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天，是我们到”独立石”打柴的第三天。
刘贵夫妻俩一大早起来做饭，妻子玉莲在灶上忙乎，刘贵烧火，锅底下的柴禾怎么都燃不起来，浓烟倒出来，弥漫在屋子里，夫妻俩不停地咳嗽。
玉莲问：“都是晒干的柴禾，咋会冒恁大的烟？”
刘贵道：“上个月我才掏过烟囱，不该这么闷啊，我去看看。”
夫妻俩一边咳嗽一边来到院子里，玉莲搬了个凳子，刘贵踩上去，一手扶墙，一手拿一截树枝去捅烟囱，打摸到有个又光滑又硬实的东西。刘贵用湿布包住手，伸进去掏，不料掏出来一个铁家伙，头粗尾细像萝卜，仔细一看，是个炮弹。
刘贵说：这是想要我的命啊！
玉莲哭起来：“老天爷呀——”
刘贵家和白大爷家只隔一堵墙。我们正在烈属白大爷家院子里整理前几天打回来的柴禾，听到哭声赶紧跑过去看，见是一颗炮弹，我们吃了一惊，后退几步，呆在院子里。
后来，很多邻居都来看，大家远远地站着，议论纷纷。因为我们是外人，不便多说，吃过早饭就进山了。中午回来时，看到村里来了几个军人。原来 距离“独立石”不远的地方住有军队，他们接到报案，过来询问炮弹的事儿，把村里人和我们打柴人挨个儿问了一遍,也没有问出个结果。
“炮弹事件”的第四天，军队的调查组还在村里，我们离开独立石，拉着打好的柴禾回到了家。三个多月后，我在县城遇见独立石村的人，他说案子还没有破，刘贵从此不敢再当队长了。
第二年我们再来时，独立石村的队长换成了姓潘的人。
这一次，我和张锁住在刘贵家里。刘贵家里有8口人，小女儿十四、五岁，三个儿子都已成年，大儿子爱山已成家生子，小孩还在吃奶；二儿子爱国、三儿子爱林还没有成家。我们就和爱国、爱林住在一个屋里。
因为人多，刘贵家常常没饭吃。刘贵曾把自家宅院里四五把粗的桐树锯倒，拉到一百里之外的地方去卖，然后买了红薯干带回来给一家大小吃。
那时爱林正在相亲。爱林中等个儿，浓眉大眼，口才也好，女方看中了他，让媒人传话说：给她30块钱买个缎子袄面，然后就领结婚证。刘贵夫妻又欢喜又发愁，愁的是家里连五块钱都没有。思来想去，刘贵父子决定去砍自家坟地的林子去卖，父子四个连夜砍了一车林子（橡树枝），又半夜出发拉到20里外的县城卖掉，换来30元。
第二天晚上，队长潘青山来到刘贵家，进门就说：“你这是祸害我呀，还没有开山哩，你咋就砍林子卖？”
刘贵陪着笑脸，解释那30块彩礼的难处。好说歹说，潘队长的语气才稍微缓和一点儿，警告道：“不经我批准，一个树枝儿都不能再拿到山外啦！”
刘贵连连点头应承：“中啊，中啊，再不去砍了。”
潘队长转身要离开，刘贵突然拉住了他的胳膊，队长扭脸看向刘贵。
刘贵松开手，磕磕巴巴地说：“大、大侄子，还得再求你，队里借给俺点麦子吧！就要20斤、20斤，小林他对象要来家里，一口好面也没有啊，求求你……”
潘队长敛起了脸：“向队里借麦？亏你想得出！，一百多口子都指望那一点粮食过年哩，再说，家家都缺粮，恁多眼睛都盯着仓库门口呢。”
刘贵哀求道：“俺先应应急，过了这两天，我下山想办法，尽快还过来。”
队长瞪圆了双眼：“我说不中就不中，都像你这样，我咋收拾？”说罢，头也不回地离开了。
潘青山30多岁，去年才从刘贵手里接任队长。刘贵和他说话的时候，我和张锁、爱林都躲在里屋偷听，大气也不敢出一声。
等队长走远了，玉莲从厨房里来到堂屋，嘟囔着：“前几天潘富山还借20斤哩……”
刘贵叹口气，起身出去了。
玉林攥紧拳头道：“欺负人！”
我小声对张锁说：如果只有三五里地，今天夜里我就回家背来20斤麦。张锁拍拍我，我俩默默躺下，怎么也睡不着。不能帮助刘贵，我愧疚了好长时间。欣慰的是，后来，爱林和他的对象如愿成了亲。
农村实施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农民能吃饱饭了，我们不再进山打柴了。后来就断了与独立石村的联系。如果陈贵还健在,应该有90多岁了。