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上死得最冤的科学大神，因误解被送上了断头台
麦迪逊·贝尔 赛先生 5月1日
拉瓦锡被誉为“近代化学之父”，但在227年前的5月初他被法国人民送上了断头台，结束短暂而卓有成就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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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拉瓦锡无疑是那个时代最杰出的天才。他百年难得一见的头脑为这个世界留下太多惊喜：测定氧气、氮气、硅元素的存在，制定元素周期表的雏形，设计并制造了无数划时代的实验设备，建立当时欧洲最先进的实验室，以实证主义精神建立现代化学，把世界从“可能是”，变成了“确实是”。
他也无疑是那个时代最冤屈的天才。为了探寻真理，他一人身兼多个公职，收入全部用来支持化学研究，还积极投身公共事业，却被误解为生活奢靡压榨人民的贵族；他坚守真理的底线，将沽名钓誉者拒于科学之门外，却被构陷终至殒命。
他的一生闪耀着理性的光辉，然而在大革命喧嚣的巨浪中，理性的声音无人理会，他最终死于革命的断头台，也死于自己对理性与真理毫不妥协的坚持。
撰文 | 麦迪逊·贝尔（美国小说家）
翻译 | 李雪梅
距巴士底狱被攻陷约一个月后，每年一次的“巴黎沙龙”的主管要求拉瓦锡撤掉大卫不久前为他和夫人精心绘制的肖像画，那幅画最近才参展。现在，沙龙的管理层担心，这幅画——画于拉瓦锡夫妇事业和社会地位鼎盛时期——可能会从情绪越来越不稳定的公众中引来非议。
画展中取代这幅画的是大卫另一幅描绘帕里斯和海伦的作品——有着标准无害的新古典主义主题。在恐怖统治期间，玛丽虽然失去了大部分财产，但仍然保留着她和拉瓦锡的这幅肖像画，并最终将其传给了侄孙女。1924年，她的侄孙女把这幅画卖给了约翰·D.洛克菲勒。
这幅著名的肖像画，曾出现在《简爱》《呼啸山庄》《基督山伯爵》等无数名著的封面上。
1789年，拉瓦锡出版的《化学基础论》巩固了化学革命，但在其他方面，这一年的春夏时节，拉瓦锡过得有点艰难。那副高调宣扬拉瓦锡化学革命胜利的肖像画的撤除，仅是拉瓦锡夫妇失去声望的征兆之一。
当时密切参与税收和法国国家财政相关事务的拉瓦锡，尽管可能误判了情势变化的方向和力度，但显然已清楚地意识到风向变了。1789年3月，拉瓦锡参加维勒弗朗克尔教区的第三等级代表选举。法国的第三等级属于政治集团，其成员既不属于贵族，也不属于神职人员。
在这个地区，拉瓦锡拥有巨额财产。为了解决法国日益严重的饥荒问题，拉瓦锡用几年时间在自己位于弗雷钦的庄园里进行了农业改革试验——这对周边大片地区都有好处，因此，他相信自己在这一地区很受欢迎。此外，为立即缓解粮食短缺问题，他当时还向罗莫朗坦（Romorantin）和布卢瓦（Blois）的城镇发放了大量无息贷款。
尽管这些行动本质上是慈善家的行为，但他宣布参选时的宣言多少带有类似民粹主义的辞令，这种辞令后来在法国大革命中盛行一时。他承诺，自己将“放弃选民不能享有的所有的财政豁免”，并宣布“从现在起，我们之间将不再有财政上的区别，我们将成为朋友和兄弟”。这种说法有点虚伪，无论拉瓦锡放弃什么豁免权，他仍是个大富豪，仍是弗雷钦大庄园的主人。
在3月9日布卢瓦的选举中，拉瓦锡的对手以意想不到的力度抨击他，称他是贵族，是包税总会成员。前一项指控有些讽刺，称拉瓦锡为贵族，比拉瓦锡把自己重新定位为普通选民更没说服力，他真正所处的社会阶层是上层中产阶级。拉瓦锡的父亲在拉瓦锡结婚时为他买的爵位——“国王秘书”——并不牢靠，拥有这些爵位的人在世袭贵族中并没有真正的立足之地，也寻求不到任何贵族的帮助和庇护。拉瓦锡与特吕代纳·德·蒙蒂尼和吉东·德·莫尔沃等科学同行不同，他没有在自己的名字上加上象征贵族的“德”（de），尽管他绝不是无产阶级，但他真心想要改革法国君主制宪政制度。
尽管如此，这次恶意的攻击还是成功了。他的一个对手煽动性之强，以至于拉瓦锡表示，如果不是因为自己“极其谨慎”，他都不知道“人们会对他做出什么过分举动”。布卢瓦集会上所发生的暴力事件只是拉瓦锡那一年所遭遇的困境之一。
之后，拉瓦锡想争取该地区贵族代表的席位，但布卢瓦的贵族们对他参与包税总会的事务感到不安。当时正接近完工的巴黎关税围墙，也许是包税总会实施的最不受欢迎的项目。在选举中，拉瓦锡同时受到贵族和第三等级的冷遇，这清楚地表明他包税总会成员和贵族的身份正受到人们质疑。尽管如此，接下来两年多的时间里，他还是没有辞去包税总会的职务。
虽然贵族们拒绝拉瓦锡作为候选人，但还是邀请他作为秘书为布卢瓦的贵族服务。在这个岗位上，拉瓦锡起草了一份关于最佳法国宪法的说明。虽然他所记录的是一个集体的综合意见，但文件中有些内容还是带有明显的拉瓦锡风格。新宪法必须首先保障人身财产安全，同时将神圣的自由人权扩大到所有人。在法国境内取消所有关税这点表明，拉瓦锡此时已充分认识到要与包税总会以往的做法有所区别，这才是明智之举。这部宪法建议所有税收实现平等，改革司法、农业和金融体系；最后总结道，如果没有制定和实施一部宪法，三级会议（选举代表机构）不得休会。
剩下的事情，都是老生常谈的历史。5月5日，路易十六在凡尔赛宫召开三级会议。经过约6周的激烈辩论，第三等级宣布自立为法国国民议会，并要求其他两个阶层即贵族和神职人员也都加入。国王的反应则是关闭了凡尔赛宫的会议厅，第三等级的代表们临时在巴黎杜伊勒里宫花园里的一个网球场重新聚集。6月20日，代表们在那里宣誓，在没有宪法批准的情况下，他们的机构不会解散。7天后，至少在名义和形式上，国王屈服了，并下令要求贵族和神职人员参加新的国民议会。
与此同时，出于自身安全考虑，王室政府增加了巴黎城外雇佣兵的数量。城墙内蔓延着由食品短缺和军队调动引起的紧张气氛，人们的情绪变得更加不稳定。7月12日，王室军队指挥官贝尔纳-乔丹·德·劳奈下令将库存的火药从军火库转移至附近的巴士底狱，在他的计划中，巴士底狱将是一个防御点，以防民众失控。事实上，示威者们很受民众欢迎，已经从驻守在荣军院和布雷顿维利耶酒店（包税总会的总部）未作抵抗的军队手中缴获了数千支枪。其他王室指挥官计划带着部队进入巴黎。
拉瓦锡夫人画的拉瓦锡在红铅实验中所使用的装置。拉瓦锡把他的化学天才运用到很多实用领域，比如测定烟草、火药的质量。
冲突一触即发，拉瓦锡在不断扩大的政治分歧中态度不明。拉瓦锡的实验室还在军火库，由于他担任火药和硝石管理局要职，拉瓦锡分担了将火药运到巴士底狱的责任。7月13日，第三等级代表宣称控制了政府，并任命拉瓦锡为该地区的秩序维持委员。同一天，民众开始拆除包税总会在巴黎周围修筑的关税围墙。
7月14日这一天，拉瓦锡大部分时间都待在现将总部设在巴黎市政厅的国民议会，试图证明将火药运往巴士底狱具有合理性，同时还向代表们保证，当事态发展到某种地步时，这些火药将用来维护公众的利益。当他还在争辩时，这个假设就变得毫无意义，巴士底狱的114名驻军劝说德·劳奈放弃了炸毁火药库的想法，并向外面成千上万的武装群众投降。总共有7名囚犯被释放。
7月17日，路易十六从凡尔赛抵达巴黎，在巴黎市政厅的选民代表面前，将新的革命徽章别在帽子上——标志着他承认所谓的国民制宪议会的权力。这是值得庆祝的时刻，但整个国家仍处于极不稳定的状态。农村地区到处都在发生农民暴动，巴黎城区激愤的民众纷纷涌上街头，极大程度地威胁着人身财产安全。
拉瓦锡明智地没有参与摧毁巴黎关税围墙的计划，现在他又被任命为拆除巴士底狱的名义负责人。这时，他对秩序的尊重，他在本质上的保守主义，以及他的良好判断力都发挥了作用。7月14日，民众便开始捣毁这座堡垒，但这项工作的工程量太大、难度太高，不可能一蹴而就。7月27日，拉瓦锡筹集了超过35000里弗尔的捐款（巧妙地分配到他的各种收入来源中，包括火药和硝石管理局、贴现银行和包税总会）支付给承包商，以便用一种更有序、更安全的方式拆迁巴士底狱。7月底还在讨论拆除这座建筑的各种技术问题。当工人们用鹤嘴锄拆掉巴士底狱时，这些讨论同样变得毫无意义。
8月6日，拉瓦锡在巴士底狱的工地上与承包商就拆迁的费用争论不休。这时，“叛徒的火药”事件爆发——这一事件实际发生在一艘即将卸货的船上，这艘船正把受人怀疑的火药运往埃松省。在这种情况下，拉瓦锡侥幸逃脱了非理性的处决，虽然他有着极强的在危机中保持冷静的能力，但对这一事件也感到震惊。拉瓦锡给科学院和国民制宪议会地方委员会宣读了一份自我辩护声明，以洗清这些误解给他的声誉带来的污点。然而，两周后他被要求从巴黎沙龙撤下自己的肖像画，可见他的澄清没有多大的效果。
1789年，拉瓦锡仍具有相当大的政治影响力，尽管他在幕后的影响力大于台前。他在火药和硝石管理局、贴现银行，甚至是包税总会都有职位，在政府的许多方面都具有影响力。受杜尔哥等重农主义者影响，拉瓦锡在这些领域扮演着改革者的角色。他相信改进方法能促进政府向好的方向发展，他与同时代的启蒙运动者一样，都相信将理性实证主义应用于经济和政治层面可能会取得成功。
拉瓦锡设计的凸透镜装置，在实验中可以产生高温。
经过1789年夏天的动荡，法国的局势似乎重新恢复了稳定。理性似乎在8月28日的《人权宣言》中得到了重申。拉瓦锡肯定会批准通过这个宣言，因为这与他在那个春天为布卢瓦的贵族起草的那份说明中的许多条款是一致的，并且基本上是模仿美国1776年的《独立宣言》而成。在大西洋彼岸，美国宪法以一种合理而庄重的方式在不断完善。1789年9月，美国国会投票通过了构成《权利法案》的前十项宪法修正案。拉瓦锡与其他温和派一样，期待着法国国民制宪议会采取类似做法，建立一种在某些程度上与英国类似的君主立宪制，一种在表述乃至实践上都更为自由的制度。
这种期望没有考虑到法国大革命和美国独立战争具有本质区别，这两场革命的爆发时间非常近，确实难以分辨。美国独立战争开始于抗税运动，最终以殖民地与殖民政权分离结束。尽管美国独立战争声称人人都有“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但其在扩展公民政治权利方面最开始是非常有限的，并且（就像法国激进分子很快开始抨击的那样）将大部分政府权力留在了依赖奴隶劳动的弗吉尼亚大地主手中。此外，美国独立战争并没有太破坏殖民社会的结构。
相比之下，法国大革命是一场真正的阶级起义，爆发在国家中心而非边缘的殖民地区。一开始，它在某些方面也做出了妥协——例如法国经济非常依赖加勒比（Caribbean）殖民地，特别是富裕的圣多明戈（Saint Domingue）地区的奴隶制。随着国内经济在法国边境日益混乱和多场对外战争的压力下逐渐崩溃，殖民地成为唯一可以依赖的收入来源。然而，法国大革命总有激进派，他们不做任何妥协，决心不顾任何经济或其他后果，最大限度地遵循解放思想的原则。当激进分子掌权时，旧法国社会的方方面面都将被连根拔起。
拉瓦锡和他的大多数温和派同僚一样，没有及时意识到这一重要区别。1789年10月初还发生了另一起冲突。当时，由面粉长期短缺引发的食品暴动在巴黎已是司空见惯。10月5日，拉瓦锡夫人玛丽遇到其中一起食品暴动，她（玛丽此时依然是一个热衷于步行的人）的马车被一群愤怒的女人拦住，这群女人的行为比男人还要过激。玛丽被迫走下马车，走在这群危险的织女（通常特指法国大革命期间在断头台下面一边看处决，一边织毛衣的女性）中间，直到她们厌烦了折磨她，才放她前去参加拉瓦锡和美国人古弗尼尔·莫里斯在军火库公寓计划好的午宴。
事实上，这些织女有更大的猎物：她们正在前往凡尔赛的路上，准备捕捉“面包师、面包师的妻子和面包师的儿子”——这是她们对王室成员的讽刺语。10月6日，法国国王、王后和王子在受尽凌辱后，被押回巴黎，关进杜伊勒里宫。国民议会也在毗邻的大厅里开设了办事机构。
这一事件之后，拉瓦锡开始尽其所能地远离政治。尽管他在贴现银行还活跃了好几年，但他同时也发现自己很难与因对军火的持续担忧而引发的丑闻撇清关系。
玛丽-安妮绘制的拉瓦锡呼吸实验图纸之一，图中一名受试者正在进行呼吸实验。玛丽-安妮正坐在右边做笔。玛丽-安妮是一位出色的画家，也是拉瓦锡的实验助理，她为拉瓦锡的实验绘制了无数手稿。
大革命的断头台从审判台变成了复仇与狂欢之地。尽管有传说拉瓦锡要求刽子手统计自己断头后的眨眼次数，但这只是传说。
在描述他认为的温和立场时，拉瓦锡流露出对旧制度的怀念。在声明法国大革命已经过了不可逆转的临界点时，他显然也希望革命的某些元素能够被逆转。
毫无疑问，许多温和派人士与他一样，对民粹主义可能达到的极端性十分紧张且不信任。无疑，他对富兰克林说的这句伤感的话是绝对真诚的：“此时此刻，我们对你离开法国感到非常遗憾。您本可以做我们的指导，为我们划定不能越过的界限。”
字里行间，我们可以看出，拉瓦锡虽然非常希望法国大革命就此结束，但他的眼力十分敏锐，强烈预感到将来会发生更多更糟糕的事。
然而，从他1790—1793年的行事轨迹来看，那种一厢情愿的想法似乎削弱了他的洞察力。拉瓦锡一直走在化学革命的前沿，但在政治革命上，却落在了后面。
1794年，拉瓦锡被人攻击，因税务官的身份被捕，5月8日被送上断头台处死。法国大革命结束后，拉瓦锡被重新认定为无罪。
为此法国大数学家拉格朗日无不感叹道：“他们只一瞬间就砍下了这颗头，但再过一百年也找不到像他那样杰出的脑袋了。”
注：本文节选自《死于理性：拉瓦锡与法国大革命》。最后一段为编者所加。
《死于理性：拉瓦锡与法国大革命》，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