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临强还是坐在那里，靠在写着“宏文书店”四个字的灯箱边上，一小方发黄的方绒布垫在木制小板凳上，右手耷拉在翘起的左腿上，左手手腕处戴着儿子五年前“淘汰下来的”廉价手表，时常刷着一部老旧的“小方砖”、一部连打开图片都很吃力的智能手机，时而翻看手边三年前出版的过期杂志。
他坐在那里，望着几步远的岔路口，眼睛似睁若闭。
今年年初，房东要求房租从原来的一年八千涨到一万二。正因如此，第八年，成为王临强在这里卖旧书的最后一年。
事实上，选址偏僻、购买力逐年萎缩也同样成为这家书店关门的原因，“除去开学的那段时间，平常基本上每天就能卖出去一本，一二十块钱，了不起了。”
“都习惯了”
王临强住在店铺里。生活起居、吃喝拉撒被仅仅只有30平方的空间抹去了边界，厨房与洗手间之间仅是一扇门的距离。各种生活物品奇异地组合在一起，留着蒜末的砧板放在洗手池面盆上，坐便池旁边的涂料桶上放着洗菜的竹篾，一块捡回来的木板架着混着油脂和灰尘的调料瓶罐，肥皂出现在电热水壶的底座上，牙刷被放在插着三只筷子的搪瓷杯子里。
层层垒起的旧书瓜分着王临强的生活空间，每一寸空间都被叠放的旧书、生活用品占尽。书在书架上按不同学科整齐码放着，还有一些看不清书脊上文字的书被扎好放置在书架顶上，厚厚的灰在封面结成一层黑色的壳，各种叫不出名字的蝇虫的尸体躺在上面，泛着白。
店面外，是一个独立于城市与乡村之外的存在，漳州龙海市大径村。还没被拆掉的砖红古厝探出破旧的飞檐，杂乱的电线在千篇一律的民房间勾画出错综复杂的线条，墙壁上歪斜的配电箱露出不好招惹的电流声，店面不远处的空地堆放着附近居民的建筑垃圾，一起风，王临强就捂住鼻子往里躲，“后来就不躲了，这灰都习惯了。”
勉强翻身的床板堆着发着潮气的棉絮和没地放的衣物，两边靠墙、一面被书架堵住，上方被架起的木板压缩，半封闭的床只留一个口子爬进爬出。每当夜晚来临，王临强爬进白色蚊帐织起的黑色笼子里，闭上眼，睡在不得动弹的漆黑里。
狭小的空间使得床尾用了8年的电风扇永远也吹不到床头，一到夏天，睡在 “抽屉里”的王临强总是睡着睡着背后就汗湿一大片，“拿块硬纸板扇扇，扇着扇着就会睡着了。”
“别人干啥，我就干啥”
他说他“并不怕黑”，黑暗反而能给他一种“安全感”，狭小和黑暗的逼仄感总能唤起他年轻时在火车站倒卖走私烟时藏在下水道的经历。井盖一闭，列车车轮与铁轨的碰撞、行人匆匆赶路的脚步与喧闹，“外面什么都听不到了”，耳朵被井盖捂住，心脏的跳动在被黑暗挤压的井道里格外清晰。八十年代，藏在下水道里的王临强一次又一次躲过了稽查队员的脚步，当然，偶尔的“失手”也让他人赃俱获、“进去蹲过几天，不过塞点钱就能放出来了”。
王临强不喜欢雨天雨点砸在地上的声响，他说，“以前在黄梅县红砖厂用板车拉泥的时候，怕的的就是雨天”，80年代，20出头的王临强辍学后去了县里附近的一家制砖厂做小工。每到五六月的梅雨季节，接连不停的雨天让道路变得愈发泥泞，“板车一陷下去，半尺的轮子就拉都拉不出来了”。
王临强在前面拉着板车，两个人在后面推着，麻绳咬着王临强的肩膀勒出一道枣红的印记，王临强双手按住板车的两个车手、整个人钩着身板往前倒，这样，载着用麻袋装的几百公斤土的板车才能往前挪个一两步。
“也就是跟着一个同乡…… ”九十年代，已过而立之年的王临强不再拉板车，他和千万怀着“淘金梦”的青年们来到深圳。当时的他跟着同乡的一个工头一起，一群人飘在各个工地之间，扎钢筋、码砖……只要有钱，他“什么都愿意干”，“当时想就是有机会在深圳住下来，把妻儿接过来住。”
98那年，带头的工头讨薪不成，被老板找人给打断了腿，从深圳一家银行的楼顶上跳了下来，王临强轻描淡写地说着自己无关紧要的命运，“也好，死在了离钱最近的地方”。
不在工地做工后，“别人干啥，我就干啥”的王临强时常在不同的制衣厂打工，“他说不要你了，连声招呼都不打，你就得卷铺盖走人了。”说这话的同时，一只蚊子盘旋到王临强的面前、嗡嗡作响，王临强手臂保持静止、悄悄展开双手，黑色的瞳孔不知望向哪里转了几转，忽而，“啪”的一声，王临强手掌上多了一抹沾着血的黑点，他往裤脚处揩了揩，继续若无其事地说，“都是想吸干你的血啊，带后富个屁。”
“也不知道哪天这卷闸门就没人开了”
王临强和儿子王小东的关系向来不怎么好，儿子王小东高中读完后去了武汉的一所高专学了机床制造，工作两年后工厂由于经营不善倒闭，王小东经人介绍来到青岛做涂料工，刷墙、刮腻子、砌瓷砖……“这些活虽然累了点，但是赚的比在工厂强” 王临强提到儿子时，浑浊的眼里闪着光亮。
“我也想回去，可我儿子不让，他说我回去没人管……”
事实上，在与家相隔八百公里的地方，王临强自顾自的独居生活并没有所说的“有人照顾”。除了午餐煮的从湖北老家黄梅县带过来的腌草鱼，味蕾上的慰藉成为他仅剩的依靠，“老婆去年就回家带外孙了“，他的儿子”一年也就打个四五回电话”。
“他在电话里面问我，为什么别人的老头子给他儿子买房买车，你为什么什么都没给我，现在还找我要？” 王临强记起每一次和儿子的通话，都以电话那头挂断后的提示音而结束，王临强总是缓了半会，才慢慢把碎了屏的手机从耳朵边一点一点放下来。
“养个儿子就像完成一个任务，任务完成了，啥声就没了。”王临强一提到和儿子的矛盾，血压就高了上来，不大的眼眶泛起红润，手指隔着黑白印花的汗衫在心窝处反反复复画了几道，“这里空啊，夜里就在想怎么阎王不把我收走算了。”
王临强拿起手边昨天没喝完的半瓶雪津，昂起头，咽下一大口啤酒，他口腔里翻出一阵啤酒的酸味，喘了口气，眼睛看着地上，“也没办法，他刷墙养他两个娃也不简单。”
“也该走了”
王临强在这里卖旧书的第八年，会在这个夏天将全部没能处理掉的旧书全部运到造纸厂，在那里，所有印刷着不同内容的铅字发黄纸张都将成为纸浆池里的一部分，“这书，对有用的人来说，还值得几个钱；对没用的人，屁都不是。”
“回去也不知道做点什么好啊”，王临强坐在那方小木凳上，身后红底金字的对联写着“财源茂盛家兴旺 富贵平安福满堂”，旁边一张A4纸黑体加粗写着“书店转让”和两个号码。
“说不定回去找个小区去看车，做个保安”，他继续剥着花生米，把剥下来的花生壳码在台阶上的茶几桌面，他掸走膝盖上落下的花生衣，口里嚼着的花生米嘎嘣作响，“也好，现在和书坐一起，以后和电瓶车坐一起，都没什么两样。”
“八年了，也该走了……”
（原文中受访者观点为转述，不代表认同其政治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