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苏青文学对女性生存困境的书写

​​​本文是一篇文学论文,本文写作的目的和意义就是,通过论述苏青对女性生存困境的书写,让我们体悟到在今天的时代,女性要重塑自我、超越自我,不再陷入她书写的困境的重要性。

一、女性所处时代困境的揭示

(一)根深蒂固的男权社会

西方创世神话中,女人夏娃是男人亚当的一根肋骨所造,然后生生世世的繁衍下人类,可见从生命的起源,女性就是作为男性的一部分,作为附庸而存在。中国从母系社会演变到父系社会后,始终是以男性为主导的男权社会,其鲜明特征就是男尊女卑的格局,女性是社会的最底层,从中国的创世文卷中可见一斑:“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仪有所错。夫妇之道不可以不久也,故受之以恒。”男女在天地万物后产生,女性只是作为夫妇中的“妇”产生父子中的“子”,在社会中便不复存在价值,父子君臣是治国齐家平天下的人,是拥有社会地位的人,女性的全部价值只体现在家庭这个小范围中,即“夫受命于朝,妻受命于家”。显而易见,女性不是参与社会进程的一份子,只生产参与社会进程的男性,这种模式必然导致整个社会充斥男性话语,以男性为主导。自古以来,对一个女性最高的评价就是贤妻良母,贤妻是对于丈夫而言,良母是对于子女而言,女子无才便是德是对女性自己而言,一个最优秀的女性就是没有自主意识、能照顾好丈夫和子女便可。社会不仅要求女性三从四德,更著书立说,规范女性的各项行为,真正的将女性打造为男权社会的附属品。为女子编写了众多的强制性的“女训”、“女诫”和“女德”,以这些内容教化女性、规范女性行为。首先在思想层面控制女性,从而在各个方面完全掌控女性,让她们墨守成规地接受,安分守己地实施。女权主义者波伏娃在著作《第二性》中,就提出了对这种在男权制意识形态下对女性强制性规范的强烈反对,一针见血地指出在父系社会中,女人始终被定义为男人的“她者”,是归属于男人的一部分,女性不但不反抗,久而久之却认可了这一点,从而把这种男性社会施以的外在规定内化为“应当”遵守的准则,自然而然地扮演男权社会分配的角色。“女人不是天生的,她是被变为女人的”,深刻说明女人在男权社会意识形态的浸染下,是按照男性制定的规范和标准要求自我,塑造一个男性期待的女性形象,不是自身想要成为谁,而是社会想让“我”成为谁,较少掺杂自身意志的思想和行为,使女性成为人类的“第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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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新旧合璧的现代都市

小说《结婚十年》的开篇就是新旧合璧的婚礼,叙述了接受过新式教育的新娘,坐着古老的花轿去青年会举行新式的文明婚礼,点明了当时新旧交织的都市形态,文明婚礼披着新式的外衣,内核却是实足的旧式的传统。苏怀青与丈夫徐崇贤的婚姻虽是秉承父母之命,但在婚前两个人却不是一无所知,他们有过“自由恋爱”,双方经中间人介绍之后,有过甜蜜的通信时期,也有着“贤哥”“青妹”的爱称,他们的婚姻是封建家长制和自由恋爱的结合品,所以这场婚姻是新旧合璧的婚姻,而所有的新旧合璧都植根于这个所谓的文明的现代的都市——上海,这是苏青小说的典型环境,“就在这个城市,胜于任何其他地方,理性的、重视法规的、科学的、工业发达的、效率高的、扩张主义的西方和因袭传统的、全凭直觉的、人文主义的、以农业为主的、效率低的、闭关自守的中国——两种文明走到一起来了。”上海这个半新半旧的城市,以它特有的形态形成女性生存的困境,在新旧冲突中,女性徘徊着,挣扎着,在都市的漩涡中不断下沉。

北京与上海是中国最著名的两个城市,也是中国新旧两种文明的象征,北京仿佛是平易近人的老大爷,是社会的守旧者,上海便好似穿旗袍的性感女郎,是社会的新兴者。老大爷和新女郎的比喻形象生动地刻画了这两座城市的外貌和内核。中国自封建社会伊始,就是以小农经济为主,大多数城市文明都是根植于农业经济而产生的乡土文化,内敛守旧,循规蹈矩,仿佛是一个不能接受新事物的老大爷,而上海因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其城市文化的内核中裹挟着摩登与商业的气息,一直以来都展现了勃勃的生机与先进的文明,就如衣着华丽的摩登女郎。物质决定意识,机器生产、对外通商,物质生活的高度现代化除了带来生活水平的提升外,更多的先进思想也涌入其中,正如《租界里的上海》所言:“中西文化在近代上海的接触、交流与融合,从器物、制度到精神,全面而深入”,女性接受现代化教育,有明确的自我和个体意识,要求人格的独立,意识到女性的社会价值和自我价值,不再是为男性服务的“第二性”。苏青父亲死前对妻子嘱托的是“培养子女上大学”,苏青的母亲告诫她“趁早觉悟,莫再拿嫁人养孩子当作终身职业”,在新思想的渗透下,社会对女性的期待不再囿于传统,女性自身也开始追求个性解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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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女性物质生活困境的追问

(一)婚姻为谋生工具

婚姻是由结婚而产生的社会关系,是夫妻两个人共同生活的社会现象的总称,婚姻也是两个人一起生活而组成的合法结合或契约。重点都是落在两个人共同生活,是一种社会现象,生活不是空中楼阁,必然涉及物质、情感,尤其物质生活是婚姻产生的前提。从最深层次考量婚姻,无外乎是两个人财富、心理和生理的结合,甚至是两个家庭财富的结合。婚姻从最一开始的产生就不只是满足人的情感和性需求,还有更为复杂和实际的动机,随着社会和婚姻的发展变化,婚姻的首要动机也在发生着变化。在古代社会,人的性需求不需要通过婚姻得到满足,婚姻的动机是为了增加劳动力,女性是创造财富的得力工具。到了婚姻发展的第二阶段,机器生产大行其道,女性可以创造的财富缩减,然而经济的发达,使财产的继承成为新的问题,于是婚姻的动机渐渐变成生育子女,为了自己的财产可以得到有效的保护和合理的继承。到了近代社会,女性的独立意识觉醒,社会地位提高,女性对婚姻的要求有所提高,情感需求成为婚姻中的重要因素,但是由于婚姻产生于私有制,所以婚姻的实质一直与经济关系分不开,虽然说“婚姻是由两个人的身体状况、精神状况、收入状况决定”,但其中起决定作用的仍旧是收入,也就是经济决定婚姻,经济是婚姻产生的首要动机。

在一次采访中,苏青谈了自己对于标准丈夫的条件,“第一,本性忠厚;第二,学识财产不在女的之下,能高一等更好;第三,体格强壮,有男性的气魄,面目不要可憎,也不要像小旦;第四,有生活情趣,不要言语无味;第五,年龄应比女方大五岁至十岁。”②依照苏青的标准,丈夫是要养家的,尤其学识财产是不能在女人之下,换言之,婚姻是应该为女性提供物质保障的,是女性的谋生工具。所以在四十年代的上海,“女结婚员”就是一种新兴的流行的职业,女性把婚姻作为自己的职业,依靠婚姻获得生存的基本条件,苏青认为女人以“失嫁”最为可怕,但是嫁要有法,不是什么人都可以嫁,挑选丈夫不能得过且过,要宁缺毋滥,宁可得到有价值的半个或者三分之一,也不能得到无价值的一整个。在谈到一夫一妻制是否合理时,她觉得战后一夫多妻要盛行了,原因不是战死的男人太多,而是活着的男人讨不起老婆,那么没有经济能力的女子只好去当姨太太。张爱玲对苏青婚姻观感到担忧,“有一阵子,外间传说苏青与她离了婚的丈夫言归于好了,我一向不是爱管闲事的人,听了却很担忧。”③苏青笔下的女性包括她自己对于婚姻都是存在一定妥协性的,经济或者说谋生是女性选择婚姻的首要考虑因素,这是女性的悲哀,更应令人警醒。............................

(二)职业为谋生手段

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时期,男性与女性的生活空间是有严格区分的,社会空间是属于男性的,家庭才是女性的活动空间,男人做工谋生,女性是为男性服务的,是养在深闺的“花瓶”。“五四”新文化运动,吹响自由与民主的号角,女性解放成为社会新趋势,女性从家庭中走出,注重追求自我独立人格,要求与男子平等,开始争取自己应有的社会地位,从反对封建包办婚姻到参与革命,独立自主的女性形象越来越多的出现在文学作品中,但是这些女性形象和女性言说大都没有脱离婚恋题材。苏青是第一个提出职业女性的概念,并把职业女性的生存境况作为重点来描写的作家。当时上海的杂志刊登了一则漫画,绘声绘色的描绘了当时红极一时的女作家,将张爱玲画成穿着奇装异服的妖娆女人,苏青的形象则是一位职业女性,拿着自己的公文包,匆忙行走在路上,这幅漫画惟妙惟肖的突出刻画了苏青的形象,以幽默的手法突出了苏青的特征。她是一位卖文为生的职业作家,并且开办了杂志《天地》,不仅她自己,她书中的女主人公也以职业女性为主。苏青生活在思想开放的新时代,她笔下的女性大部分是接受过新式教育的新青年,但是对于以职业谋生这条道路,她们有不同的选择,一部分是觉醒的女性,为了理想主动谋职谋生;另一部分是迫于生活压力,被动谋职谋生。在漫长而艰辛的职业生涯中,她们没有得到想象中的生存物资,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反而是陷入更深的困境中。《歧途佳人》中的符眉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职业女性,是苏青笔下为数不多的没有与男人产生过牵绊的女性,她短暂的一生都在为自己的职业作谋划,都在为自己的理想而奋斗。从小学到大学,十六年的时光仅仅知道用功读书,勤勤恳恳,兢兢业业,艰苦朴素,大学毕业考了第一名留校任教,把微薄的薪水兑换成美钞,以便将来留学时使用。然而事与愿违,她不幸沾染肺病,为了不失去自己的工作,不敢向校方请假,她担心说出生病,校方就会强制她休养,那么她的助教位置就会被虎视眈眈的人夺去。当妹妹劝慰她做事不要太努力,好生休养,她说:“一个无依无靠的穷女教师要是不卖力做事,又有谁肯容留你呢?”她一直活在战战兢兢中,最后孤独的病死在医院中,在医院弥留之际,她对自己的职业选择深有悔意,她对妹妹感慨道:“如今想起来做女人还是平凡一些好,老老实实的嫁人管家养孩子,这就叫幸福啊!与众不同是不行的。”②穷尽一生努力去实现职业理想,到头来却认为嫁人是女人的正途,可见把职业作为谋生手段并没有给女性带来幸福光景,反而是灰心失望。《九重锦》中的王梅贞也是主动谋求职业的一位女性,她生于富商家庭,因不满未婚夫的不学无术而逃婚,参加革命,流亡日本,立志做一个独立自主的职业女性,但是她却处处碰壁,屡屡失败,纵然她的所谓的职业只是她寻找依靠的幌子,但也不可避免的遭到职业女性的种种困境。...................................三、女性情感生活困境的再现..........................17

(一)难以实现的幸福憧憬..........................17

(二)无法消解的孤独之感......................19

(三)不断追寻的自我价值..............................21

四、女性生存境遇的理性思考...................23

(一)矛盾的对立统一.........................24

(二)对女性生存困境的追问......................26

(三)社会和家庭双重价值的实现........................28

四、女性生存境遇的理性思考

(一)矛盾的对立统一

论苏青文学对女性生存困境的书写_第1张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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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苏青被张爱玲称为乱世里的盛世佳人,相比于她自己所拟的“歧途佳人”更能概括她传奇的一生,她优秀的文学修养,深邃的思想,精明的头脑,都是她独一无二的财富,也是女性文学的瑰宝。在复杂的时代背景下,她书写小人物在动乱的年代和动荡的沦陷区的喜怒哀乐,她极尽细致的勾勒了女性在物质生活面前低头的尴尬,在情感需求迫使下走入的情感陷阱,实现不了的幸福憧憬,无法消解的孤独之感,她书写女性困境,为女性命运扼腕叹息,同时弘扬女性自力更生的精神,赞扬女性在困境中对自我价值的寻找与肯定。苏青对女性生存困境的书写以小见大,即使由于时代的局限,她的思想中仍存在很大的矛盾性和缺陷,但她对女性解放提供的思考对于整个文学史以及女性发展史具有重大意义。

参考文献(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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