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提起上海，自然在人脑海里就会闪现东方明珠、外滩夜景等鲜活的场景，一提起上海菜，自然舌头的味小蕾上就会分泌出甜丝丝的腻味，一提起上海人，外地人自然皱着眉头、撇撇嘴，好像吃了一颗不能言喻的酸葡萄，那提起上海女人，估计全国人民的脑海里都会是一袭优雅的旗袍女人，手里端着精致的咖啡杯，用神秘莫测的眼神眺望着远方，嘴角泛着捉摸不透的笑意。即使不是上海本地女人，只要穿上一身宽窄逼仄着婀娜身姿的旗袍，也会不自觉地被“附身”上那样的气质，坐时想来杯咖啡，行时想摇曳多姿。
一朝天子一朝臣，一个朝代也有一个服装，汉朝流行汉服，唐朝流行唐装，清朝流行旗服，民国流行中山装。每一个民族又有每一个民族的服饰，蒙古有粗旷的蒙古袍，云南有俏皮的傣族裙，新疆有热情的维族裙。这些服饰特点的一一对应，就像邂逅语的上下句一样，自然契合。然而，上海既不是属于某个朝代，也不是某个民族的聚集地，它依然有这么大的“魔力”，让人提起旗袍，就自然而然想起上海的女人，从而对这座城市也想入非非。
那么，问题来了，通过一系列的影视作品，我们确实已经对“旗袍、上海女人、优雅”这些搭配根深蒂固，例如《花样年华》里二十六身旗袍的张曼玉，例如《阮玲玉》里自始自终旗袍的张曼玉，例如《色戒》里一身雍容旗袍的汤唯，都在世人的脑海里发酵着这种影响，又例如，在1984年，旗袍被国务院指定为我国女性外交人员礼服，它有了“皇家”的庇护，人们对它的好感就更加顺理成章了。
然而，我想说的是，“穿着旗袍的上海女人”的形象是具有魔性的，它迷惑人而不是迷人的，它高冷的而不是贵气的。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上海，旗袍并不是大众服饰，而是一些社会名媛哗众取宠的门面，是歌舞升平的歌女舞女们招揽客人的行头，因为旗袍凸显出女人错落有致的身形，勾起异性的浮想翩翩，如果实在要给旗袍治个罪，那就非“蓄意淫乱罪”不可。看看影视作品里是哪些人穿出了旗袍所谓的韵味，在《花样年华》里是一个发现自己老公出轨，最后和自己老公出轨的老婆的老公闷骚的粘腻的苏玉珍，在《阮玲玉》里是游刃在风月场所的阮玲玉，在《色戒》里是色诱汉奸并对一个自己色诱的对象产生畸形迷恋的王佳芝，这些故事都发生在上世纪三十年代风起云涌的大上海。再看看诠释这些角色的演员，张曼玉、汤唯又是何等风流之人，便可知，穿着旗袍的上海女人是传递着淫意的魔性，它让女性卖弄着身段去为所欲为，它挑逗着男性欲火焚烧，从而误入名、利、情的深渊不能自拔。
孔子《礼记》里讲“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说的就是淫欲是人最大的欲望之一，自古又有“万恶淫为首”的说法，修炼界也有这样的说法：色欲是一大关，是入门必过的一关。可见，上海女人的旗袍，正在勾着上海人最大的魔性——淫欲，而这种魔性，又堂而皇之地作为一种风尚、“modern”靡靡全国，实在是可怕至极。
有好事者可能会说，旗袍并不是老上海土生土产的服饰。没错，这也正是我要揭秘的重中之重。
旗袍属于袍服类中的一种,它是从春秋战国时期(2700年前)的深衣发展下来的。所谓深衣就是中国古代人穿的上衣下裳合为一体的衣服。
到了清朝,袍服成为了主要服装。特别是满族妇女穿的袍子造型线条平直硬朗,衣长至脚踝,装饰也极其烦琐。旗装是宽大不露肌肤的,它是满族的传统衣饰。因为满族人又叫旗人,所以就有旗袍之称。旗袍在盛京诞生并制度化,并成为中华服饰文化的代表之一。渐次积累而成的旗袍文化是盛京城市文化的特色。
然而，橘生淮南则为橘，橘生淮北则为枳，旗袍在盛京是体现中华传统女人端庄、高雅、娴静的特色服装，而在大上海，则成为淫意魔性的魅惑之服。
这主要源于一次改良，上世纪20年代，旗袍在大上海作了第一次改良，开始普及袖口逐渐缩小,滚边也不如从前那样宽阔。到了30年代的时候，是旗袍在大上海的黄金时代，无论是裁剪还是设计都更加西方化,采用了胸省和腰省,旗袍变长而紧身且高开衩，美其名曰：更加凸显东方女人婀娜玲珑的身形。实则是裁开了一条放浪的高开衩和省出一个令人“饱暖思淫欲”的胸腰。
这种被改良的旗袍有一个特别的名字叫做“海派旗袍”，是在上世纪二三十代上海最流行的“海派文化”的影响下改良的。“海派文化”并不是上海土生的文化，是那个年代“全盘接受西式文化”衍生出来的文化，它打拜了上海本土的、传统的“吴越文化”，像生物入侵一样快速占据了上海人的每一个头脑，然后上海像一颗卫星一样，把这种文化带来的社会生活影响发散到全国各地。
电影里的苏玉珍、阮玲玉、王佳芝都只是这种文化影响下一颗微不足道的粒子，是文化反映到社会方方面面的表象，真正要摆脱这种影响，不是今天脱掉“海派旗袍”那么简单，或者明天拒绝去“魔性”的上海，而是，从文化上，要刮起一阵风，一阵回归“东风压到西风”的龙卷风，一阵道德震慑人心的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风。
当这阵风吹过来的时候，看看五千年的中国是个什么样！再看看，在世界上具有“东方巴黎”之耀。“千年中国看长安，百年中国看上海”之荣的上海是个什么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