她和朋友交往,更是百般阻挠,“对隆昌来说,奈央子仿佛就是能满足自己性欲、为自己劳作的人偶”。

这样过了七年,直到因房子的关系而遇到建筑师中濑,她的人生走向开始改变。接触次数多了,他们就有了不正当的关系。

等到隆昌工作调动,离老家更近,而意味着奈央子将从此接受隆昌他们整个大家庭奴役时,她忍无可忍了。

中濑和奈央子就策划着让隆昌服安眠药,中濑潜入家中,把隆昌杀死,而后中濑穿着隆昌的衣服,假装隆昌将奈央子送到车站,作为隆昌还活着的证据。

谁知计划被隆昌识破,不知情的中濑潜入奈央子家时被隆昌杀死,隆昌将奈央子送到车站,等她离开而再行回去处理尸体,谁知出现交通事故,隆昌被一辆卡车压死。

处在笼子中的奈央子无法通过正常合法的途径挣脱拘禁和奴役的状态,去获得应有的自由和幸福,这本来就是一个悲剧。

为了摆脱悲惨的境地,她又堕入了更深的悲剧,这不能不引人深思。

隆昌看待女性的思想更是可怕,将奈央子带回老家时,隆昌说:“带她来就是让她干活的”,于是她一个人为十多个人准备饭菜,用餐时连坐也不能坐。隆昌给两个弟弟传授经验说:“女人不是找出来的,是管教出来的。对她百依百顺,只能让她在你面前翘尾巴,平时就要严厉管教。等你有了老婆也一样,绝对不要给她好脸色看。女人嘛,就是靠管教才会变好。”

这既是整个悲剧的思想根源,也是作者要揭示的社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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