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的日本是一个高度发达的现代化国家，其古代是深受中华文明影响的东方岛国。
在我们中国的儒家文化未曾传入日本之前，他们的同父异母兄弟姐妹之间是可以通婚的。也就是说，儒家强调的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和仁、义、礼、智、信这套“三纲五常”的东西还没有在日本的主流社会广泛传播开来。
由于地理上的关系，中国大陆与朝鲜半岛的交流一直是极为密切的，这种密切关系和影响不光深刻体现在政治、军事、文化等领域，甚至还通过邻近的朝鲜海峡直接影响到了古代日本。
从地图上看，韩国釜山港到日本本州岛山口县最西端的下关市，直线距离只有区区220公里。而从釜山到日本对马岛的直线距离只有51.40公里。
就算从釜山去九州岛的北九州，距离也和去下关差不多少。这在客观上为中国向朝鲜半岛和日本传播先进的中华文明提供了天然的便利条件。
我们中华文明对日本古代文明的影响，可能是很多朋友们想象不到的。
这不单体现在的日语当中有很多的汉字，也不光体现在日本的很多建筑风格都是我们中国唐代的建筑风格，还体现在日本的传统服装和服与佛教、医学等诸多方面。
古代日本只有语言，没有文字。
——斋部广成的《古语拾遗》转引自冈田正之的《日本汉文学史》第9页：“盖上古之时，未有文字，贵贱老人，口口相传，前言往行，存而不忘。”
据信汉字传入日本的时间很早，公元一世纪的时候，北九州的奴国与后汉交往，很可能就是用汉字进行沟通。
据《日本书纪》所载，神功皇后征伐新罗时把书籍从朝鲜带回日本。尽管很多学者倾向于认为，正式把文字和儒学传到日本的是百济的王仁，茶叔个人觉得在更早期的时候，就已经有人把汉字传入了日本，只不过还没有引起当时日本高层统治阶级的重视罢了。
公元285年（西晋太康四年），晋武帝司马炎在位时，日本是应神天皇16年。五经博士王仁从百济到达日本，向天皇献上了郑玄注的《论语》十卷和《千字文》一卷。
对他的到来，应神天皇非常重视。命令太子菟道稚郎子拜他为师，学习中国典籍文化。在此之后，又有很多百济的五经博士纷纷渡海来到日本。
这些对中华文化了解极深的朝鲜籍汉人，对儒家文化和中医、占卜、历书、算术在日本的传播起到了重要作用。
另外古坟时代还有大批从中国来到朝鲜半岛的汉族“归化人”到达日本。因为他们曾经接受过系统而完整的中华文化教育，学识渊博，因而受到日本朝廷的尊敬和欢迎，担任史官或博士并赐予姓氏。
说句题外话，晋武帝司马炎是个英明的皇帝，有着非常强的政治手腕，但是他在灭吴之后荒淫怠惰，为了巩固皇权大封宗室为王。
他的出发点不错，想要学习周朝那一套，以为能像西周、东周一样搞个四五百年七八百年的王朝。
但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
他死后没多久，司马氏家族就开始大规模内讧。持续混战16年，中间还夹杂着瘟疫，人民死伤无数，造成了深刻的苦难，史称“八王之乱”。
紧接着又引出来几乎灭亡汉族的“五胡乱华”。
“五胡乱华”后人也有称作“永嘉之乱”的，总之就是北方的少数民族和一部分汉族趁着西晋混乱的时候纷纷自立为王，在北方互相攻击混战。后世普遍认为“五胡乱华”是汉民族的大劫难。
正史不愿提及的就是所谓的“五胡乱华”中的少数民族军事力量，早期都是作为雇佣兵出现的，之所以出现这种混乱的局面，客观上的重要原因就是司马炎的错误分封决策导致的内讧使国力极大消耗和军事力量的极大削弱。
在任何时候都不缺乏有战略眼光和先知先觉的高人。汉献帝的曾孙阿知王就是其中之一。他在太康10年（公元289年）召集族人商量，为了避免即将到来的祸乱，准备借道朝鲜东渡日本。和他一起出走的亲戚部族大概有2000多人。
今天日本的原田、高桥、大藏等家族的共同祖先就是汉献帝的曾孙阿知王。
实际上还有人比阿知王更厉害，更有眼光。早在公元283年，就有一个叫做弓月君的人，率领120个部族的人民从百济横渡日本。这个弓月君自称是秦始皇的后裔，他们这些人擅长养蚕和织布，登岸后散居在日本各地。
后来日本的雄略天皇把他们集中起来，得到了92个部落，18670余人。赐给他们的首领姓秦酒公。把他们分别安置在适合养蚕的地方专门从事养蚕织布。
公元300年，也就是应神37年。天皇派阿知使主和他儿子从中国带回织女和缝女兄媛、弟媛、吴织、穴织四人。中国纺织工人带去了中原王朝先进的纺织和成衣技术，大大改善了日本人的衣着舒适程度。
在中原王朝的各个战乱时期，都有为了躲避天灾人祸的汉族人民进入朝鲜半岛避难，或者通过朝鲜半岛渡海到达日本。
所以在日本和朝鲜半岛的民族构成当中，有相当一部分是我们古代中国人的后裔，只不过随着时间的流逝，他们都融入到了今天的朝鲜族和大和民族中去了。
经由这些精通汉文化的汉族人或朝鲜籍汉人的努力，汉字和汉文在日本上层阶级之间得到了认可和推广。
而伴随着汉字的传入，儒学在日本也传播得越来越广泛，使日本无论在政治思想还是道德风俗上都受到了儒家思想的很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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